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造就了今天的中國？

《中國》

春節過去，我們又踏上了離鄉復工之路。回家過年其實很怪異——我們擠火車、趕飛機，就為了回到那張桌前。桌上每道菜居然都有寓意。那些長輩念叨過無數遍的老話，居然最終都會傳下來。

這一整套傳統是從哪來的？我們腳下的這片土地，是如何變成今天這個樣子的？那些塑造我們言談舉止、思維方式的東西，究竟是什么？

《許倬云中國文化三部曲》（函套三冊《萬古江河》《許倬云說中國》《中國文化的精神》）正是為了回答這些根本問題而寫就的。他不是要告訴你哪年發生了什么事。他是想帶你去看，這些過年時藏在餃子里的、寫在春聯上的、念叨在老人嘴邊的規矩和念想，是怎么一點點長成今天這個樣子的。

《萬古江河》從長時段的文化視角，展現了中國文化從“中原的中國”逐步擴展為“中國的中國”、“東亞的中國”，最終成為“世界的中國”的恢弘故事。許先生把中國文化比作一條不斷奔流的大河，從黃河一隅的涓涓細流，收納百川。讀這本書，你會看到文化如何像生命一樣，吸收、消化、成長。

《許倬云說中國》則深入講述了“華夏”這一復雜共同體不斷演變的過程。許先生用系統論的視角，解剖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這四個子系統如何相互作用，在危機與挑戰中一次次重組、更新。讀罷此書，你會理解中國何以具有如此驚人的韌性和包容力。

在《中國文化的精神》里，許先生去茶館里聽書，去鄉間看廟會，去翻那些發黃的唱本和藥方。他告訴我們：真正的中國文化，藏在老百姓怎么過日子、怎么治病、怎么講故事里。那種“天人合一”的樸素智慧，那種安頓身心的世俗哲學，才是中國文化最深沉的底色。

作者許倬云曾任美國匹茲堡大學榮休講座教授、國際儒學聯合會榮譽顧問、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人文學社榮譽會士。他經歷過山河破碎，晚年又旅居海外。他的字里行間透著對母文化的溫情與憂思。這套書，既是他送給國人的一份家書，也是他作為一個歷史學家，對這個急劇變化的時代，給出的文化處方。

此次新版裝幀采用平裝小開本，可180°平攤，攜藏兩宜。附贈別冊，收錄許先生創作自述《我為什么要寫〈萬古江河〉》，王德威、王明珂導讀，《十三邀》對談文字版，《人物》特稿，許倬云年表，珍貴照片等，全面傳遞許倬云的學思與人生智慧。

在全球化的時代審察自己

自序中提出一個問題：“我們究竟是什么人？”這個問題，確實有待思量。我們對于自己是誰，常常視為理所當然。用今天社會學、人類學的名詞來說，這是一個認同和歸屬的問題。歸屬的圈子，并不一定是國界，因為國界經常會變動。也并不一定是族群的理念，因為族群本身畢竟是按照基因區分的，屬于生物學上的判斷，而且每一代都可能有外來的血統進入這一個群體，究竟我們是按照哪一種標準來傳承：父系？母系？

或者按照語言、文化學上的理念來區分？或者根據文化本身的定義，按照我們的生活方式、共同持有的價值觀念等，作為定義的標尺？而上面這幾個參照標準，從語言到價值觀念各項，也經常在變動。人群與人群之間會互相學習，飲食習慣、生活方式和信仰，包括交談的工具（語言、文字），兩代人之間都未必一樣，何況長期的演變更極有可能使得這些因素累積、轉變，最終發展出完全不同的一套文化體系。

由此可見，上述大問題，并非一言兩語可解決。這本書就是為了思考這個問題，描繪出一些關于“我們自己何所歸屬”這個問題的發展過程。從系統論的觀念來看，每一個復雜的系統，其內部各種變量之間不斷地互動，互動之后能夠得到一個總體相。然而，時間永遠在前進，沒有任何總體相可以長久不變。任何復雜系統，也都不斷地擴大或縮小其涵蓋的范圍——在某一個時期，在界外的部分忽然進入界內 ；同樣的，本來在界內的部分，可以忽然被排除在界外。

中國古代的名學，有“飛鳥無影”“輪不輾地”等觀念，意指飛鳥和車輪都是具象的觀念，然而，它們留下的痕跡卻是不可能被定格的。因此，本書提出我們自己所屬的系統，我寧可從過程方面著眼，討論其變化，而不從“定格”著眼，咬定某一個時期的體相作為歸屬所在。

任何復雜的系統，無論是宇宙或花朵，是世界或沙粒，都包含不同的部分，其間又不斷因為各自力量的強弱而發生對抗、分合等“函數關系”。在一個大的人群體系之中，我打算以文化理念、政治權力、社會力量和經濟制度為研究視角，以這四個方面作為考察的基本變量。中國歷史觀念中的朝代，毋寧代表的是政治權威 ；可是，任何政治權威都無法獨立運作，政權必須倚仗經濟、社會和文化理念三個方向的維系，才能具體地將這一個政權統治之下的人群結合為一個共同體。

共同體也不是旦夕可以形成的。以雨滴或雪片比喻，水分子必須要有一個可以結合的核心，才能擴大成一個大水滴，其重量才足以降落成雨滴。大而言之，我們所屬的太陽系，也必須有一個太陽作為核心，這一串行星才能構成一個星系。因此，在上述變動的過程之中，我們必須要從“成核”開始。

《何以中國》

在本書中，我們從大概一萬年前開始討論。那時候，東亞地區進入新石器時代，人類群體有比較固定的居住點，這個共同體內，開始出現若干文化圈，我們可以將其視為形成中國復雜系統的“顆粒”或“粒子”。考古學上，結合各個新石器時代的地區文化，以及文獻傳留的傳說，二者互相印證以界定這些“粒子”，然后才討論到由此發展出的分合、演化，以及最后形成的一些較大的地方文化。凡此分合、迎拒的過程，在傳說部分，呈現為擬親屬的文化群傳承譜系。接下來我會再談到，為何在今天的黃河流域中游會出現一個核心，以及夏商周的連續融合如何將四周的地方文化吸納于內。接下去，春秋、戰國時期兩階段的演化，將這一核心推展到黃、淮、江、漢，形成中國文化共同體堅實的“核心”，堪稱其本部。

秦漢時代，一個龐大的共同體網絡終于形成。這一“天下”格局，以其開放性不斷吸收與消化外來的影響。這一共同體，從此長期屹立于東亞。在共同體之內，文化、政治、社會與經濟四環互相制衡，具有自我調節的功效。東漢以后，大批外族進入中國，同時中國的主流族群轉移于南方。這一調整過程經過上百年，吸收了南、北兩方面的新成分，開啟第二次具有“天下”格局的隋唐時代。在這一時期，亞洲中部和西部出現強大的游牧文化圈，以及由此孕育的伊斯蘭文化。位居東亞主流的中國復雜體系，面對西、北兩方壓力，收縮到這一共同體的本部。宋代中國雖然仍以“天下”自居，其實已經縮小為列國體制中的一個國家。

遼、金、元與最后的清朝，幾度出現的征服王朝，對中國人的心態產生嚴重影響。自從秦漢時代以來，中國基本上是編戶齊民的社會，沒有永久的階級。征服王朝的主奴區別，改變了統治權力的性質，集權專制的皇權抹殺了儒家人本思想對皇權的約束，也淡化了社會/ 文化精英的影響力。明代夾在蒙古和滿族之間，雖是漢人王朝，但其皇權的專制集權，卻與那些征服皇朝的君權并無二致。因此，中國經歷了四五個世紀的集權統治，相當程度地喪失了過去政治/ 社會 / 文化三環互相制衡的結構。以上各階段的變化，將在相關各章分別陳述；也將在后論中，闡述共同體內各部分之間的分、合、消、長。

在今天東亞的中國地區，長久以來并沒有形成西方“民族國家”的觀念。也就是說，政治共同體是一個天下性的大結構，在這個“天下”的下層，才有各種其他的區塊。這個區塊在進入中華圈以前甚至進入中華圈以后，可能都是以自己的文化作為歸屬。在中華大圈子之內，所謂“百姓”，這“姓”字其實就相當于英文中的“nation”，而不是今天的“surname”。這種基本觀念上的差異，使中國人在討論民族意識時常常有和西文用法不太一致的地方。這是我們這本小書討論中華民族問題時必須理解的一個大前提。

在下面各章，我們將從新石器時代各個地方文化之間的接觸、交流、沖突與融合，討論到文化的擴散和重組，間接也可以反映人類可能因應文化的開展而發生的各種遷徙與混合。然后，我們會在歷史時代找出幾個關鍵的時期，針對這些時期的戰爭與貿易及因此引發的人群遷移和融合，討論到各地族群之間的混合，以及一些孤立的“口袋地區”所呈現的地方特色。前面我們提到復雜體系的“成核”過程，也意指此處各種移動與混合。

《何以中國》

整體言之，中國五六千年的內外變化，猶如各種不同的豆類被倒在一個鍋內，不斷地攪和成臘八粥；假如把它們磨成漿，則出現的將是混合的豆漿。這種混合，可能就是新加坡學者報告指陳的現代中國人基因呈現的高度一致性。長期混合的結果，不同于選擇刻意保存某種基因的“純種”。我們必須理解：天下沒有真正的“純種”，跑馬場上的純種馬，都是特意保留的單純基因組合，有其一定的長處，但是也有更多遺傳的弱點。人類將來走的道路，也是在不斷地交流與融合之后，逐漸構成一個共同的人類種屬，其中，個別的人會呈現不同的外表，而他們的基因卻是上述“豆漿型”的混合，那才是所謂的“現代人類”。

本書的章節也會討論到“漢人”或是“漢族”這些字眼發生和演變的過程，以及后來例如“秦人”“唐人”“明人”等類似名稱，為何都不像“漢人”這個詞有如此長期的生命力。這一串名稱，如眾所知，乃是從皇朝的名稱延伸而來。這些名詞并不是根據血統或者基因的不同而產生的，而應當是與文化認同關系密切的社會結構及國家性質有關。在下面有關的各章，我們會談到，為什么“秦人”在西方文字里會成為“China”，而在中國的歷史里，“漢代”這一皇朝稱謂則存在得更持久，代替了“秦人”成為中國的另一名稱，甚至于后世的唐、明皇朝竟都不能取代“漢人”。

最后，我們也必須要嚴肅地面對下述問題：為什么過去“中國”有如此強大的吸引力，能將許多外圍的文化吸入華夏圈內？從另外一方面看，華夏圈又如何保持足夠的彈性，吸納外圍的文化與族群？今日，我們要考察的課題正是，為什么到了近代，中國喪失了過去的彈性和可塑性，以至于到今天，我們不得不認真地審視本書的主題——中華、華夏和漢人？

世界在改變，中國也在改變。在這幾千年來世界第一次走向全球化的時代，我們審察自己的歸屬和認同，也審察族群歸屬和認同的原則，這應是非常嚴肅的課題。庶幾我們不被狹隘而偏激的族群狂傲挾持，迷失了自己往前走的方向。中國人能如此自我審察，對世界是有益處的；鄰近的其他國家，在中國的自我審察過程中，不能責備中國，認為中國是以民族情緒威脅他們；中國也因為對自己有所了解，不至于產生大國沙文主義，也會因此消減四周鄰居的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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