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帶你看清伊朗與西方的對立，何以走到這一步？

2026年2月的最后一天，一場代號為“史詩怒火”的大規模空襲與導彈打擊，以“閃電戰”的姿態撕裂了伊朗上空的平靜。

當地時間2月28日上午，美軍與以軍聯合對伊朗發動襲擊，伊朗首都德黑蘭、伊斯法罕、庫姆、卡拉季和克爾曼沙阿等多地受到影響。德黑蘭市中心發生劇烈爆炸，有濃煙升起。地區局勢在短短數小時內從“高度緊繃”滑向公開戰爭。

2月28日在伊朗德黑蘭拍攝的爆炸引發的濃煙。圖源：新華社

3月1日，伊朗方面證實，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在2月28日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的襲擊中身亡。此外，包括伊朗國防部長在內的約40名伊朗官員也在襲擊中死亡。

伊朗與西方的對立，何以走到這一步？

著名學者復旦教授包剛升在《大國的命運》中提供了嚴謹的分析框架。

書中系統梳理了伊朗對西方負面情緒的產生機制：從19世紀俄波戰爭割地賠款、英俄協議瓜分勢力范圍，到1941年盟軍入侵迫使禮薩汗退位，再到1953年美英策劃政變推翻摩薩臺——這些事件構成了伊朗與西方互動的關鍵節點。包剛升指出，這種長期的不平等關系，既激發了伊朗的民族主義思潮，也推動了伊斯蘭主義的政治反彈，最終導向1979年的革命。

該書的核心貢獻在于提出傳統大國現代轉型的分析框架：國內政治上，傳統大國往往在遭遇重大危機后才啟動變革；國際政治上，被西方支配的經歷容易催生敵對情緒，而實力提升后又可能引發權力競爭。兩者相互影響，構成轉型的結構性約束。

若想理解伊朗何以走到今天，以及“傳統大國”在歷史十字路口的選擇邏輯，這本書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認知工具。

（新聞來源：南方都市報）

本文摘自《大國的命運》

文 | 包剛升

伊朗對西方的負面看法或敵對情緒如何產生？

今天的伊朗是波斯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雙重傳承者。公元7世紀中葉前，波斯興起過兩個歷時較長的大型帝國，即公元前7世紀至前4世紀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和公元3世紀至7世紀的薩珊帝國。這兩個帝國為波斯文明奠定了基礎。公元7世紀之后，隨著阿拉伯人、蒙古人的入侵，波斯開始了伊斯蘭化進程。曾經統治伊朗較長時間的阿拔斯王朝與帖木兒帝國都是伊斯蘭帝國。這樣，伊朗人開始轉向伊斯蘭教，其統治機構亦有濃厚的伊斯蘭化色彩。到了16世紀的薩非王朝（又稱薩法維王朝），伊斯蘭教什葉派十二伊瑪目派被確立為帝國的官方宗教。這就使得伊朗不同于中東其他遜尼派占主導的伊斯蘭國家。總之，在遭遇西方之前，伊朗盡管內亂不斷，外部入侵與內部力量崛起此起彼伏，但這并不妨礙伊朗不僅有著關于古代波斯帝國的輝煌記憶，而且也是什葉派伊斯蘭教的中心。

波斯波利斯萬國來朝浮雕 圖源：國家地理

從18世紀末建立的愷加王朝開始，伊朗日益感受到來自正在興起的西方世界的壓力，而與西方主要大國之間的互動接觸、紛爭沖突、條約及戰爭，最終塑造了伊朗的政治進程。需要說明的是，本書定義的非西方傳統大國俄羅斯對伊朗政治影響很大，但在伊朗看來，俄羅斯也屬于來自歐洲的主要大國之一。從愷加王朝（1796—1925年）到巴列維王朝（1925—1979年）的早期，由于西方世界的興起與伊朗的停滯不前，伊朗從中東地區的一個主要強國淪為一個任由西方主要大國支配和主宰的國家。大體而言，伊朗主要在三個方面受制于它跟西方主要強國之間的不平等關系：領土與主權、資源與經濟利益、文化與宗教。伊朗在領土與主權上的對手首先是俄羅斯。在伊朗人看來，俄羅斯無疑是一個來自歐洲的、斯拉夫人的東正教國家。愷加王朝一度想征服今天的亞美尼亞、阿塞拜疆、格魯吉亞所在的區域，但這與俄羅斯的南向擴張發生了沖突，結果導致了1804—1813年和1826—1828年的兩場俄羅斯-波斯戰爭，并且簽訂了“被伊朗人民視為有史以來最屈辱的”《古利斯坦條約》和《土庫曼恰伊條約》。伊朗的戰敗，不僅使其失去了黑海與里海之間的領土，需要向俄羅斯支付2000萬盧布的賠款，而且還向世界證明了伊朗是一個無力自保的國家。對伊朗來說，另一個重要的西方國家是英國。在內外交困之下，愷加王朝1814年同英國簽署《德黑蘭協議》。該協議給予了英國許多政治、經濟與軍事特權，同時規定“英國一方則保證如有歐洲國家企圖侵犯伊朗領土，將向伊朗提供所需的軍事與經濟援助”。伊朗簽署該條約的目的，是在日益不安全的國際體系中尋求一種安全保障與財務支持。但實際上，這意味著伊朗已經淪為英國的保護國。19世紀中葉，當時尚年輕的沙王納賽爾丁支持的改革派總理大臣阿米爾·卡比爾主持的激進現代化改革中途夭折。一種解釋就是，無論是英國還是俄羅斯，都不希望伊朗成為一個現代化強國。1855年，伊朗與英國、英屬印度因今天阿富汗境內的赫拉特的控制權發生戰爭。1857年，伊朗戰敗，被迫簽署《巴黎協定》。此后，由于受制于英俄兩國，又要推進現代化，納賽爾丁·沙又把開辦銀行、修筑鐵路、經營煙草等壟斷權授予英俄兩國的機構，甚至向俄羅斯出讓了海關控制權。20世紀初，新任沙王穆扎法爾丁又將石油開采權授予外國機構。在許多伊朗人看來，這使得伊朗已經淪為英國與俄羅斯的經濟殖民地，政府走上了背離伊朗人民利益的道路。

1907年，由于歐洲局勢的緊張化，英國與俄羅斯簽署協議以瓜分在伊朗的勢力范圍，即俄羅斯控制伊朗北部，英國控制伊朗南部。隨后，俄羅斯與英國又直接出兵伊朗，以便控制各自的勢力范圍。這一系列事件引發了伊朗的城市騷亂與社會暴動。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盡管伊朗宣布中立，但俄羅斯、英國和奧斯曼帝國的軍隊依然肆意占領了伊朗的許多省份。當一戰臨近尾聲時，“英國成了支配伊朗的唯一外部勢力”，英國還“在伊朗強行通過一項半保護國協定，從而將伊朗的財政、國防、公安和主要的公共服務置于英國控制之下”。英國的此種做法，自然又激起了伊朗國內反對英國干涉的社會運動。

俄國十月革命之后，英國的一個擔心是伊朗的布爾什維克化，所以積極推動愷加王朝內部的軍事政變，結果就是幫助禮薩汗·巴列維創立了巴列維王朝。禮薩汗執政以后積極推進伊朗的現代化改革，其中包括要改變跟西方主要大國之間的不平等條約或其他租約。一個爭議點就是，伊朗希望改變英國波斯石油公司的合作條件。1932年，兩國之間因為這項重大利益幾乎到了劍拔弩張的程度，后來才勉強達成了新的協議。巴列維王朝此時的做法是在歐洲主要大國之間玩政治平衡的游戲。當二戰爆發，特別是德國對蘇聯發起長驅直入式的進攻后，巴列維王朝盡管宣布中立，但其實際政策較為親德。在這種情況下，1941年8月25日，英國和蘇聯對伊朗宣戰，并入侵伊朗。英國很快就依靠強大的空軍消滅了伊朗海軍的主力部隊。這場危機最終導致了禮薩汗的退位與流亡。

禮薩·汗（Reza Shah Pahlavi，1878年3月16日－1944年7月26日），伊朗巴列維王朝開國國王，出生于伊朗北部馬贊德蘭省。

英國和俄羅斯對伊朗的長期支配、戰爭與入侵，不僅被視為國與國之間的不平等關系，而且還被視為西方與東方、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之間的不平等關系。在伊朗與西方的互動關系中，少數親西方的伊朗精英認為，伊朗的前途在于向西方學習，成為一個現代化、世俗化的國家。然而，這只是少數伊朗精英的想法。跟英、俄之間的長期不平等關系激發了伊朗的民族主義思潮與伊斯蘭主義思潮。由于伊朗是波斯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主體性傳承者，這些思潮更可以被視為伊朗對西方主要大國入侵的政治反彈。

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往往被視為一個近現代的政治現象。法國大革命通常被視為催生近現代民族主義的重大事件。此后，民族主義思潮開始向世界其他地區傳播與擴散。如果說西方人到來之前，伊朗主要受帝國思維支配，那么西方作為一種強勢文明的入侵，首次讓伊朗認識到了自己的民族身份。戰爭的失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西方軍隊的入侵以及一系列經濟利益與權利的喪失，都激發了伊朗更強烈的民族主義思潮。對許多發展中社會來說，它們往往是在面對強大的“他者”時，才重新回頭定義自我并形塑自我認同的。特別是，波斯文明與伊斯蘭文明都是前現代的強勢文明之一，對伊朗來說，要重新找回這種傳統與認同并不難。

1891—1892年，伊朗發生了“煙草叛亂”。事情的起因是，納賽爾丁·沙向英國一家機構一次性出售了在伊朗生產、銷售與出口煙草的壟斷性特許權，此舉引發了大規模的抗議，甚至是城市動亂。1891年12月，一場由宗教人士介入的抵制吸煙運動在整個伊朗爆發了。最終，大規模的社會運動迫使國王廢除了外國機構煙草壟斷特許經營權。有歷史學家認為，這一重大事件意味著伊朗作為現代民族國家意識的覺醒與現代伊朗民族主義的形成。同樣重要的是，這場運動把伊斯蘭教教士集團推上了伊朗的政治舞臺，包括教士、工商階層、知識分子在內的伊朗較為活躍的政治精英階層開始形成。

在此過程中，伊朗開始出現一批主張復興伊斯蘭主義的宗教學者。賈邁勒丁·阿富汗尼就是影響很大的泛伊斯蘭主義倡導者。在他看來，無論伊朗跟歐洲強國的問題，還是其他伊斯蘭國家與歐洲強國的問題，都是伊斯蘭文明與西方基督教文明的關系問題。阿富汗尼的核心觀點，是對英國殖民主義、西方帝國主義的批判以及對回歸伊斯蘭傳統、統一伊斯蘭教的呼吁。在他看來，伊斯蘭教是動員公眾反對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有用信條。當然，他并不排斥采用西方的現代技術，認為這是抵制西方的關鍵。總體上看，以阿富汗尼為代表的泛伊斯蘭主義思想的興起，很大程度上是由伊朗跟西方世界之間持續的沖突與戰爭引發的。既然伊朗長期處于國際政治的受壓迫地位，伊朗產生自身的挫敗感和對西方世界的負面看法不過是一種正常反應，這種反應還進一步表現為主張回歸伊斯蘭傳統和敵視西方世界。

禮薩汗退位以后，其子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1941年繼承王位，并一直統治到被1979年伊斯蘭革命所驅逐。二戰結束以后，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的首要工作是處理好跟美國（及英國）、蘇聯和阿拉伯世界的關系。總體上，這位國王是一位親美派，特別是1959年《美伊防衛條約》簽訂以后，巴列維王朝的外交全面倒向了美國。由于上文已經討論的原因，伊朗統治集團親美，不僅不受歡迎，而且被認為是出賣國家與人民利益的行為。

1963年，國王推出了白色革命計劃，包括進行土地改革、森林國有化、普及女性選舉權、掃除文盲運動、分享工業利潤以及部分國企私有化等。由于這一系列改革計劃與現代化方案的推行，加上石油價格的長期堅挺，伊朗到1970年代已經成為中東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與現代化程度較高的國家。但這一切并沒有提高巴列維王朝的受歡迎程度。到了1978年，由于不滿巴列維王朝的施政和石油危機引發的問題，伊朗民眾開始大規模的示威與抗議，并最終導致了整個國家的癱瘓。1979年2月，巴列維王朝崩塌，流亡回國的宗教領袖霍梅尼開始掌握實際權力，并將伊朗轉變為伊斯蘭共和國。由此，伊朗的政治權力從親西方的世俗主義者手中，轉移到了反西方的伊斯蘭主義者手中。伊朗這一場影響至今的伊斯蘭革命的發生，固然有很多具體的原因，但如果以本書的分框架來討論，不過是伊朗作為一個非西方傳統大國面對19世紀以來西方主要大國的入侵與支配所作出的一種政治反應。

西方的角色與傳統大國的選擇

本項研究提出了一個過去不被學術界重視的理論問題，即傳統大國的現代轉型困境。在本書的理論視野中，這個理論問題不僅非常重要，而且不同于一般國家的現代化或現代轉型。由于是傳統大國，它們跟西方世界之間往往有著較為特殊的互動方式，進而會影響它們的現代轉型邏輯。本章的學術貢獻，是為理解這種傳統大國的現代轉型難題提供了一個新的解釋框架。這一解釋框架通過關注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的雙重視角來理解傳統大國的現代轉型難題。筆者將本章的核心分析框架總結為五個命題，實證研究部分則主要分析俄羅斯、土耳其、伊朗、埃及、印度等五個傳統大國變革與轉型的歷史經驗。這項研究的主要理論發現與啟示是：

首先，沒有一個傳統大國可以以上帝般的全知全能視角來選擇最優的變革與轉型路徑。實際上，每一個傳統大國實際的變革與轉型路徑，都是在諸種約束條件下的復雜政治博弈的產物。這里的約束條件，既有國內政治的因素，又有國際政治的因素。從結果來看，這種約束條件下的政治博弈既有可能導致相對順暢、成功的變革與轉型，又有可能導致相對曲折、失敗的變革與轉型。但不管怎樣，所有大國轉型都是在諸種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的約束條件下發生的，而從來不可能是少數政治精英單方面設計的產物。

其次，這項研究發現了跟傳統大國現代轉型有關的一系列邏輯。從國內政治上講，主要是三個命題：傳統大國除非遭遇重大危機或戰爭失敗，否則就傾向于維持現狀，而非傾向于啟動變革與轉型；面對西方興起帶來的沖擊，傳統大國往往面臨著國家重建與民族重建的政治任務；傳統大國一旦擺脫危機，實現實力提升，就容易走上重新定義與塑造傳統的道路。從國際政治上講，主要是兩個命題：由于被西方打敗或被西方殖民的經歷，傳統大國容易產生自身的挫敗感和對西方的負面看法或敵對情緒；傳統大國只要實現獨立自主與實力提升，就更可能與西方主要國家產生區域性或全球性的權力競爭。進一步說，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這兩個層面還是互相影響的。

再次，對傳統大國現代轉型及其難題來說，西方世界特別是西方主要國家的角色再怎么強調也不為過。一方面，如果不是西方世界的興起，對許多傳統大國來說，現代化這個問題本來就不存在。正是因為西方世界的興起，傳統大國的現代化或面向現代的變革與轉型才提上議事日程。從積極意義上講，正是因為西方的興起與現176/大國的命運代世界的誕生，傳統大國才獲得了新的可能性。從消極意義上講，由于西方的興起，這些傳統大國突然之間就成了落后國家，并且處在一個西方世界引領的并以其規則塑造的現代世界中。

另一方面，西方的興起以及全球擴張過程在很大程度上制造了自己的敵人。西方的全球擴張，既伴隨著經濟、技術與市場的擴張，又伴隨著政治與軍事的擴張，其極端形式就是憑借軍事優勢打敗或征服其他傳統大國，甚至把這些國家變為自己的殖民地。這種格局使得許多傳統大國既要努力追求現代化，推進面向現代的變革與轉型，又容易產生自身的挫敗感與對西方的敵意。所以，對這些傳統大國來說，無論政治精英持有何種政治立場，民間往往充斥著反西方的觀念與情緒。一旦一個傳統大國真正走上反西方的道路，這就不只是外交意義上的，而且是內政意義上的。就此而言，西方往往在制造自身的敵人。這是值得西方國家反思的歷史問題，如何在未來的對外政策中避免制造自身的敵人，這也是西方國家需要思考的現實問題。

當然，即便西方是同一個西方，也并非所有傳統大國對西方的政治態度都是一致的。這里可能有三個關鍵變量：一是這些傳統大國跟西方世界的互動方式存在差異；二是這些傳統國家本身就存在著顯著的差異；三是不同的傳統大國處在不同的地緣政治與世界格局之中。在這些傳統大國中，相對而言，印度對西方主要國家最為友好。這就跟上述三個因素的差異有關。

最后，從這項研究來看，傳統大國在現代變革與轉型路徑上的主動選擇權其實并不是很大，因為它們往往面臨著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的雙重約束。那么，這是否意味著這些傳統大國無能為力而只能任由命運的擺布呢？其實并非如此。對所有傳統大國來說，它們大體上有一些重要的機會窗口。這些機會窗口往往跟重大危機有關，這種重大危機足以導致舊制度的松動與新政治均衡的出現。此時，處在政治舞臺中央的領導層往往具備相對較大的選擇權，他們更有可能擺脫諸種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約束條件，而做出較為大膽的能夠左右他們國家命運的關鍵性選擇。這種選擇可能會影響一個傳統大國此后數十年甚至更長時期的政治命運。

《大國的命運：從政治危機到國家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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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包剛升

出版日期 2024.06

編輯推薦

1800年以來，英國作為第一個現代化國家興起之后，許多主要大國——特別是非西方傳統大國——普遍經歷了一系列政治危機，而后又普遍地經歷了一個復雜的政治重生或國家再造的過程。本書試圖解釋這些國家在工業革命與現代化的沖擊之下所經歷的政治經濟變遷，理解這些變遷的相似性與差異性及其背后的理論邏輯。

本書用五章內容，闡述了英國興起之后大國發展可能面臨的五個階段，即危機、困境、轉型、崛起與領先，通過對具體大國案例的分析解讀，構建了一個理解大國政治經濟變遷的嶄新理論框架，具有深刻的洞察力與很強的現實意義。

英國和西方興起之后，為什么非西方傳統大國都無一例外地陷入重大政治危機？何為傳統大國的現代轉型難題，大國轉型究竟難在哪兒？為什么有的大國崛起導致了戰爭，而有的卻能維系和平？中美之間會爆發劇烈沖突嗎？到底何為全球領導者？全球領導者的基本特征和邏輯到底是什么？非西方傳統大國是否有機會成為新的全球領導者？諸如此類的重大問題，作者都在本書中做了令人信服的解答。

包剛升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政治理論、比較政治與政治史。

著有《民主崩潰的政治學》《政治學通識》《民主的邏輯》《抵達：一部政治演化史》《儒法道：早期中國的政治想象》《演變：西方政治的新現實》《包剛升政治學講義》以及英文專著Politics of Democratic Breakdown（Routledge 2022）等。

被評選為“《經濟觀察報》2018年度致敬作者”。

作品先后入選“《新京報》2014年度社科類好書”“第一財經2023年度十佳圖書”“搜狐文化好書之選2023年度十大好書”“鳳凰網2023年度十大推薦圖書”“騰訊讀書2023年人文社科十大原創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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