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十五五”展望：目標和手段

資料圖。本文來源：北京商報、中國國創會

本賬號接受投稿，投稿郵箱：jingjixuejiaquan@126.com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蔡昉參加新經濟學家智庫研討會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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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十五五展望：目標和手段

春風浩蕩，萬象更新。在2026年全國“兩會”即將召開之際，中國經濟站在了“十四五”收官與“十五五”謀篇的關鍵交匯點。如何在新的歷史方位下確立發展目標？面對新形勢，增長的動能何在？

3月3日，中信出版集團出版的《“十五五”開局：高質量發展的內在邏輯與實踐路徑》新書發布會在北京舉辦。會上，著名經濟學家蔡昉教授以“‘十五五’展望：目標和手段”為題，進行了深度解讀。

在“兩會”開幕的前夕，讓我們透過蔡昉教授的視角，一同探尋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邏輯與實踐路徑，看中國如何以制度之變，激發無限的人力資本紅利，邁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新征程。

蔡昉：今天燕冬老師讓我討論宏觀經濟問題。馬上人大就要正式開幕了，大家很快就能看到“十五五”規劃綱要。正好借這個機會，雖然我還不知道綱要具體有哪些規定，但我們都學習了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的精神，核心內容都在那里。所以我針對四中全會的部署做一些解讀，希望能幫助大家理解這個綱要。我把這次發言定為“‘十五五’展望：目標和手段”，受時間限制，關于目標和手段的討論肯定不是全面的。

首先，二十屆四中全會對“十五五”的重大任務目標做了部署。總的來說，大家最關心的是速度。一般來說，我們是對照2035年成為中等發達國家的目標，按人均GDP來衡量。這樣我們自然可以倒推來確定“十五五”的發展速度，并圍繞此做出一系列部署。

我們先從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出發。目標導向是指我們已經明確了在本世紀中葉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在此之前還有一個步驟，就是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這個目標給我們提出了什么要求？同時，要達到這個目標會面臨哪些挑戰？所以我要把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都談到。從目標導向來說，大家關心速度，雖然現在還不確定具體每年是5%還是其他數值，但我們可以把握這期間至少要求什么樣的速度。

第一，2035年按人均GDP成為中等發達國家是什么概念？中等發達國家肯定不是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那個標準相當高。應該是處于發達國家隊列的中位水平。比如說三等分，能夠進入中間這一組，就應該是中等發達國家。當然，也可以是剛剛跨過門檻，或者走得更遠一些，這些都是有可能的，但我們按照最低標準來考慮。

根據十九大提出的、并在“十四五”開始執行的戰略，我們要以2020年為基期，在202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目標。2020年我國人均GDP按不變價算是1萬多美元，翻一番的目標就是到2035年要達到2萬美元以上。既然趨勢已經形成，我們從2025年之后繼續算，這期間十年里，人均GDP增長速度每年至少要實現4.4%，就可以達到這個最低目標，這是第一個算法。

第二個算法是，作為經濟學家，我們過去根據中國的要素供給和生產率提高速度估算了潛在增長率。我們的推算涵蓋到2035年。按照這個潛在增長率，實際速度雖然是逐漸下降的，但大體上與上述目標一致。按這個算，中方案預計人均GDP可達21153美元，與翻番的目標要求基本吻合；而如果加上改革紅利的高方案，數值可達21989美元，比剛才的還要高一些。

但是這些都還是最底線。我們可以預料到改革是無止境的，改革推進得好，可以獲得更多紅利，增長就可以更快。同時，人工智能賦能各個領域的突破更是沒有止境。所以我們完全可以預期更好，但這只是最基本的情況。目標定了以后，不會自然而然地實現，必須經過努力。之所以必須努力，是因為有很多問題還在制約著我們未來的發展。

第一個問題來自供給側。在這個發展階段上，全要素生產率、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不會像過去那么快。從改革之前到改革后期，改革意味著勞動生產力的提高。早期“低垂的果子”都摘掉了，現在要摘“高垂的果子”越來越費勁，因此生產率提高速度在減慢，這是很多研究都證實的趨勢。因此必須要有新的動能。我們原來所說的新動能是靠生產要素的投入，現在要轉向靠生產率的提高，這是一個新動能。

再進一步看，傳統的生產率提高有一種典型方式，比如在人口紅利時期，主要靠勞動力從生產率低的部門向生產率高的部門重新配置，從而提高了全要素生產率。現在，生產率提高的來源也要轉換，要轉換到更加依賴“創造性破壞”，要有產業和企業的進入退出、生與死，這時候難度要大得多。

供給側的第二個問題是，過去我們缺錢，只要有積累，投資就有回報。改革時期中國的投資回報率遠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過去這些年，因為發展到更高的階段，出現了勞動力短缺現象，要素的均衡發展開始發揮作用。而且經濟增長理論中一個不變的鐵律叫“報酬遞減”也會發生。我們可以看到，投資回報率明顯下降。

我反過來算過，即特定的單位產出所需要投入的資本存量。你看資本產出比，從1992年到2008年期間，中國處于中等偏下收入階段，那時資本產出比有上升趨勢，但回報率還是高的。但是從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階段過渡的時期，資本產出比大幅度提高，也就意味著投資回報率顯著下降。大概去年或今年，中國已經進入到了高收入階段。高收入階段，或者說發達經濟體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報酬遞減。撇開其他因素和人工智能不談，報酬遞減這個問題仍然存在，它也帶來了我們投資意愿不強的一個底層原因。我們也看到了，這些年特別是這兩年，投資的增長速度是90年代以來最低的。

除了這兩個供給側的原因，還有需求側的原因。疫情期間，供給和需求都遭到了一些沖擊，但需求遭受的沖擊更大。疫情之后，宏觀經濟回歸了，供給側回歸到了潛在增長能力上；總體來說，我們也回歸了充分就業的狀態。但是有一個東西沒有回歸，就是價格，也就是通貨膨脹沒有回歸。也就是說，當經濟增長從低位回歸到正常速度時，價格沒有相應回歸。換句話說，我們判斷宏觀經濟形勢的一個基本原理叫做菲利普斯曲線，即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之間的負相關關系，但現在這種關系畫不出來了。

最典型的表現是，歷史上我們的名義增長率都要高于實際增長率，因為要在實際增長率之上加上物價因素。但是從2023年到現在，名義增長率比實際增長率還低。這就意味著我們沒有通貨膨脹，或者通貨膨脹比較微弱。這也是由于消費不振、需求不足造成的，也就是我們說的“供強需弱”。

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需求側的制約越來越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制約因素，或者說制約中國經濟增長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其中主要是居民消費需求。大家可能會想，居民消費需求和其他“三駕馬車”是此消彼長的關系——意味著如果出口不行的時候，內需貢獻率就提高了。其實不是。

大家看，居民的消費率是相對穩定的，并沒有受到“三駕馬車”波動而發生巨大變化。而居民消費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是隨著宏觀經濟波動的。這意味著，居民消費率是一個長期因素。其實大家可以估算一下，它和我們的收入分配狀況是直接相關的。因此必須從長期因素、從制度建設方面去找原因，它已經不再是一個周期性因素。

針對怎么解決供給側和需求側的問題，以達到我們要實現的目標，四中全會的部署我想是一個統籌的關系，就是統籌促就業、增收入和穩預期，把這三者結合起來。

第一個是促就業。就業的核心不是周期性問題。我們現在城鎮調查失業率在5%左右，這基本上算是自然失業率，或者說充分就業狀態下的失業率，沒有周期失業的問題。但是，這5%甚至更高的失業率中，包含的是結構性失業現象，同時還伴隨著就業質量沒有相應提高。結構性就業矛盾的核心是「匹配」：有人也有活，但人和活沒碰到一起；我有技能，那邊有技能需求，但我的技能和需求不一致。這些「不匹配」導致了結構性的就業困難甚至結構性失業。

從數據來看，15歲到64歲這個廣義勞動年齡人口的就業率，呈現隨著年齡提高逐漸上升，到一定年齡后又下降的趨勢。什么樣的人就業率更高、更受市場青睞？是人力資本強的。對于年輕人來說，受教育程度比較高，但工作經驗不足，綜合起來不太受雇主歡迎；到了一定年齡以后，雖然工作多年、經驗豐富，但受教育程度不高，跟不上新的技能需求，也不受勞動力市場青睞。因此形成了這么一個曲線，這就是我們典型的供求不匹配的結構性矛盾。

這里又加上了人工智能的強化。我們設想，以大語言模型為代表的人工智能，它能夠替代的能力水平大體上是中等技能。如果畫一條線代表中等技能的要求，很自然，在這個水平之下，年輕人所謂的入門級技能就貶值了，因此畢業生和年輕人的就業難度進一步加大。同時，因為存在智能鴻溝和技能缺口，大齡勞動者也不能跟上技能更新的要求，就業難度也越來越大。中國以及美國、英國的一些數據文獻都證明了這一點。

如果（人工智能能力水平，圖中粉色水平線）這條線繼續往上升，沖擊的對象就更多。如果設想通用型人工智能可以替代絕大多數工作，那就意味著這條線大概得上去。這個時候，雖然可能消滅了很多崗位，但本質上仍然是結構性就業矛盾。因此在整個過程中，始終要抓住“結構性匹配”這個核心，來解決就業問題。

增加收入的核心，除了提高工資、創造更多就業、提高就業質量外，現在我們應該把“分好蛋糕”、做好收入分配也納入到增收入的任務之中。從這一點來看，政府現在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是通過再分配顯著降低收入差距。

我們還有十年要基本實現現代化。為此定的收入目標，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上升幅度至少要與人均GDP同比例，最好還要更快一些。同時我們還要定一個收入分配的基準：基尼系數要低于0.4，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應該低于2。也就是說，以農民收入為1的話，城鄉收入差距之比應該不高于2。

按照這一點來看，初次分配也有很多工作要做，但再分配是核心。我挑了一些OECD國家的案例，可以看到，這些國家市場收入（即初次分配之后）的基尼系數都是很高的，甚至有高于0.5的。但是他們通過再分配，比如轉移支付、社會保障、稅收等手段，最后使基尼系數全部低于0.4。也就是說，如果初次分配差距大，就必須要求有更大的再分配力度。如果你不能做到這一點，像哥斯達黎加這樣的拉美國家，再分配之后的收入差距仍然比較大。這就是我們未來要做的。所以，當我們講“投資于人”的時候，雖然有無數重要的關鍵投資方向，但最終應該以是否“分好蛋糕”作為衡量標準。

最后是穩預期。穩預期有很多方面，比如政策保持連續性、政策效果不斷遞增而不是遞減等，都很重要。但我想強調的是，良好的預期歸根結底來自于制度建設。而這個制度建設要確保我們的投資是越來越“以人為本”的。

這些年我們遭遇了資本報酬遞減，也就是物質資本投資已經不能帶來應有的收益了。但是與此同時，教育回報率等測算都表明，對人的投資是報酬遞增的。因此很自然，近些年已經出現了投資于人的增長速度超過投資于物的增長速度的趨勢。在資金流量表里，我挑了幾個項目做個不完全統計：投資于物包括資本形成和凈金融投資；投資于人則是勞動者報酬加上社保福利以及社會補助之和。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趨勢，但這個趨勢可能還不夠。因為我們現在的基尼系數是0.465，城鄉居民收入比在2.3、2.4左右，離應有的標準還遠遠不夠，因此我們要進一步努力。以制度保障推動提供更多公共品，在家庭本位提升民生福祉，是形成良好預期和良性循環的必由之路。

互動環節

在新書發布會的互動環節，《財經智庫》總裁、《財經》雜志執行主編、《“十五五”開局：高質量發展的內在邏輯與實踐路徑》新書主編張燕冬向蔡昉教授拋出了兩個關乎未來的關鍵問題，為我們揭開了“十五五”規劃背后更細膩的民生考量。

張燕冬：蔡老師最后提出的是“制度性投資于人”，這包括哪些方面？

蔡昉：這個制度保障，關于投資于人的持續和長期預期，首先在于靠制度建設。黨中央文件中也講了，要進行基礎性、普惠性和兜底性的民生建設，這是第一條。第二條，是說它是一個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覆蓋。

具體來說，從全生命周期的開始，也就是出生人口。我們現在有著幾乎是世界上最低的總和生育率，七普之后都在1.3以下，目前大概只有1左右。這個水平持續下去，被國際人口統計學家稱為“低生育率陷阱”，在統計意義上很難翻身。當然中國不一定完全適用這個結論，因為我們有獨特的生育潛力和政策因素。因此，我們應該有足夠的投入，投在孩子的生育、養育和教育上。過去籠統地說要降低“三育”成本，具體來講，降低成本的核心是要讓三育性的基本公共服務由國家買單，從而使家庭支出的部分顯著下降。

第二個是教育。面對人工智能的沖擊，傳統教育的核心是人均受教育年限，這雖然重要，但越來越不能代表未來對人力資本的需要了。未來更重要的是延長受教育周期。向前要追溯到我們現在的短板，即0到3歲這部分孩子的投入。早期的智力投入和發展，對于未來提高人的認知能力和非認知能力至關重要。向后延伸，無論是中學、大學還是博士畢業，工作幾年后，接下來就是在職培訓。在職培訓要和學校教育同等重要。如果說過去學校教育是九成、在職教育是一成，那未來至少應該逐漸過渡到對半開的分量。

除此之外，基本公共就業服務以及社會保障也要逐漸提高普惠水平。未來遇到的沖擊可能是個人無法把握的，帶有一些宏觀的外部性，個人沒有能力應對，因此必須是社會救助的問題。同時，這可能不和你的繳費。類似“多繳多得”掛鉤了，我們把它叫做“惠信”的社會保障。

總的來說，未來人工智能和改革帶來的勞動生產率提高是無限的，增長潛力也是無限的，它帶來很多可能性。但不確定的是如何分好這個生產率紅利。如果分好了，我想也能應對這些沖擊。

張燕冬：您講的核心問題是有些必須的公共產品要由政府提供，公共財政要向民生傾斜。其實這個問題大家提了很多年，為什么解決得比較緩慢？在操作層面要怎么突破？

蔡昉：操作層面不是我能夠說的，但我想有兩個理念。第一個叫實證經濟學。經濟學研究發現，物質資本的投資報酬遞減，而對人的投資報酬遞增。很自然，這就是為什么我們看到近些年對人投資的增長速度快，也是為什么黨中央、國務院部署動員更多資金資源投資于人，這是現實的需要。

第二個是規范經濟學。我們要用發展理念去揭示現實的可能性。從理念上說，我們很快就要達到基本實現現代化的目標。那現代化目標是為了誰呢？是為了14億中國人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完全依靠市場、依靠實證經濟學是達不到的。因此，理念本身就可以獨立成立，它就要求你必須把更多資源投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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