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惠敏評《盛世滋生》｜檔案里的盛世密碼：清代皇權的算計與得失

《盛世滋生：清代皇權與地方治理》，賴惠敏著，浙江大學出版社，2024年11月出版，450頁，148.00元

國家檔案局官方網站推送的陳功躍《青年檔案工作者的責任》一文開宗明義地指出，“檔案是歷史的記憶，是人類文明的傳承，是人類社會的原始記錄”（2013年11月13日）。對于史學研究者而言，檔案既是歷史記憶的重要載體——記錄歷史，連接過去和未來，也是史學研究的重要支撐——提供新史料、新問題、新視角，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對此，法國歷史學家阿萊特·法爾熱（Arlette Farge）在《檔案之魅》一書談道，“檔案是時間織成的布面上的一個小缺口，是對意外事件的一瞥”，而且“檔案推動人們去閱讀，它能夠‘俘虜’讀者，使其產生一種真相最終水落石出的感覺”（商務印書館，2020年，第4、5頁）。臺北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賴惠敏研究員數十年來抓住每次前往北京的機會，廣泛搜集、深度利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宮檔案，并借助“近水樓臺先得月”的優勢，勤力運用其所在的近代史研究所、臺北“故宮博物院”藏種類豐富的清宮檔案，以及“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清檔案》，采取先發表系列專題論文、再統合為專著的“賴氏模式”，先后出版了《天潢貴胄：清皇族的階層結構與經濟生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清代的皇權與世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乾隆皇帝的荷包》（中華書局，2016年）、《但問旗民：清代法律與社會》（中華書局，2020年）、《滿大人的荷包》（中華書局，2020年）、《乾隆皇帝的百寶箱：清宮寶藏與京城時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年）等廣為學界稱譽且十分暢銷的學術力作。令筆者深心佩服的是，向來用功甚勤的賴惠敏先生并未止步于此，而是繼續日復一日潛心鉆研“故紙堆”，讓檔案文獻在新著《盛世滋生：清代皇權與地方治理》中煥發出新的生命力，彰顯了別具一格的“檔案之魅”。

作為深耕清代社會經濟史四十余載、享譽海內外的資深學者，她以獨特的“皇室經濟學”視角，將微觀的宮廷收支與宏觀的國家治理——地方治理和邊疆治理——交織成一幅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盛世滋生：清代皇權與地方治理》一書不僅是對“康乾盛世”的重新詮釋，更開創了以財政檔案揭示清代多民族統一國家邊疆治理特點、以文化史取徑探討清代地方治理復雜面相的新范式。是著主要圍繞財政收支、邊疆治理與資源分配、皇權對城市發展的影響、皇權與地方治理等議題，分十章展開論述，讓讀者借助豐富的檔案史料和隨處可見的數據統計圖表，以及量化分析得以深刻了解到：浙江茶葉銷往華北、蒙古，以及兩湖的茶葉販至蒙古、新疆等僻遠之地，并非只是出于全國市場需求自然形成，而是由清代國家有意推動的。這與美國新制度經濟學的重要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C. North）《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的核心主張不謀而合：經濟行為的制度安排是產生經濟效能的關鍵因素之一；制度環境影響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行為，進而影響市場效果。即是說，制度環境有其不確定性和復雜性，不同的制度安排帶來不同的經濟績效——有效的制度安排可以促進經濟交易、降低交易成本、增加創新和投資，并推動經濟增長，而制度的失敗或缺陷則可能導致資源配置的低效、市場失靈和經濟衰退。清朝由盛轉衰的歷史進程及其深層原因亦不妨如此理解。在此，筆者不揣淺陋，嘗試將通讀全書之所思所想分述如下。

檔案研究的“物質性轉向”

《盛世滋生：清代皇權與地方治理》一書的研究旨趣打破了制度史“重文本輕實踐”的局限，開啟了檔案研究的“物質性轉向”。具體而言，本書作者不再囿于《大清五朝會典》《清實錄》等“官書記載”，轉而聚焦種類繁多的清宮檔案、地方檔案及碑刻資料中的“活態記錄”。例如作者在閱讀檔案時“特別留意皇帝對蘇州經濟發展的影響力”，發現“《內務府庫銀月折檔》《宮中朱批奏折·財政類》檔案記載乾隆皇帝利用稅收支持蘇州絲織生產”（第2-11頁）；又如透過《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以下簡稱《活計檔》）不僅展現了乾隆皇帝之“寡人好貨”形象及其對蘇州經濟發展和庶民消費的深刻影響（11-15頁，19-38頁），而且通過乾隆皇帝不惜重金由蘇州造辦處成造大量玉冊——乾隆二十三年（1758）乾隆皇帝御書《御制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文》回顧清廷進軍伊犁、平定達瓦齊割據勢力的過程及善后措施，除刻碑立于國子監，還命蘇州織造局做成青玉碑文玉冊送京，乾隆四十三年（1778）和乾隆四十五年（1780）分別造送《御制平定兩金川告成太學碑文》玉冊、《優恤土爾扈特部眾記》玉冊各一份，“借以表征他大一統天下的豐功偉業”（16頁）；再如通過爬梳《內務府銀庫用項月折檔》之繁瑣記載，點明蘇州織造局還深度參與了“乾隆皇帝以佛教器物與蒙藏諸王進行文化交流，常以蒙文《甘珠爾》賞賜蒙古王公貴族”之邊疆治理實踐（16-18頁）。作者還從更寬廣的視閾進行比較研究，指出“乾隆皇帝的佛裝像藏于西藏、蒙古及北京的寺廟，代表他為藏傳佛教世系傳承中的轉輪王，并借此向蒙藏民眾暗示他就是人間的‘佛祖’。而在漢人社會，則是借由皇帝南巡或官員辦貢，將圣君形象及宮廷文化推展到民間，室內裝潢、家具和碟盤器用或許正是推展宮廷禮儀的方式之一”（74頁）。這一看法極富見地：不同物質（佛像、食物、器物、家具，乃至舶來品等）因國家制度的有意安排而流向不同疆域，展現出清帝國統治者面向不同族群的多元統治手段。同時表明：清代在鞏固大一統政權、強化國家認同方面的貢獻，與乾隆皇帝于軍事彈壓外還尤為看重“貿易”和“宗教”手段息息相關。

該書還設專章“討論了嘉慶朝的皇室財政”（163-204頁），“以內府檔案來證明民間傳說的‘和珅跌倒，嘉慶吃飽’并非真實”，并且結合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進一步指出，嘉慶皇帝竭力塑造的“崇實黜奢”的君王人設也僅限于在位初期。嘉慶皇帝雖然不像乾隆皇帝那般“寡人好貨”，相反格外強調“節流”，反對“開源”（如禁礦政策），但也因此讓國家財政陷于困境，這也是道光朝面對內憂外患時處處捉襟見肘的重要原因之一。為充實“荷包”，“嘉慶皇帝變價許多金、玉、東珠等”（如準內務府將三等內五分下東珠、五等東珠、無光東珠、大小珍珠，共計八萬二千九百零六顆全部變價），此舉“打破了貴賤藩籬”，使原本系命婦專用品的金珠玉翠流入帝都商鋪，成為庶民的消費品。該措施雖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短期壓力，卻暴露出清帝國的深層危機：傳統賦稅制度因土地兼并、吏治腐敗而失效，僅靠變賣宮中珍寶難以根治龐大軍費、河工等支出、地方虧空積重難返帶來的財政赤字。究其根本，節儉治國若脫離制度變革與有效開源，終難挽頹勢，這反映了此時清王朝在危機應對上已系統性無力。

嘉慶帝

與“皇帝好貨”一樣，宮廷婦女、太監、內務府官員、匠役（含外雇工匠）等亦“皆為物役”——皇家貴婦忙于實物變現，余者則上下其手、里應外合竊取宮中財物（81-158頁）。作者利用《內務府奏銷檔》探討溫惠皇貴太妃（康熙皇帝的嬪妃，享年八十六歲）及其太監們在后宮的營生，不僅讓讀者得以深入管窺清朝后妃的金冊寶成色，儀仗及冠服的等級和制式，按照位分等級獲得的宮分（年例銀、綢緞、布匹、金線、紗、棉花、皮張等），以及各種日用花銷和衣著，而且據此了解到清代后妃和太監們為補貼年例銀之不足，前者熱衷于將人參、金銀、緞紗、貂皮等實物資產變現，后者則傾向于購置田地、投資藥鋪、利潤豐厚的當鋪，以及經營其他鋪房。作者通過這一經典個案研究發現：首先，“清代內務府管理后妃財務的制度不夠嚴謹，康熙以來，擔任首領太監者，一切金銀綢緞每年任意出入，全無賬目可稽查。雍正以后，后妃的賬目上新收、開除及實在項目不清，而且首領太監交接時，沒有給舊管的賬目，因此太監們趁機偷盜物品”（118頁）；其次，康熙遺孀“溫惠皇貴太妃的緞匹流入市場者在數千匹以上”，連備受乾隆皇帝寵愛的“和敬公主也將金器、綢緞變價來購買房屋、田產等”，至于其“將儲值性質的金銀變為房地產并從中獲利”，則頗“符合乾隆皇帝發商生息的作風”（119頁），堪稱皇家版“有其父必有其女”。相比之下，太監利用特殊身份之便“偷珠寶玉器等項甚多，如入無人之境”，則充分暴露了內務府“從人事制度到器物、檔案管理上”皆存在“不少的漏洞”（139頁）。

茶葉：清帝國邊疆治理的戰略資源

由于茶葉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緊缺性和必要性，往往被賦予政治意義，成為古代中國羈縻邊疆的重要手段。北宋利用吐蕃民眾“嗜茶”特點，探索出一套集茶法、馬政、邊政于一體的“以茶治邊”策略，置“都大提舉茶馬司”，對邊茶統購統銷，專“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規定“凡市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宋史》卷一六七《職官志第一百二十·職官七·都大提舉茶馬司》，中華書局，1960年，3969頁）。明代繼承和發展了宋代的茶馬貿易政策，認為“惟茶法馬政，內充軍實，外馭諸番，為國家要務”（《皇明經世文編》卷三八六《諸司農文集·條議茶馬事宜疏》，中華書局，1962年，4180頁），強化了國家對茶葉資源的壟斷與支配。清承明制，為了更好地控馭西部和北部邊疆，通過“市易和賞賜并舉”之手段將磚茶作為國家戰略物資，有效地實現了“以茶安邊”的政治目標（賴惠敏、王惠敏：《興衰有道：清代北商的磚茶貿易》，《史學集刊》2024年第2期）。清廷通過控制茶葉供應有效管控邊疆民族地區，并在邊疆部落叛亂時實施禁運作為制裁（王惠敏：《乾隆朝金川戰爭新探——檔案文獻與田野調查雙重奏》，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25年，61-62頁）。這種“以茶制邊”策略，既維護了邊疆秩序，又促進了文化認同，有助于國家統治疆域的穩固。

王惠敏著《乾隆朝金川戰爭新探：檔案文獻與田野調查雙重奏》

萬秀峰等著《清代貢茶研究》（故宮出版社，2014年，39頁）指出，浙江是清代貢茶的重要省份，且貢茶種類繁多，然則其中數量最大的不是龍井，而是黃茶，每年達數百斤。何新華在《清代貢物制度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27頁）中根據《大清會典事例》之記載給出了更可信的數據，即浙江布政司年進貢上用黃茶二十八簍，內用黃茶九十二簍，每簍八百包（每包二兩，即每簍重一千六百兩，按照清代每市斤十六兩計，每簍重一百斤，一百二十簍即一萬兩千斤）。黃茶作為貢茶規模遠超龍井，彰顯了它在清代宮中的地位。《盛世滋生》一書另辟蹊徑，從《宮中檔朱批奏折軍機處折件》《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折》《蒙古國國家檔案局檔案》入手，發現浙江黃茶除了用作貢茶、“成為清宮建構社會階級的物質形式之一”外，還在內札薩克蒙古、喀爾喀蒙古地區營銷（214-253頁），并且敏銳地指出，浙江黃茶作為“上貢之物”大量解至宮廷，主要用作皇家日常膳食、節慶筵宴、祭祀活動、喇嘛唪經，以及賞賜俄羅斯來使、蒙古王公、西藏喇嘛等，然而更“重要的是它帶動了黃茶在華北和蒙古的消費”（253頁）。由是可知，浙江黃茶既充當了清朝統治者整合邊疆與內地的重要物資，也豐富了宮廷筵宴和蒙藏民眾的飲品選項。清代浙江黃茶體現了茶葉作為“國飲”的多維價值：作為貢茶，它滿足了皇室對高品質生活的追求；作為皇家“恩賞”，在朝廷宴請外藩蒙古來使的“賜茶儀式”中發揮了政治功能；作為邊銷茶的補充，它促進了邊疆地區的經濟交往與文化交流。

萬秀峰等著《清代貢茶研究》

清代邊銷茶（以湖南安化黑茶為主）作為安邊物資和邊疆居民極端依賴的日常消費品，由商民販至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學界有關清代邊銷茶的研究成果甚豐，很難推陳出新，而本書作者獨具慧眼，以清代陜甘官茶與歸化“私茶”的稅收政策與貿易沖突為核心，通過財政負擔差異與市場博弈的對比，闡明了邊疆茶務管理和茶稅征收的復雜性（261-282頁）。嘉慶以前，清朝統治者面對既要擴充稅源，又要開疆拓土的難題，“針對陜甘地區和蒙古地區的財政支出，加諸商人身上”（281頁），但兩地商人的茶稅負擔存在不容忽視的差異。由于“陜甘地方財政處處仰賴茶課，商人不只負擔每茶一引四點四四兩，仍得應付官員養廉銀、茶司衙門陋規銀及稅關衙門辦公費”（281頁），而“歸化商人得地利之便，領理藩院部票只須交銀二十四兩，即可運輸茶葉”，并且“（北路軍營）駐防兵丁所需的茶葉及煙草亦由山西巡撫委托歸化商人運到蒙古臺站，轉送烏里雅蘇臺及科布多”，再加上“綏遠將軍對理藩院部票疏于管理，以至歸化商人時常沒領票或一票用多年，游走蒙古及新疆各處”，以致他們“販運茶葉成本比陜甘商人低廉得多”（281-282頁）。耐人尋味的是，清廷長期默許歸化私茶進入新疆，與歸化商人在新疆販售湖南安化的茶葉起到了“裕課便民”之大用有莫大關系——既增加了古城稅收一萬多兩，也充實了伊犁、烏魯木齊的經濟，滿足了駐防官兵的生活需求。然則，正因為清廷對歸化“私茶”涌入新疆“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使得陜甘官茶因稅負差異陷入困境，引發持續爭議。左宗棠改革前，該問題一直懸而未決，凸顯了清代邊疆治理的復雜性與稅收政策的失衡。

控馭蒙古的制度安排：創設商卓特巴衙門

“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是清代喀爾喀蒙古藏傳佛教中最大的活佛世系，或稱之為“格根”（意為“活佛”或“上師”），而“商卓特巴”（也記作“商卓忒巴”）是格根承辦的商上事務，原本為清朝對西藏寺院領主所屬領地內的倉庫和管理稅收財務的總稱（287頁）。“為商上辦事之官”通常由四品僧俗官員充任（方寶璋：《清代管理思想史（下）》，鷺江出版社，2021年，556頁）。清廷對管理蒙古呼圖克圖財政的大司庫也叫“商卓特巴”，蒙古語“商上”“桑”或“倉”都是商卓特巴衙門管轄的財庫名稱（阿·馬·波茲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卷一，劉漢明等譯，613-614頁）。喀爾喀蒙古王公習慣將治理民政事務的最高權力交付給呼圖克圖，但清廷于乾隆十九年（1754）在寺院中首次建立了處理沙畢（寺院之牧奴，他們承擔牧畜、運輸、建筑、祭祀等勞役，其產出構成寺廟經濟的主體，形成“?以役養教、以教控民?”的閉環體系）事務的衙門。也因此，有時商卓特巴衙門被稱為沙畢衙門或呼圖克圖衙門。

方寶璋著《清代管理思想史》

清朝為了平衡蒙古各大勢力，規定商卓特巴的人選由喀爾喀土謝圖汗、車臣汗二部落輪派，每五年一換，并且發給敕命和新印，以之確認其為朝廷授命之官職。乾隆皇帝為何要在此時創設這樣一項制度呢？它與喀爾喀蒙古的寺院經濟有何關系？它究竟是如何管理沙畢納爾、喇嘛？其財務支出主要有哪些？清廷采取何種政策來處理商卓特巴衙門與漢商之間的借貸問題？本書作者利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折》，新近整理出版的《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清代軍機處滿文熬茶檔》，臺北“蒙藏文化中心”復印之蒙古國藏庫倫檔案，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軍機處檔折件》，以及“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典藏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檔案》等，對上述關鍵問題逐一展開螺旋式分析，這不僅有助于了解清朝統治喀爾喀蒙古的政策，而且廓清了庫倫商卓特巴衙門與商號的復雜關系。

乾隆十九年（1754）清廷在庫倫設立商卓特巴衙門，絕非孤立的財政改革，而是?準噶爾戰爭終結前夜邊疆治理戰略轉型的制度性產物?。自康熙三十五年（1696）烏蘭布通之戰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平定阿睦爾撒納叛亂，清朝歷時近七十年徹底瓦解了準噶爾汗國對喀爾喀蒙古的威脅。戰爭結束后，原屬準噶爾勢力范圍的喀爾喀四部（土謝圖汗部、車臣汗部、札薩克圖汗部、賽音諾顏部）成為清廷直接管控的核心邊疆區域。此時，土謝圖汗與車臣汗兩大部落因戰爭期間的軍事貢獻與資源積累，勢力大增，對清廷的統治權威存在潛在挑戰。乾隆皇帝為防止蒙古各部再度聯合，采取“分而治之”策略，嘗試?將宗教權威（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與世俗權力（汗部）進行制度性切割?。商卓特巴作為清廷直接任命的官職，其人選由土謝圖汗與車臣汗兩部輪派、五年一換，這一安排既利用蒙古貴族的內部競爭實現制衡，又通過“敕封”與發給“新印”，以及發諭旨確認商卓特巴具有副盟長的同等權力（292頁），使哲布尊丹巴的經濟基礎脫離部落控制，成為清廷在漠北的“財政代理人”。不過，賴惠敏先生對這一問題的探究實則提醒我們更應該看到，商卓特巴衙門是清代罕見的?政教合一型財政—司法復合機構?，其組織結構的職能模塊、管理對象、核心職責相對明確，集中展現了制度設計背后的統治智慧。其中，財政管理層面主要指向商上財庫，負責征收沙畢貢賦、管理牲畜、皮毛、乳制品等實物稅，以及統籌寺廟開支與喇嘛口糧；司法審判層面主要針對沙畢納爾、蒙民，即利用蒙古習慣法、蒙古判例、佛教戒律等審理財產糾紛、逃役、盜竊、宗教違規等案件；人事管理方面主要指登記沙畢納爾人口、分配勞役、核發喇嘛度牒、監督宗教活動。

在某種意義上講，商卓特巴衙門是清朝統治者“興黃教以安眾蒙古”政策之精妙設計。單從穩固邊疆統治秩序來看，這一制度安排可謂盡顯“帝王心術”之精髓——分化制衡，即通過制度化財政控制，兼及司法審判和人事管理，使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成為中央權威的延伸，有效遏制了蒙古貴族的獨立傾向，維持了十八至十九世紀喀爾喀蒙古諸部的長期穩定。然而，任何一種人為的制度安排都不可避免有其局限。商卓特巴衙門制度加劇了寺院經濟的困頓（尤其是頻繁的宗教活動的資源消耗及對清廷的“報效”，具見300-306頁）；清廷未能很好地處理該衙門與漢商之間的嚴峻債務問題，為二十世紀初外蒙古獨立埋下經濟隱患（313-321頁）。況且，該制度的存續，極為依賴于清廷強大的軍事威懾與滿文公文體系的嚴密監控。一旦清朝的統治走向式微（十九世紀中葉以降），商卓特巴衙門即迅速淪為地方宗教勢力鞏固自身利益的工具，該制度設計的脆弱性便徹底暴露出來了。

震懾東南的制度安排：建立“杭州滿城”

滿城是清代八旗駐防軍的專用城池，多建于戰略要地（如寧夏、太原、西安、成都、南京、杭州、開封等地），占據城市制高點或交通樞紐，與漢人居住的漢城形成對應關系。其本質是軍事堡壘和民族隔離區，即通過強制手段圈占城市重要地段，將原住百姓驅逐后建立以八旗軍民為核心的聚居區。這種空間布局既強化了軍事控制，也體現了清朝對滿漢民族關系的特殊管理策略，合乎清帝國統治者秉持的“滿漢分畛”之政治邏輯。清人早已洞悉，滿城作為“城中之城”，其主要發揮“無事則拱衛控制，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有事則敵愾同仇，收干城腹心之用”（希元：《荊州八旗駐防通志》，遼寧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3頁）。經仔細梳理學術史，作者注意到已有的八旗駐防研究成果多側重建制沿革以及族群認同問題，較少觸及滿漢互動和駐防軍隊在該區域與城市的影響力，遂利用故宮博物院藏《宮中檔朱批奏折》《軍機檔錄副》，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清檔案》，“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購自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宮中檔朱批奏折》，以杭州駐防八旗為例，說明清代旗民的關系。據此可以認識到，杭州滿城的設置，是清廷在軍事、族群、文化和經濟四重維度上的精密設計。

順治二年（1645）清兵抵杭州，在清泰門、望江門、候潮門一帶駐防，后于順治五年至七年（1650）圈地約一千畝，建滿城于錢塘門與涌金門之間，東至大街、西城、南至軍將橋、北至井字樓，城高一點九丈，厚一庹。杭州駐防八旗以騎兵為主，步兵的人數從康熙到乾隆朝呈現逐年縮減趨勢，而且通過裁撤漢軍旗、增加滿洲兵丁員額，使杭州駐防旗人的身份由漢滿蒙旗人縮減為滿蒙旗人。清代俗諺：“不分滿漢，但問旗民。”但就乾隆二十七年（1762）之后的杭州駐防旗人而言，實則滿蒙身份占大多數。此外，作者通過比較地方財政和旗人俸餉的消長發現，地方支付八旗駐防的經費除了地丁銀，地方衙門代為收取牧廠租地銀，鹽政道發商生息；駐防八旗支出項目的增加，除俸餉之外，還有養廉銀、丁糧馬干銀、紅白事件賞銀、孤寡養贍銀、辦差銀等。這些足以說明乾隆朝強化了滿洲旗人的民族主體性，以及作為清朝既得利益階層（清代推行的“首崇滿洲”國策，確保滿洲旗人在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享有特權和優先地位）的優越性。

杭州駐防圖，賴惠敏繪制。

滿城的堅固城墻、各種軍事配置等將旗人隔離在杭州滿城內，但他們享受的權益（清廷通過八旗制度賦予旗人享有獨特的權利和地位）卻越過城墻，成為浙江地區的社會經濟問題。其一，杭州城門鑰匙歸旗兵管理，百姓出入城門受其挾制，造成糾紛（397頁）。康熙十二年（1673）六月，李之芳以兵部侍郎身份離京赴杭州“總督浙江軍務”，平定反清勢力，借此獲悉當地民情。是年，他在《示禁門兵需索》里直斥：“今聞守門兵丁，不遵軍紀，凡遇負販食物，則敢私抽狼藉，無異搶奪。其有攜帶包裹，行人及婦女肩輿出入，往往勒索銀錢，故意攔阻。至于迎婚出殯，吉兇大故，尤為奇貨可居，刁掯苛索，無所不至。”（《李文襄公別錄》卷五，第3頁）。李之芳的告示除揭露門兵的各種勒索惡行之外，還強調凡此等行徑一旦拿獲，將嚴懲不貸，然而這些“仗勢欺民”的旗兵非但未就此收斂，甚至愈發囂張。康熙二十三年（1684）浙江巡撫趙士麟申飭守城官兵，仍稱“聞有兵丁借端生事，……倚禁門為攫貨之藪，借盤詰為逞暴之圖，衛民而反以害民”（趙士麟《武林草附刻》，21頁）。其二，漢人向駐防旗人借貸，遭重利盤剝，若無力償還，債主“登門毒歐吊營拷打，百般狼藉，不得不賣妻鬻子，甚至踢打傷中慘致殞身”（398頁）。此等惡行直達天聽，康熙帝稱，“朕聞杭州駐防官兵，將地方民人商賈，甚加刻害。官兵駐防省會，原以鎮守地方，使民生有益。今既無益，反加刻害，是何理也？”（《清代起居注·康熙朝》第十三冊，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初六日條）。其三，杭州滿城是在漢人原有的城市上圈地建設，被圈之民苦不堪言，不僅要遷離居住地，還要承擔房屋稅（399頁）。實際上，除了族群身份區隔外帶來的諸多旗民沖突外，作者還發現旗人蓄奴當差看起來像是滿城內部的事務，實則對杭州社會造成了很大影響（387頁）。

總之，清代杭州滿城的設置，是清王朝鞏固統治、強化中央集權的關鍵布局，其政治考量體現在軍事控制、民族隔離、文化同化等多個維度。杭州作為東南重鎮，是清初反清復明勢力的活躍區域。順治皇帝在杭州西湖周邊設置滿城，由駐防將軍直接統領八旗精銳，形成獨立的軍事管理體系。這種垂直指揮模式（駐防將軍直接向皇帝匯報）既切斷了地方官員的干預，又確保軍隊快速響應叛亂。杭州滿城實行嚴格的“滿漢分野”政策，通過城墻、戶籍制度（旗民分治）和禁止房產交易（“旗民不交產”）實現物理隔離。這種隔離旨在防止漢人滲透，保持滿人“國語騎射”傳統，同時避免其被漢文化同化（即乾隆皇帝上諭中常見的所謂“沾染漢人習氣”）。乾隆時期，盡管滿漢交往漸增，但杭州滿城作為核心區域仍維持封閉，以確保統治集團的特權代際傳遞。不過，嘉慶朝以后旗人逐漸沾染漢習，滿漢互婚關系融洽（418頁）。隨著時間推移，清廷調整策略，允許旗人參與當地科舉、購買墓地（411頁），一些有學養的旗人也開始與漢人士大夫交往唱和，融入杭州文化，認同“杭州人”的身份。此外，清前期統治者還有意識地通過修復西湖景觀、資助佛教活動，淡化杭州滿城的軍事色彩，轉而強調其作為“文化圣地”的象征意義，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緩和民族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