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薦讀 | [日]松野誠也：陸軍省與日軍細菌戰——日本陸軍中央的作用與責任

松野誠也

作者介紹

[日]松野誠也 吉林外國語大學區域國別研究院教授，日本明治學院大學國際和平研究所研究員

翻 譯 蘆 鵬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員

內容摘要關于日本侵華戰爭中陸軍中央發動細菌戰的責任問題，日軍參謀本部的責任已經較為清晰，但日本陸軍省的責任問題尚無定論。根據相關史料研究發現，無論是參謀總長關于細菌戰的“大陸指”下達時，還是關東軍為準備細菌戰而向中國派遣軍派遣人員時，抑或是移交培養細菌的相關器材之際，陸軍省都與之密切相關，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參謀本部僅靠自身力量無法開展細菌戰準備工作，必須由陸軍省予以承認并協助方可運作。因此可以斷定，通過“大陸指”發布的指示發動、結束或停止細菌戰的參謀本部，與起配合作用的陸軍省，兩者均為侵華戰爭中發動細菌戰的“共同正犯”。

關鍵詞侵華日軍細菌戰 參謀本部 陸軍省 關東軍防疫給水部 華中防疫給水部

1940年至1942年，日本陸軍在侵華戰爭中發動了細菌戰。根據井本熊男中佐的業務日志記載，這些作戰均由參謀本部第一部（作戰部）第二課（作戰課）的主要參謀層指導實施，其中1940年的細菌戰是根據參謀總長下達的“大陸指”指示實施的，1941年的細菌戰也同樣是經由“大陸指”指示實施和結束的。而在1942年浙贛戰役中，第十三軍司令官澤田茂中將曾反對發動細菌戰，認為這一行動將給中國民眾帶來“百年傷痕”，但是參謀本部第一部第二課仍執意發動了細菌戰。可見細菌戰的發動、結束和停止均是依據“大陸指”指示而行動的。

關于日軍細菌戰與陸軍中央的關系，日軍參謀本部的責任已經很明確，但陸軍省的責任問題尚無定論。本文從三個方面分析日本陸軍省在細菌戰中的作用：一是“大陸指”下達實施細菌戰之際，陸軍省與之密切相關；二是關東軍為準備細菌戰而向中國派遣軍派出相關人員時，必須通過陸軍省辦理人員調動手續；三是用于培養細菌的相關器材和材料也由陸軍省經手保管移交，也就是說沒有相關手續的話，相關器材和材料不可能被擅自轉移。這些都是證明陸軍中央對細菌戰負有責任的重要論點。

一、“大陸指”的下達與陸軍省的關系

首先說明與細菌戰相關的參謀總長指示，即“大陸指”的情況。1937年11月20日，日軍設立了大本營，大元帥即昭和天皇向陸軍發布的最高統帥命令稱為“大陸命”（大本營設立前稱為“臨參命”）。“大陸命”由參謀本部第一部第二課起草，參謀本部的參謀總長等人向昭和天皇上奏，經過“允裁”許可后加上文號，再由參謀總長向受命的高級司令官“奉敕傳宣”。參謀總長根據“大陸命”制定的具體指示稱為“大陸指”，加上文號后下達實施（設立大本營之前稱為“臨命”，但也存在少數非根據“大陸命”制定的“大陸指”）。參謀總長作為昭和天皇的幕僚長，被天皇委任了部分權限，可以向高級司令官下達有關作戰的重要命令和事項。不過除了部分直屬部隊外，參謀總長并沒有直接向部隊下達命令的權限。

由參謀總長發布的與細菌戰相關文件中，結束1940年細菌戰的“大陸指第781號”指示內容如下：

大陸指第781號

指示

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 西尾壽造

關東軍司令官 梅津美治郎

根據大陸命第439號指示如下：

一、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根據大陸指第690號指示實施的特種瓦斯試驗，于11月末結束。

二、試驗結束后盡快將人員及器材復歸原屬。

三、要特別注意嚴守機密。

參謀總長 杉山元

1940年11月25日

據此可知，1940年日軍發動的細菌戰是根據“大陸指第690號”指示實施的，并根據同年11月25日的“大陸指781號”指示結束的。“大陸指690號”指示下達于1940年5月15日至7月23日之間，但由于該文件已被銷毀，具體內容無法確認。據時任中國派遣軍參謀的井本熊男少佐1940年的業務日志記載，日軍在浙江通過飛機播撒霍亂弧菌和傷寒沙門菌實施了細菌戰，此外還播撒了攜帶鼠疫桿菌的跳蚤。井本的業務日志中還記載了用飛機播撒菌液的“下雨”式攻擊方式，霍亂弧菌與傷寒沙門菌的散布和傳播就是通過這種方式實施的。此外，關東軍防疫部也于1940年7月10日發展為關東軍防疫給水部，隨后立即在浙江發動了細菌戰。

在“大陸指第781號”指示中出現的“大陸命第439號”命令，是1940年7月23日由天皇向參謀總長、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華南方面軍司令官發出的“徹底摧毀敵持續作戰企圖”的命令。該命令指示了中國派遣軍和華南方面軍的基本任務，其中并沒有關于細菌戰或細菌武器的相關內容。

在1942年的浙贛會戰中，停止細菌戰的“大陸指第1332號”指示的具體內容如下：

大陸指第1332號

指示

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 畑俊六

關東軍司令官 梅津美治郎

根據大陸命第575號指示如下：

一、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停止根據大陸指第1170號指示的作戰。

二、由于上述事項派遣的關東軍人員、器材應盡快復歸原屬。

三、具體細節由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與關東軍總司令官協商。

參謀總長 杉山元

1942年11月7日

參謀總長這一指示的文件名為“ホ之件”，說明其與細菌戰相關。該文件起草者是井本熊男中佐，他證實了1942年細菌戰是根據“大陸指第1170號”指示發動的，同年11月7日也是根據“大陸指第1332號”指示停止的。“大陸指第1170號”指示下達的時間在1942年5月30日至6月3日之間，因文件被銷毀，所以無法確認內容。在浙贛會戰中，日軍發動細菌戰，向廣信、廣豐、玉山播撒鼠疫桿菌，向江山、常山播撒霍亂弧菌，向衢州、麗水播撒傷寒沙門菌和副傷寒沙門菌。

“大陸指第1332號”指示中出現的“大陸命第575號”命令于1941年12月3日下達，昭和天皇向參謀總長及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發出命令，部署了對美、英、荷開戰形勢下中國派遣軍的基本任務，其中并未提及細菌戰或細菌武器。

參謀總長在“大陸指”下達時，陸軍省究竟是否與其有所關聯？關于這個問題，長期在陸軍省軍務局軍事課工作的西浦進大佐后來記述說：“發出大命之后，參謀總長根據大命作出的指示，（參謀本部）全部經與陸軍省方面進行了探討。”也就是說，根據“大陸命”制定下達“大陸指”時，參謀本部會就有關事項征求陸軍省的同意。西浦稱，陸軍省對參謀本部的方案具有否決權，否決原因包括以下三種情況：第一，不同意作戰構想；第二，與政府政策不一致；第三，在經費、人員、物資等相關問題上，陸軍省不愿承擔責任。

因此，前文中的“大陸指第781號”“大陸指第1332號”指示的下達，均經過陸軍省同意。在陸軍中央參謀本部與陸軍省的共同授意下，細菌戰方能結束或者停止。雖然原文件難尋蹤跡，但是可以認定發動細菌戰的“大陸指第690號”指示是根據“大陸命第439號”命令下達的，“大陸指第1170號”指示是根據“大陸命第575號”命令下達的。既然參謀總長關于結束或停止細菌戰的命令是根據“大陸命”，考慮到命令的統合性，發動細菌戰也必定通過參謀總長下達指示。由此可見，參謀總長下達發動、結束或停止細菌戰的命令，都得到了陸軍省的同意。

二、1940年的細菌戰與陸軍省的關系

西浦所說“在經費、人員、物資的相關問題上，陸軍省不愿承擔責任”這一點非常重要，換言之，根據“大陸命”下達“大陸指”時，經費、人員、物資方面的事項均需要經過陸軍省認可。事實上，為了配合實施細菌戰，陸軍省在人員調配上也采取了措施。

1940年7月25日，關東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在“關作命丙第659號”命令中，向關東軍野戰鐵道司令官草場辰巳中將下達了“鐵路運輸奈良部隊器材”命令。這一命令同時通報了“加茂部隊”（關東軍防疫給水部）、關東軍憲兵司令部、華北方面軍、中國派遣軍等。命令書中的“欄外”還記有“奈良部隊軍官以下40人”。接到該命令的草場辰巳司令官于7月26日下達了“關鐵司后命第178號”命令，指示了輸送“奈良部隊”的任務。根據這一命令中夾帶的便簽以及“運輸概況表”顯示，“奈良部隊”成員包括軍官1人、下士官以下39人，相關器材則分三批運至上海。

“奈良部隊”抵達南京長江對岸浦口的時間是8月5日，此前的8月2日，參謀總長閑院宮載仁向陸軍大臣東條英機發出了“關于向與時局相關部隊增派配屬人員的照會”，內容是關東軍計劃向華中防疫給水部增派主計下士官2人、衛生下士官23人、準士官及下士官16人、雇員及傭人169人，函請陸軍省如無異議則發文傳達。這一文件蓋有“極秘”印章，表示被增派者絕非是執行普通任務的人員。收到該“照會”的陸軍省，遂于8月7日在“陸支密第2612號”函件中，答復參謀總長閑院宮稱：陸軍省沒有異議，同時向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西尾壽造及關東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傳達了命令，即按照參謀本部的要求，從關東軍抽調人員增派至華中防疫給水部。陸軍省軍務局兵備課負責這一文件的起草，軍務局長與軍事課長、經理局長與主計課長、醫務局長與衛生課長、醫事課長等人在“連帶票”上蓋章（一部分由課長替局長蓋代理章，課員替課長蓋代理章）。陸軍大臣東條英機將此事委托給陸軍次官阿南惟幾代為辦理，所以最后審批者是阿南惟幾，文中未見陸軍大臣的審批章。由此可見，陸軍省有組織地參與到此事之中，特別是軍務局軍事課也在“連帶票”上蓋章，說明此事十分重要。此外，軍務局兵備課向各機構呈交的“連帶票”簽章部分中，在“連帶返還期限”一欄內注明了“緊急”，這表明為了發動細菌戰，日軍急于從關東軍增派人員至華中防疫給水部。為此，陸軍省首先要在人員調配問題上完成前期流程，所以必須盡快完成事務性工作。

前文所述，細菌戰按照11月25日下達的“大陸指第781號”指示結束，并要求相關人員和器材全部復歸關東軍。實際上在此之前，增派至華中防疫給水部的人員復歸關東軍的手續即已辦理。11月21日，參謀總長杉山元向陸軍大臣東條英機發出了“關于刪除向與時局相關部隊增派配屬人員的照會”，其中寫道，希望刪除8月7日“陸支密第2612號”文件涉及的增派配屬人員的內容，函請陸軍省如無異議則發文傳達。這一文件也蓋有“極秘”印章。陸軍省于當天回復稱：沒有異議，并于12月2日向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西尾壽造傳達了刪除“陸支密第2612號”文件所要求的向華中防疫給水部增派配屬人員一事，并讓配屬人員盡快復歸原屬部隊，即關東軍。同時陸軍省還于12月2日向關東軍參謀長木村兵太郎傳達了書面指示，要求其安排增派至華中防疫給水部的人員復歸關東軍原屬。該文件由陸軍省軍務局兵備課起草，軍務局長與軍事課長、經理局長與主計課長、醫務局長與衛生課長及醫事課長等人在“連帶票”上了蓋章，最后審批者是陸軍次官阿南惟幾。因為陸軍大臣委托阿南惟幾辦理此事，所以沒有陸軍大臣的審批章。可見，在該事項上，陸軍省同樣也系統性地參與了決策。

上述兩份文件中雖然沒有出現與細菌戰相關的語句，但蓋有“極秘”印章，而且結合其他史料，在短時間內關東軍派遣如此眾多人員前往華中防疫給水部，此后又全員復歸關東軍的這一極其異常的舉動，無疑說明了關東軍防疫給水部為進行細菌戰及準備工作，臨時向華中防疫給水部派遣人員，在結束之后全部復歸關東軍防疫給水部的事實。

至于“關作命丙第659號”“關鐵司后命第178號”命令中顯示的派遣人數與陸軍省的增派人數不一致的問題，“關作命丙第659號”命令中的“用鐵路運輸奈良部隊器材”的命令所顯示的人數只是從事器材運輸的人員數量，而關東軍司令部另行下達過派遣人員的命令，但這一命令尚還未被發現。

三、1941年關東軍防疫給水部向華中防疫給水部派遣人員與陸軍省的關系

1941年4月8日，參謀總長杉山元向陸軍大臣東條英機發出了蓋有“秘”字印章的“關于向中支那防疫給水部增派人員的照會”，表示：第一，關東軍防疫給水部向華中防疫給水部派遣尉官軍醫1人、衛生下士官1人、雇員及傭人2人、翻譯1人；第二，人員屬于“防疫相關業務要員”，任務結束后復歸關東軍防疫給水部；第三，關東軍防疫給水部長須盡快向陸軍大臣報告派遣的軍官職務、役種、姓名、轉屬日期等情況；第四，結束任務后，華中防疫給水部長須盡快向陸軍大臣報告。這里明確寫有關東軍防疫給水部向華中防疫給水部增派人員的內容，增加了必須報告的內容也是一個顯著特征。

收到該“照會”后，陸軍省于4月15日答復參謀總長杉山元，表示沒有異議，并在當天通過“陸支密第1075號”文件向參謀總長轉達了增加其要求的“防疫相關業務要員”一事。同日發布的“陸支密第1074號”文件則向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畑俊六及關東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傳達了將上述人員從關東軍增派至華中防疫給水部的命令，并要求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向陸軍大臣報告配屬軍官的職務、役種、姓名及配屬日期等，要求關東軍司令官在所配屬的軍官復歸時向陸軍大臣報告職務、役種、姓名及復歸日期。該文件的起草者是陸軍省軍務局兵備課，軍務局長與軍事課長、人事局長與補任課長、經理局長與主計課長、醫務局長與衛生課長在“連帶票”上蓋章（部分由課長代理局長蓋章），最后審批者為陸軍省高級副官。陸軍大臣東條英機仍然委托給屬下辦理此事，文件中沒有出現陸軍大臣的審批章，陸軍次官木村兵太郎審閱后蓋了“閱”字章。兵備課在該文件所附的“連帶票”中“連帶返還期限”一欄寫有“至4月10日止”。由此可見，陸軍省也有組織地參與了此事的決策。

與此前不同的是，這次的文件中明確規定了由關東軍防疫給水部派遣人員，結束后復歸關東軍防疫給水部，且復歸時須向陸軍大臣報告。陸軍省之所以必須掌握相關信息，是因為華中防疫給水部無法獨立承擔這一特別重要的任務，所以采取了這一措施，以確保任務能夠完成。因此，推測其目的在于為實施細菌戰而增產細菌。至于關東軍防疫給水部派往華中防疫給水部的人員復歸時，必須經由陸軍省完成調度手續的問題，目前尚未找到相關資料，這一資料或許并未存世。

當時，參謀本部第一部第二課課員井本熊男中佐的業務日志，記錄了他于1941年8月11日前往南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的目的之一就是“ホ之件”。接下來的9月15日，他記錄了“ホ之件決定”，9月16日記錄了“ホ之大陸指發令”。井本還在業務日志中揭示了11月4日日軍對常德空投攜帶有鼠疫桿菌的跳蚤一事。

1949年12月25日，蘇聯在伯力對日軍細菌戰部隊成員進行了審判，其中原關東軍軍醫部長、軍醫少將川島清元供述了1941年細菌戰時，關東軍防疫給水部曾派遣40至50人前往華中防疫給水部一事。這一供述與參謀總長杉山元向陸軍大臣東條英機發出“關于向中支那防疫給水部增派人員的照會”中的派遣人數不同。如果這一供述屬實，說明除了上文中提及的1941年4月向華中防疫給水部派遣人員之外，關東軍防疫給水部在其他時間也曾向華中防疫給水部派遣了人員。相關人員復歸時，陸軍省理應也履行了事務性手續，不過相關資料尚未發現，或許已不存世。

四、培養細菌所需器材移交與陸軍省的關系

探討培養細菌時所涉及的器材及調度問題，這正對應了西浦所說的“錢、人、物”中的“物”。

1939年6月14日，華中派遣軍司令官山田乙三向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發出了“關于調撥作戰物資的申請”，其中在“我軍急需以下物資”的清單中，羅列了保管于陸軍軍醫學校的細菌培養器皿280個、寒天1500公斤、蛋白胨500公斤、肉類提取物500公斤、食鹽50公斤、氫氧化鈉50公斤、大試管1000支，并申請調撥這些物資。這份申請書上蓋有“極秘”印章，如果調撥這些物資是用于日常防疫的話，沒有必要加蓋“極秘”印章，因此，這份申請書可以認定是為實施細菌戰而推進細菌培養工作的措施。陸軍省收到申請書后，于6月21日決定移交所有器材和材料，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命令陸軍軍醫學校校長寺師義信向陸軍衛生材料廠移交這些物資，很快，這些物資便被轉送至華中防疫給水部。起草這一文件的是陸軍省醫務局醫師課，該課主任課員北條正是石井四郎的得力助手，曾參與早期細菌戰研究的軍醫少佐北條圓了。該文件的最后審批者是醫務局長三木良英及陸軍省高級副官。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和陸軍次官山脅正隆將此事委托給下屬辦理，所以兩人的審批章都未出現在文件中。

1939年8月1日，華中派遣軍司令官山田乙三再次向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發出“關于調撥防疫資材一事的申請”，因“我軍急需的物資”，申請將陸軍軍醫學校保管的10組NY式恒溫裝置調撥給華中防疫給水部。此外，山田乙三還于9月2日向陸軍大臣畑俊六發出了另一份“關于調撥防疫資材的申請”，申請將陸軍軍醫學校保管的電氣式孵化箱5個、細菌培養器皿1500個、寒天4000公斤、肉類提取物2000公斤、蛋白胨2000公斤作為“我軍急需的物資”，調撥給華中防疫給水部。這兩份申請書中，不僅都蓋有“極秘”印章，而且記述了山田乙三與陸軍軍醫學校防疫研究室已經就調撥物資一事達成了一致。當時，軍醫大佐石井四郎同時兼任華中防疫給水部長和陸軍軍醫學校防疫研究室要員。為了讓部下順利完成任務，石井做好了前期溝通工作。陸軍省收到上述申請書后，陸軍省副官于9月15日向陸軍軍醫學校校長桃井直干傳達了通知，要求將申請書中所需要的物資調撥給華中防疫給水部。陸軍省還在同一天由兵站總監部參謀長向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發出通知，告知兩份申請書中所需的物資由陸軍軍醫學校校長調撥。當時富永恭次少將任兵站總監部參謀長兼參謀本部第一部長（作戰部長）。因此，相關物資的調撥參謀本部也是認可的。上述通知的起草者是陸軍省醫務局醫務課主任課員、軍醫少佐北條圓了，而審批的權限委托給了醫務局長三木，此外，陸軍大臣畑俊六和陸軍次官山脅也未簽章。

日軍將寒天作為培養細菌的材料，以“下雨”的方式播撒的菌液成分由肉類提取物、蛋白胨、食鹽，以及增加黏度的甘油、明膠、雞蛋等構成，在其中加入細菌，用于細菌培養。細菌培養器皿指的是石井式細菌培養器皿，NY式恒溫裝置與電氣孵化箱應當是用于細菌培養的恒溫裝置。這些都是為了細菌戰而必備的生產細菌的物資。陸軍省在調撥這些細菌培養物資時，通過兵站總監部完成了操作。

綜上所述，在“物”的方面，如果沒有陸軍省的配合，是無法調撥相關物資的，而且大量調撥與細菌培養相關的物資，說明在1939年9月之后，華中防疫給水部毫無疑問已經正式開展了細菌戰的準備工作。正因為有前一階段的準備，1940年的細菌戰才得以實施。此處有一點非常重要，那就是即便是華中防疫給水部長石井四郎，也沒有擅自調撥自己為要員的陸軍軍醫學校防疫實驗室擁有的物資的權力，調撥這些物資的權限屬于陸軍省，只有陸軍省認可這些物資的使用目的后，才能進行調撥。

結 語

綜上所述，陸軍省與日軍在華細菌戰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首先，目前能夠確認發動、結束或停止細菌戰的“大陸指”，均是根據“大陸命”制定，這意味著在作為陸軍中央的參謀本部與陸軍省共同授意下，按照參謀總長的指示，發動、結束或停止細菌戰。指示結束或停止細菌戰的兩份“大陸指”，都提及從關東軍派遣和調撥“人員器材”前往中國派遣軍，結束或停止細菌戰后復歸關東軍原屬一事，陸軍省對此表示同意。

其次，1940年的細菌戰，是在關東軍防疫給水部向華中防疫給水部增派人員后實施的，增派的人員在任務結束后復歸關東軍防疫給水部，而人員的調動每次都必須經由陸軍省辦理手續，也就是說陸軍省同意發動細菌戰，并且為此辦理了必要手續。1941年關東軍防疫給水部向華中防疫給水部增派人員時，也經由陸軍省完成調動手續。這一調動的目的在于增產細菌，準備用于細菌戰，而參謀本部或石井四郎都不能隨意調動關東軍防疫給水部的人員和物資。

再次，陸軍軍醫學校將自己所有的培養細菌的必要器材等物資調撥至華中防疫給水部時，也需要經由陸軍省辦理手續。華中防疫給水部長石井四郎身為陸軍軍醫學校防疫研究室的要員，也沒有隨意調撥物資的權限，其權限在陸軍省。陸軍省在認可使用目的后，履行了相關物資的調撥手續。依靠大量調撥的細菌培養器皿及培養材料，1939年9月后，華中防疫給水部正式開展了細菌戰準備工作。正因為有了前一階段的準備，日軍得以在1940年發動了細菌戰。

根據以上事實，即使參謀本部或石井四郎作出決定，也無法發動細菌戰，只有獲得陸軍省的認可，并有陸軍省的必要配合，才能夠實施細菌戰。當然，這還涉及實施細菌戰過程中必要的經費預算等問題。因此，細菌戰的最終責任者，包括下達發動、結束或停止細菌戰的“大陸指”的參謀總長，也包括為此采取種種措施的陸軍省陸軍大臣及下屬，毫無疑問，兩者是“共同正犯”。

戰后美軍訊問日本相關人員時，石井四郎及北野政次始終隱瞞了三個問題：一是日軍曾討論對美軍發動細菌攻擊；二是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及東京帝國大學傳染病研究所等機構的教授均參與或協助了細菌戰；三是陸軍中央的相關作用與責任。本文就第三個問題，以陸軍省的視角進行了實證研究。如以石井或北野為中心開展研究的話，難以發現第三個問題。根據對這一問題的實證性探究，揭開了石井和北野所掩蓋的細菌戰真相，明確了日軍實施細菌戰的責任者。

期望本文對日軍細菌戰研究有所裨益，更期望今后隨著新史料的發現，有更多、更為深入的研究成果問世。

原文載于《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2025年第4期，注釋從略

·來 源：《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雜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