羅馬文字的統一性與多元性——從古風時代到帝國的終結

2025年11月25日傍晚，當今國際學界最重要的古文書學家馬可·史密斯（Marc Smith）教授為復旦大學西方古典學學程、歷史學系以及全校師生帶來了講座“羅馬文字的統一性與多元性：從古風時代到帝國的終結”（Unité et diversité de l'écriture romaine, de l'époque archa?que à la fin de l'Empire）。講座由歷史學系周之桓老師主持并翻譯，王忠孝老師一并出席。講座內容由復旦大學西方古典學學程項目助管左思佑同學整理，并獲得史密斯教授與現場翻譯同意刊發。

講座合影

史密斯教授于1963年出生于英國紐卡斯爾，1988年畢業于國立文獻學院（école nationale des chartes, ENC），1988年至1990年以及1992年至1995年在法國國家檔案館擔任管理員。其后于1990年至1993年擔任法國羅馬學院（école fran?aise de Rome, EFR）成員，期間完成了在高等研究實踐學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EPHE）的博士論文。目前，史密斯教授為國立文獻學院-巴黎文理研究大學古文書學教授、高等研究實踐學院-巴黎文理研究大學兼聘研究導師暨“古文書學與拉丁字母的書寫史”講席教授，并被譽為“拉丁文與現代古文書學教宗”，享有國際盛譽。他曾擔任國際拉丁文古文書學委員會主席（2015-2020）、希伯萊文古文書學委員會秘書長（2002-2011）以及法國歷史學會主席（2014）。同時，他還擔任多個古文書學知名叢書與期刊主編或編委：Monumenta Palaeographica Medii Aevi（Brepols）、Scriptorium、Gazette du livre médiéval以及Scrineum Rivista等。

講座現場

古文書學即“paléographie”，中文又可翻譯為“古文字學”或直譯“古書寫學”，是古典學輔助學科的重要組成部分，法語中稱其為“博學的科學”（science de l’érudition）。本場講座以拉丁文字的書寫史為核心展開，除討論了學界最關心的小寫字母的誕生這一基本問題，還重點探討了拉丁文的統一性與多樣性及從古風至古典晚期不同歷史階段的字體演變，結合不同書寫材質與社會文化背景解析文字的發展規律。

史密斯教授

拉丁文字的起源

要想梳理拉丁字母的歷書寫史，首先需要回溯地中海文明字母的起源。史密斯教授指出，公元前1800年埃及恐怖峽谷中出現的象形文字簡化版本，雖看起來接近圣書體，但已具備拼音文字特征，成為古希臘、伊特魯里亞等地中海文明字母的源頭，而拉丁字母則直接脫胎于伊特魯里亞字母。目前已知最早的拉丁文書寫實例之一是公元前 600年一件飾品別針上的文字：Manios me fefaced Numaisioi，含義為 “Manios為Numasios制作了我”，以飾品的口吻向讀者介紹自己的主人與制作者。

正在“說話”的別針

拉丁字母體系隨后不斷完善，公元前403年希臘字母順序確定后，借由伊特魯里亞字母，拉丁文仿照其確立自身字母順序慢慢確定自身的字母順序，在古代首先發明了字母f和g，由于伊特魯里亞人沒有g的發音，拉丁語最初用c的發音來承擔，隨后發明了g，而為了用拉丁語書寫從希臘語借用的詞匯，y、z被增加。字母j、u、w是更晚的發明，在中世紀甚至更晚期才被發明。在法國，字母u和j要到18世紀才出現。與希臘銘文相比，最初的拉丁銘文的幾何對稱性稍弱，并且字母更大，這同樣也是為了讓字母能被更清晰地識讀。教授列舉了一些例子，比如希臘字母π是如何演化出拉丁語p的，為了與希臘字母ρ區別，p加一捺形成R。這一演變過程在被羅馬人吸收的希臘語區的西部也有類似情況發生。

字母的起源

拉丁文字書寫的發展與變革

然而，在早期銘文中可以發現拉丁語和希臘語不同的特征：希臘銘文追求幾何對稱、文本長且字母小，而拉丁銘文字母較大且幾何對稱的美感并不突出。拉丁銘文并非無法做到對稱：公元前250年出現過罕見的青銅嵌石對稱銘文，證明拉丁語銘文可通過精密計算實現幾何對稱；同樣意大利奧斯克人的銘文也以精美的對稱為特色。希臘銘文刻寫大多粗細一致。而古風時代銘文特征與其后銘文特征的最大區別便是字母筆畫粗細對比更為明顯、字角飾線的出現以及整體書寫更具組織性。這一特點在公元前63年于羅馬建造的一座橋pons Fabricius上的拉丁銘文中也有體現。然而，該橋在經歷了重修之后，公元23年在橋另一面上新刻了銘文，此時的字母上出現了粗細不一的裝飾線，這一變化源于工匠在雕刻時使用平頭的刷子手寫再行雕刻，因此留下了粗細不一的線，構成了拉丁文字和希臘文字的核心差別。

史密斯教授2024年新作：一部關于@歷史的小書

字體的大小會影響字形，越大的字體字形便越正式，而較小的字體則接近于手寫體，這一差別在遺存下來的一塊刻有日歷的拉丁銘文上體現明顯。在一些現存的的畫出來而非雕刻出來的字也容易讓人聯想到正式的銘文雕刻，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手寫字體對銘文的影響。

古代拉丁文字的書寫載體呈現多元化特征。與希臘人相同，羅馬人常用木板涂蠟后以金屬等硬質刻筆（stylet）進行刻寫，比如龐貝銀行家Jucundus的蠟板書寫就被完整保留下來。莎草紙是另一重要載體，在那不勒斯考古博物館所保存的一個著名龐貝壁畫上可以同時看到莎草紙書寫和木板涂蠟兩種古代主要的書寫（或閱讀）方式。除此之外還有其他載體，如陶罐、印章或陶土地磚上。莎草紙上多為草體書寫，這種草體應用十分廣泛，甚至出現在馬賽克等非必要場景。部分載體上的文字無明確書法意義上的字體，僅滿足實用功能，如在容器上刻字表明容量。

莎草紙上的草體

“天書”

梳理完了拉丁字母從起源到古代的演變歷史，接下來史密斯教授帶領大家來到古典晚期，從古代走向中世紀。上文所述的草體在1-3世紀時已經出現了許多的連寫，最典型的如龐貝銀行家書寫內容中的“mille”。這是因為蠟板的書寫會使字母變得破碎而無法連貫，而莎草紙書寫的普及使得字體越來越連貫且連寫越來越多。在3世紀羅馬政治經濟社會全方位的改革中，受到時代影響，字體也會發生變化，越來越潦草，拉的很長，且越來越少使用蠟板，這逐漸使得草書誕生了新的書寫形式：適用于帝國內務府（chancellerie；或譯為“皇帝辦公室”）的書寫形式，字體被拉長且連貫，一直發展到5世紀，被稱作“天書”（litterae caelestes）——和中文的天書異曲同工，神圣且難懂。這一種字體也被程序化規定，“天書”體只由皇帝內部辦事使用，而其余辦事官員也模仿這種字體并發展出各自不同的字體。潦草的連寫誕生了新的符號，如“ET”演變成了我們熟知的“&”。

“&”的誕生

小寫字母的出現

草書的書寫也影響了同時期書籍上的文字，字體變得越來越圓潤而非方正，比如在現存的公元1世紀與2世紀的書籍上。而這種字體到了3至4世紀又發展出了一種新的字體——安瑟爾字體，并成為了書籍中所使用的主要字體。（西方）現存的8世紀以前的書籍都是此類字體。至此終于可以認為出現了和大寫字母完全不同的新的字體。但大寫字體也并未從書籍中消失，5世紀時大寫字體仍然會出現在奢侈的書本中，由老派的異教羅馬上層持有，內容大多為傳統羅馬文學，比如維吉爾。這種特殊的大寫字體呈方塊狀、厚重，但字母結尾仍然存在裝飾線，和基督教銘文相比差異顯著。

大寫字母經草書、安瑟爾字體逐步向小寫字母過渡，同時筆順也發生了改變。3至4世紀開始，逐漸在書籍中出現了原始小寫字體，從中再發展出了古典晚期與中世紀早期的半安瑟爾字體。這一名稱最早應當由意大利著名博學家、碑銘學家與古文書學家Maffei（1675-1755）命名，其后法國學者將其推廣，盡管它與安瑟爾字體并無關系。該字體呈現明確的三部分結構（“g”，“d”等字母的上伸部分和下伸部分被確定）。它與完全的小寫字體尚有區別，比如“g”的上方為一橫（類似于漢字“丂”），“n”仍然保留大寫N的形態。以上的字體雖然存在差異，但大體還是以統一性為主。

從大寫到小寫

文字：統一性與多樣性

公元6世紀之后，地中海世界的各個區域出現了差異性更大的書寫形式，遺留下來的例子包括西哥特刻在石頭上的草書銘文、墨洛溫王朝時期羊皮紙/莎草紙上的晚期草書（以圖爾圣馬丁修道院出納的記錄為代表）。到了加洛林時期，字體又發生了變化。加洛林王朝試圖復興羅馬人的書寫方法，同時又渴望有所創新，便打破了羅馬人單一書寫風格的特征，在同一文本內大小寫混雜：安瑟爾字體和半安瑟爾字體共存。同時，還首創了首字母大寫。這一時期的字體變革是對傳統古代書寫的再發明與再呈現，實現了西羅馬滅亡后字體的再度統一。

9世紀初的圣經：Bible de Rorigon, BnF lat. 3, f. 4r；我們可以看到大寫字體、首字母大寫、安瑟爾以及半安瑟爾字體共存

通過對書寫的考古可知，文字的書寫同時具有統一性和多樣性。盡管最初拉丁文字的書寫存在不同，但總體而言，羅馬帝國政治的統一奠定了文字的統一性，在西羅馬帝國滅亡以前，羅馬人的書寫基于一個共同的框架。而476年的歷史事件使得拉丁語區各個區域的文字書寫體現了多樣性，直至查理曼帝國的統一使得字體得以再次具有統一性。其帝國的分裂又再次造就了字體發展的多樣性，直到現代印刷術的發明才又實現了下一次的統一。對比中國與西方的文字書寫，二者似乎均遵循這一規律。

講座的最后，歷史學系王忠孝老師參與了現場交流，在場的學生也積極提問，與史密斯教授展開熱烈討論。講座圓滿結束。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王忠孝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