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誰干家務可能催生孩子欺凌行為？上海交大研究發現兩者關聯

“我也上了一天班，憑什么回家還得我做飯帶娃？”“你下班早，順便接個孩子、買個菜怎么了？”關于家庭勞動分工的爭論，似乎是每個家庭繞不開的話題。然而，很多父母可能沒有意識到，家里誰掙錢、誰洗碗、誰接送孩子等日常安排，不僅關乎夫妻關系，還可能悄然影響著孩子在學校與同學的相處方式，甚至與校園欺凌行為存在關聯。

性別偏見與固定思維

要理解家庭分工如何影響孩子的行為，需要先認識兩個重要的心理機制：一是性別偏見。10歲至16歲是青少年形成性別認知的關鍵時期，父母的分工方式構成了孩子觀察學習的重要場域。當孩子長期觀察到“父親只管掙錢、母親包攬家務”的模式時，容易形成性別刻板印象。這種偏見一旦形成，部分孩子可能通過欺凌手段來維護其心目中的性別秩序，將“不夠男子氣”的男生或“太強勢”的女生作為攻擊對象。

二是固定型思維。當孩子長期觀察到家庭分工模式固化不變時，容易形成“事情就是如此，無法改變”的僵化認知。持有固定型思維的孩子更傾向于將同學劃分為強者與弱者，認為這種差異由天性決定，因而通過欺凌行為來強化等級秩序便顯得合理化。

基于跨國數據的實證研究

這些結論來自團隊開展的一項研究，我們分析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2023年社會情感技能調查收集的超過5.2萬名10至16歲青少年的問卷數據，覆蓋了如美國、英國等西方發達國家以及中國、日本等東亞國家的多元文化背景。調查采用標準化問卷，測量父母在照顧孩子、家務勞動、經濟貢獻三方面的投入程度，以及青少年在過去一個月內是否實施過取笑、排斥、散布謠言、肢體攻擊等欺凌行為。

研究識別出四種典型家庭分工模式：

■ 第一種模式為“平等型”家庭（33%）此類家庭中，父母在育兒、家務、經濟貢獻三個維度均較為均衡，父親積極參與育兒和家務，母親同時兼顧事業與家庭照料。數據顯示，這類家庭的青少年欺凌行為發生率相對最低。

■ 第二種模式為“過渡型”家庭（45%）此類家庭中，母親承擔主要育兒和家務責任，父親有一定參與；母親同時從事有酬工作，但經濟貢獻可能低于父親。這一模式反映了當代中國家庭正在經歷的性別角色轉型。研究發現，此類家庭的青少年更容易形成性別偏見，進而通過前述心理機制增加欺凌行為的可能性。

■ 第三種模式為“性別專業化型”家庭（17%）此類家庭呈現傳統的性別分工格局，父親主要承擔經濟責任而較少參與家務和育兒，母親主要負責家庭領域而經濟貢獻相對較少。研究顯示，此類家庭中性別偏見的影響尤為顯著，青少年觀察到的性別分工越刻板，形成的性別偏見越強，實施欺凌行為的可能性也相應增加。

■ 第四種模式為“疏離型”家庭（5%）此類家庭中，父母在三個維度的投入均處于較低水平，家庭功能存在明顯缺失。與“平等型”家庭的青少年相比，“疏離型”家庭的青少年報告實施欺凌行為的比例顯著更高，且主要通過固定型思維機制產生影響。父母的情感缺位使青少年更易形成消極認知，轉而通過攻擊性行為尋求心理補償。

男孩群體值得特別關注

研究還發現了顯著的性別調節效應。數據表明，家庭分工模式對男孩的負面影響較女孩更為顯著。這可能與社會性別規范有關，傳統文化對男性“陽剛氣質”的期待使男孩更傾向于將性別偏見轉化為實際攻擊行為，而傳統性別規范又限制了男孩表達脆弱情緒的途徑，使其更易采用欺凌行為來維護自身地位。

預防欺凌從家庭分工開始

研究結果提示需要將欺凌預防工作從學校層面擴展到家庭層面。

第一，建議家庭重新審視勞動分工模式 父母可通過更加平等地分擔家務，向子女傳遞性別平等理念，使其認識到能力與性別無關、家庭角色分工并非固定不變，從而減少性別偏見的形成。

第二，需警惕父母情感投入不足的問題 即便面臨工作壓力，父母仍應保障高質量的親子陪伴，了解子女在校的人際關系狀況，傾聽其困惑與需求。充分的情感支持是預防青少年形成固定型思維的重要保護性因素。

第三，應在日常生活中培養子女的成長型思維 家長應引導子女認識到努力的價值，同時通過自身實踐進行示范，如父親學習烹飪、母親學習維修技能等，幫助子女理解能力的可塑性，降低其通過欺凌方式來強化社會等級的傾向。

家庭教育對青少年發展具有基礎性作用。當我們致力于營造更加平等、充滿關愛的家庭環境時，不僅有助于構建和諧的夫妻關系，更能為子女的健康成長奠定良好基礎。校園欺凌的預防，或許可以從重新思考家庭勞動分工開始。

作者：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研究生 鄭鈞耀

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 楊帆

（本文基于發表于Sex Roles期刊的研究成果撰寫）

原標題：《家里誰干家務可能催生孩子欺凌行為？上海交大研究發現兩者關聯》

欄目編輯：郜陽

來源：作者：新民晚報 易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