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蝦不是 “養一池蝦”，而是 “管一個系統”！

在全球水產養殖產業中，對蝦養殖憑借其極高的經濟價值，成為支撐多國糧食安全與民生保障的核心產業之一。然而，最近的一系列研究明確指出，若想實現對蝦養殖的長期穩健發展，我們必須徹底轉變認知——將其視為一個生態、經濟與社會過程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的復雜社會生態系統，而非僅僅是一項追求產量的簡單生產活動。這種認知的轉變，不僅關乎對蝦養殖產業本身的存續，更深刻影響著全球水產資源的可持續利用與沿海社區的長遠福祉。

一、全球對蝦產業費分布

從全球產業格局來看，對蝦養殖的區域集中度極為顯著，全球80%以上的蝦產量集中在亞洲地區，中國、泰國、越南、印度尼西亞等國家更是撐起了全球對蝦產業的“半壁江山”。其中，越南作為全球重要的對蝦出口國，蝦類養殖產業的社會經濟價值尤為突出，直接為約450萬工人創造了生計來源，覆蓋養殖、加工、運輸、銷售等全產業鏈，成為當地緩解貧困、促進鄉村發展的關鍵支柱。廣州海大集團等中國企業也紛紛布局越南市場，通過輸出“飼料+種苗+動?！钡娜a業鏈模式，為當地養殖戶提供技術支持，進一步推動了越南對蝦養殖產業的規模化發展，也印證了該產業在區域經濟中的重要地位。正是在這樣的產業背景下，Kazi Atiah Taiyebi及其同事在近期的研究中，提出了一個極具現實意義的核心命題：對蝦養殖不應被孤立地視為單一的水產生產活動，而應納入社會生態系統的框架中，統籌考量其生態影響、經濟價值與社會意義，這也是破解當前產業可持續發展困境的關鍵突破口。

對蝦生產高度集中于亞洲的現狀，使得該區域的各類風險具有極強的全球傳導性。無論是大規模疫病爆發、氣候變化引發的極端天氣，還是土地與水資源利用沖突、政策調整帶來的產業波動，都可能迅速蔓延至全球對蝦市場，影響全球供應鏈的穩定與糧食安全。例如，近年來亞洲部分產蝦國頻發的對蝦白斑綜合征，不僅導致當地養殖產量大幅下滑，更推高了全球對蝦價格，影響了多國消費者的權益。在此背景下，Kazi Atiah Taiyebi團隊的系統綜述進一步聚焦核心問題：當前的對蝦養殖研究，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了社會變量與生態變量的協同考量？社會生態系統方法的應用，又能為產業可持續發展提供哪些新的思路與支撐？

二、亞洲蝦產業的現狀

為解答這一問題，研究團隊對113篇相關學術文章進行了全面系統的梳理與分析，重點聚焦研究進展、知識差距與未來發展方向，核心結論直指社會生態系統方法在對蝦養殖研究中的應用缺失。從研究地域分布來看，僅亞洲地區就有108項相關研究納入分析范圍，占比超過95%，這與全球對蝦生產的區域集中度高度吻合。從研究類型劃分，78%的研究屬于實驗性研究，主要聚焦于養殖技術優化、病害防控、水質調控等具體技術層面；其余22%則屬于混合類別研究，涵蓋政策分析、方法探索、概念闡釋及應用實踐等領域，其中就包括近年來興起的生態養殖模式研究，如中國珠海探索的“漁草共生”模式、寧夏的循環水養殖模式等。

深入分析研究內容的側重點可以發現，自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亞洲對蝦養殖研究始終呈現“重環境、輕社會經濟”的失衡格局。其中，以水質變化、污染治理、生態破壞等為核心的環境視角研究占比高達56%，而關注養殖社區生計、利益分配、社會公平等議題的社會視角研究僅占21%，聚焦產業經濟效益、市場波動、成本收益的經濟視角研究占14%，純粹圍繞生態系統結構與功能的生態視角研究更是低至9%。這種失衡的研究格局，導致我們對蝦養殖產業的認知存在明顯偏差——只看到了其生產屬性帶來的環境影響，卻忽視了其作為社會經濟活動的核心價值，以及社會因素對產業可持續性的深層影響。

從空間尺度來看，當前對蝦養殖研究的分布同樣存在明顯局限。區域層面的研究占主導地位，達55%，主要聚焦于某一特定養殖區域的局部問題分析，如珠海斗門區“漁草共生”模式的區域實踐效果；地方層面的研究占34%，多圍繞單個養殖基地或村莊的具體情況展開，如清華教授段云嶺在寧夏賀蘭縣的循環水養殖試點研究；而國家層面的宏觀研究僅占8%，罕見能夠覆蓋全國養殖產業、追蹤長期因果鏈條、為國家層面政策制定提供支撐的系統性研究。這種“重中間、輕兩端”的空間研究格局，使得對蝦養殖產業的發展缺乏頂層設計與長遠規劃，難以應對跨區域、長期性的生態與社會挑戰。

圖1：描述紅樹林地區養蝦社會生態系統（SES）的復雜性，包括SES不同組成部分之間的反饋和相互作用。

研究方法的選擇，進一步加劇了這種認知偏差。在納入分析的研究中，定量研究占45%，混合方法研究占36%，而純定性研究僅占18%。這種方法上的傾斜，與研究對象的特性密切相關：環境指標（如水質參數、污染物濃度）和技術指標（如養殖密度、飼料轉化率）易于量化、測量成本低且標準化程度高，因此成為多數研究的核心對象；而社會變量，如養殖利益的分配機制、養殖戶的土地與水資源獲取權、弱勢群體的討價還價能力、政策執行中的動態博弈等，往往具有極強的復雜性和主觀性，需要長期跟蹤調研、收集定性數據，且涉及敏感的本地社會問題，數據獲取難度大，因此難以被深入測量與分析。這種研究方法的局限，導致社會變量在多數研究中僅被簡單提及，未能與生態變量建立有效的關聯分析，無法揭示二者之間的相互作用機制。

三、社會與生態成分存在脫節現象

該系統綜述最引人關注的發現，是對蝦養殖研究中社會與生態成分之間存在的明顯“脫節”現象——這也是制約產業可持續發展的核心瓶頸。

一方面，大多數研究將焦點集中在生態層面，過度關注養殖活動對水體、土壤、生物多樣性的影響，卻忽視了社會因素對生態保護的制約作用；

另一方面，僅關注社會因素的研究占比極低，即便有研究提及社會因素，也多停留在描述性層面，未能闡明其與生態變量之間的內在關聯。事實上，這種脫節背后有著深刻的現實邏輯：環境變量的測量的便捷性、低成本與標準化，使其成為研究的“易選項”；而可持續發展的實現，往往卡在社會層面的瓶頸上——利益分配不均導致養殖戶缺乏生態保護的動力，信息不對稱使得小養殖戶難以適應綠色養殖標準，對監管機構的信任不足導致環保政策難以落地，這些社會問題都直接影響著生態保護措施的成效。

圖2：已發表的亞洲對蝦養殖研究論文的地理分布

在環境與社會的交叉層面，對蝦養殖帶來的系統性損失已經成為不可忽視的現實。據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統計，過去20年，全球主要產蝦國約有238319公頃的紅樹林被改建為蝦塘，這一面積相當于全球紅樹林總面積的38%。而全球紅樹林聯盟（GMA）與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發布的《2024年世界紅樹林狀況》報告進一步指出，水產養殖是全球紅樹林面積減少的首要人為因素，占比達26.7%。紅樹林的大面積消失，不僅破壞了沿海生態系統的完整性——作為“藍碳”儲存的重要載體，每公頃紅樹林可儲存394噸碳，其消失會加劇氣候變化；同時還導致土壤鹽堿化、生物多樣性下降，進而引發稻田被擠占、貧困群體勞動條件惡化、資源獲取困難等一系列社會問題。例如，東南亞作為全球紅樹林損失最嚴重的地區，因紅樹林被改為蝦塘，導致依賴紅樹林生存的1/3野生魚類失去棲息地，沿海社區的防洪能力下降，進一步加劇了當地的生態與民生危機。而社會生態系統方法的核心價值，就在于能夠清晰揭示對蝦養殖價值鏈中市場、政策、環境與社會風險之間的反饋循環，找到生態保護與社會發展的平衡點。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盡管社會生態系統（SES）的概念自2000年代中期以來就已逐步發展完善，成為解析復雜系統關鍵要素與相互作用的重要工具，但其在對蝦養殖研究中的應用仍然極為有限?！渡鷳B學報》相關研究指出，SES框架雖已廣泛應用于系統屬性研究、綜合治理分析等領域，但在對蝦養殖領域的整合應用仍存在明顯不足。在亞洲地區，幾乎沒有研究能夠完全整合社會生態系統方法，多數研究僅停留在概念引用層面；即便將研究范圍擴展至全球，符合標準的系統性研究也寥寥無幾，且這些研究多聚焦于反饋機制、因果關系等單個系統屬性，未能運用系統動力學模型，全面描述對蝦養殖社會生態系統隨時間推移的動態演化過程與各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

研究團隊進一步分析指出，社會生態系統方法在對蝦養殖研究中的“缺席”，并非因為其適用性不足，而是受到多重現實因素的制約。首先，實施成本高、數據要求復雜是核心障礙——以系統為導向的研究，需要收集長期、多來源、多層次的數據，覆蓋從養殖家庭、社區到供應鏈、治理機構的各個環節，僅數據收集與整理就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與時間投入。其次，當前對蝦養殖研究多受到資助期限短、技術目標導向明確、跨學科能力不足的限制：多數科研項目的資助周期僅為1-3年，難以支撐長期的系統跟蹤研究；研究團隊多以水產技術、環境科學領域的學者為主，缺乏社會學、經濟學、政策科學等學科的交叉協作，難以完成對社會生態系統的全面解析。此外，社交數據的可獲得性差也是重要制約因素——涉及土地權屬、利益分配、政策執行等敏感問題的社會數據，往往難以通過常規調研獲取，進一步阻礙了社會生態系統方法的應用。

這種研究層面的失衡，對全球對蝦養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產生了深遠的負面影響。要知道，亞洲地區的對蝦產量約占全球的82%，該區域的養殖模式與發展路徑，直接決定了全球對蝦產業的可持續水平。實踐已經證明，單純依靠技術手段或生態保護措施，難以實現產業的長期可持續發展——可持續標準的落地、環境影響的減少，必須輔以完善的社會機制，如建立公平的利益分享體系，讓小養殖戶也能從生態養殖中獲得收益；提高小養殖群體的話語權，使其能夠參與到產業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中；增強信息透明度，為養殖戶提供技術、市場、政策等方面的精準信息；加強跨部門協調，打破環保、農業、漁業等部門之間的壁壘，形成治理合力。而社會生態系統方法的核心價值，就在于能夠將研究與實踐的重點，從“減少單個養殖環節的環境影響”轉向“提升整個對蝦養殖系統的韌性”，實現生態保護、經濟發展與社會公平的協同推進。

值得注意的是，當前對蝦養殖研究還存在一個明顯的短板：大多數研究集中在地方或區域尺度，缺乏長期的跟蹤隨訪研究，無法揭示對蝦養殖社會生態系統隨時間的演化規律。例如，珠海的“漁草共生”模式雖已取得顯著成效，實現了尾水達標率提升20%-30%、養殖戶增收超8000萬元的良好效益，但目前的研究多聚焦于短期效果，缺乏對該模式長期生態影響、社會適應性、經濟可持續性的跟蹤分析。同時，在涉及生計保障、市場波動、土地利用沖突、養殖戶行為等社會因素時，現有研究未能清晰解析社會因素與生態因素之間的雙向互動關系——既沒有闡明社會因素如何影響生態保護的成效，也沒有揭示生態變化如何反作用于社區生計與產業發展。這種研究短板，導致當前提出的可持續發展建議，往往是孤立的、以技術或管理為導向的，缺乏對整個社會生態系統相互關聯性的綜合考量，難以適應復雜多變的產業實際，也難以真正落地見效。

圖3：對蝦養殖社會生態系統組成部分（社會、生態和社會生態）的關鍵變量以及亞洲可持續對蝦養殖管理變量之間的相互作用。

針對上述知識差距與研究短板，該研究明確提出了未來對蝦養殖研究與實踐的核心方向——構建更具綜合性的社會生態系統分析框架，推動研究與實踐的轉型升級。首先，未來的研究必須打破學科壁壘，加強社會學、經濟學、環境科學、水產科學等多學科的交叉協作，將蝦農、養殖社區、產業鏈利益相關者的聲音納入研究與評估過程，避免“自上而下”的單一研究視角。其次，要強化社會學與跨學科研究方法的應用，增加定性研究的比例，通過長期跟蹤調研、深度訪談、案例分析等方式，深入解析社會變量與生態變量之間的相互作用機制，填補當前研究的空白。再次，要立足不同養殖區域的具體實際，構建差異化的研究數據體系，充分考慮各地區生態條件、養殖模式、社會結構、政策環境的多樣性，避免“一刀切”的研究思路與解決方案。例如，針對內陸缺水地區，可重點研究寧夏循環水養殖模式的推廣應用；針對沿海地區，可聚焦“漁草共生”“蝦稻輪作”等生態模式的優化，以及紅樹林保護與對蝦養殖的協同發展路徑。

四、對蝦產業未來的走向

研究提出的社會生態系統分析框架，為未來的研究與實踐提供了清晰的指引——該框架能夠全面識別對蝦養殖社會生態系統的核心組成部分，從養殖區域的生態條件、疫病風險、環境承載力，到產業制度、市場機制、政策環境，再到養殖社區的生計模式、社會結構、利益訴求，實現對整個系統的全方位解析。在此基礎上，能夠針對性地制定更具可行性、可操作性的解決方案，推動對蝦養殖產業從“單一生產導向”向“生態-經濟-社會協同導向”轉型。例如，汕頭大學等科研機構探索的多營養層級綜合養殖模式（IMTA），通過整合魚類、甲殼類、藻類等養殖物種，實現了能量循環利用與廢物減排，正是社會生態系統方法在實踐中的具體應用，為產業綠色發展提供了新路徑。

歸根結底，對蝦養殖產業的長期可持續發展，離不開對社會生態系統的綜合管理。這意味著，我們不能再僅僅將目光局限于池塘改造、品種改良、飼料優化等單一技術環節，而必須統籌兼顧生產活動、資源利用、社區發展與政策協調之間的內在關聯。唯有將對蝦養殖視為一個復雜的社會生態系統，通過多學科交叉研究、完善社會機制、強化跨部門協同，才能破解當前產業面臨的生態破壞、社會失衡、可持續性不足等困境，實現生態效益、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統一。

在全球糧食安全面臨嚴峻挑戰、氣候變化影響日益加劇的背景下，對蝦養殖作為重要的蛋白質來源產業，其可持續發展不僅關乎產業自身的未來，更關乎全球生態安全與人類福祉。推動對蝦養殖研究與實踐向社會生態系統視角轉型，不僅是Kazi Atiah Taiyebi團隊的研究呼吁，更是全球對蝦養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未來，隨著社會生態系統方法的廣泛應用，以及多學科協作的不斷深化，我們有望逐步構建起更加可持續、更具韌性的對蝦養殖體系，讓這一產業在保障糧食安全、促進鄉村發展、保護生態環境中發揮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