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
一種流行觀點認為，正是烏克蘭對俄羅斯的牽制，才使得美國敢于如此肆無忌憚地對伊朗采取軍事行動，且行動看似順利無阻。然而，歷任美國政府均具備同等的軍事能力，區別僅在于往屆政府更傾向于恪守規則、秩序與法律框架，行事審慎克制，而非如暴君般肆意妄為——正如秉持保守秩序觀的英國工黨首相斯塔默所言，其未參與此次行動的緣由正在于此。那么，這種“有能力而不為”的隱忍，是否就意味著政治上的不善？
頗具悖論意味的是，川普這般“手起刀落”的行事風格反倒贏得了中東民心：既高效又痛快，猶如古時明鏡高懸的父母官鏟除地方惡霸。就短期結果而言，川普果斷鏟除了禍害；但這是否意味著邪惡已因此根除？這是否加速了弗朗西斯·福山所言的“歷史終結”？
然而，若此即為文明演進的方向，為何在東大這片實行了兩千年秦制大一統威權體制的土地上，卻始終未能自發完成向現代文明的轉型？是制度的路徑依賴過于強大，還是“除害”的快感本身遮蔽了制度性建設的漫長與艱辛？
或許，我們所懷念的并非單純的暴力正義，而是在復雜現實中難以企及的、那種正義得以即刻伸張的確定性。但文明的真諦，恰恰在于我們能否超越這種“手起刀落”的誘惑，在程序與效率的張力中，構建起更持久的正義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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