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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利
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會員,(全國)教育書畫協會篆刻分會理事,錦州市書法家協會副主席。渤海大學美術學院書法與理論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碩士生導師。2017年畢業于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師從叢文俊、張金梁二位先生。主要從事書法篆刻創作和印學研究。作品入展“全國第八屆書法篆刻作品展”“全國首屆青年書法篆刻作品展”等國家級展覽十余次,主持國家藝術基金、教育部、遼寧省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各1項,出版專著1部,在專業期刊發表學術論文10篇。主講“中國古代書法史”“明清篆刻流派研究”“篆書專題”“篆刻原理”等課程。
晚明印壇趨俗現象研究
文|王者利
晚明是中國流派印發展的繁榮階段,受當時俗文化的影響,晚明印壇也伴隨著 種種“趨俗”現象, 這種現象的出現一方面是 對“古”這一審美理念的誤解, 以奇怪為古,致使印章有怪俗之弊;另一方面也是 受到當時木刻印譜的影響, 木刻印譜很難體現古印精髓,多板滯,也導致了晚明印壇的板俗之病。
(一)
晚明印壇“怪俗”現象
晚明怪俗之風 在印章上主要表現在殘破和用字。
由于時間久遠,秦漢印章大都有殘破現象,這種殘破在一些印人眼中成為了 古法的象征, 同時在求怪之風的作用下, 殘破成了印人模仿的對象。
朱簡在《印經》中引述陳繼儒的話說:
碑石冰泐者具在,好奇之士,乃 專仿刻文剝刓之處,僅成字形,以為古意。 ”[1]
專仿剝刓之處,以為古意的做法在晚明極為普遍,當時的大家如何震、蘇宣、汪關等也都曾留意于此,但都 寓巧于拙,蘊含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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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震作品“聽鸝深處”,“鸝”字與“處”字之間做殘破, 使得印章下半部分顯得滿密,增強了整體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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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宣“張灝之印”的殘破處理,主要以四周為主, 使得此印具 備了一種強烈的向外的張力,給人以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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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關獨創的線條粘連模式, 于靜態中透露出一種古意。
可以說他們的探索帶有其獨立的審美和追求,而非信手為之。
對于當時的大多數人而言,這種 帶有理性的殘破手法 卻并不多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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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張灝《學山堂印譜》輯當時名手所制印章而成,頗能代表當時印壇的現狀。 從中我們不難發現印人那種“故作爛碎漫滅”“正似鐘馗嫁妹,狐鬼送裝,見者怖走”之態。
“橫琴了無事,垂釣應有以”這方印章所做的殘破處理,并沒有足夠的理性思考,對印章的整體效果也起不到任何作用,只是 單純地為了殘損而殘損,也許作者這么做的目的是想通過殘破達到“古意”,但明顯的,實際效果恰恰相反。
朱簡曾從刀法的角度對時人殘破的做法提出了批評,他說:
吾所謂刀法者,如字之有起、有伏、有轉折、有輕重,各完筆意,不得孟浪。非 雕鏤刻畫,以鈍為古,以碎為奇之刀也。有刀鋒而似鋸牙燕尾,外道也。 [2]
在朱簡看來, 古之刀法在于有筆意,而非以碎為奇之刀, “古意”并不是單單通過刻意模仿古印殘損就能得到的,印章中的古意,絕非單靠技法所能得,更多的是“以意為之”。方以智在《印章考》中對此曾有言:
刻印仿古,則雖奇無礙也。 真能好古者,以意為之,亦有繆篆古意; 不然者,雖仿古亦時人耳。豈故作爛碎漫滅,遂為秦、漢耶?[3]
此為的論。
晚明印人除在殘破上過于求奇而顯得怪俗之外,在印章字法上也因過于求奇求怪而顯得頗為俗氣。
印章字法自元以來一直奉行白文崇漢、朱文用宋元的做法,即白文大都使用漢摹印篆,朱文則大都使用秦小篆。
這種做法到了晚明則出現了很大的變化,晚明世俗文化的興起,使得社會上怪字、別字、錯字大行其道,而文人也往往以能認、能寫“奇字”為榮。明中期江暉“為文鉤元獵毖,雜以古文奇字……令讀者謬根眩霓,至莫能言,隱口汗顏而罷”。
這種風氣自然地也浸染到了印章當中,白謙慎先生曾言,若論歷代篆刻用字,明人所用印章字法最為難識。
晚明印人或許是因為好古炫博,常常引用極為冷僻的古文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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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端臣氏”之“端”字,似源于《六書通》而與《說文》大異;陳奇齡所用印章“真長”,應取自《古文四聲韻》并稍作改變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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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日升用“海登”印,作者將“海”字下部處理成獨立的筆畫,又將“水”旁直立與“每”字相通,變形極大,嚴格來講已成錯字。
為了奇而求奇,其結果往往是“怪而不奇”,對此,不喜平庸當然是好事,但若妄意求“奇”,則往往使得作品了無生氣。正如為了追求雅而刻意做作“矯言雅尚,反增俗態”一樣。
除大量使用冷僻古字入印以外,晚明印人也常使用大量篆書變體或圖形文字入印。
南朝宋王愔曾作《文字志》,其上卷著錄當時所見古書體三十六種,其中包括鳳書、魚書、龍書、麒麟書、龜書、芝英書、倒薤書、云書、金錯書、仙人書、蚊角書等多種 篆書的變體。
在庾元威《論書》中更有六十四種、九十一種、一百二十種之說。這些雜體篆多屬于美術體,是“好異尚奇之士,玩體勢之多方”的產物,歷來還未見用于印章。晚明印人將其施于印章,雖算得上是創舉,卻也足見受到當時好異尚奇之風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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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寧舍己利人,勿因人利己”一印,所用書體為柳葉篆。
夢英《十八體書》:
柳葉篆者,衛瓘所作,衛氏三世工書,善數體,又為此法。其跡類薤葉而不真,筆勢明勁,莫能傳學。[4]
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中說:
蔡中郎作大篆,則稍兼肉矣。唐時稱李陽冰,陽冰時作柳葉,殊乏古意。間亦作小篆,然不見有勁挺圓潤之意,去李斯遠矣。[5]
從以上兩說可見,這種篆體以類似柳葉而得名。 晚明印人以奇怪篆入印,柳葉篆占了很大的比例, 從印文中可以看出,這種篆體兩頭尖而中間寬,形同柳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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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明官印中有一方印文為“蕩寇將軍印”所用文字亦是柳葉篆。該印銀質,伏虎鈕,印面10.4CM、高7.5CM,為崇禎十六年(一六四三)十月禮部所造,乃崇禎皇帝頒發給白廣恩的印信。 [6]
明代將軍印為何以柳葉篆為之,史無記載,明代官印規定的字體為九疊篆,在已發現的明代官印中,將軍印卻以柳葉篆為之,想是因柳葉篆“筆勢明勁”以此顯示朝廷的威儀也未可知,但從中卻透露給我們這樣一個信息,在明朝,柳葉篆是雜體篆中應用最為廣泛的一種,這一點從明代文人印章中也可得到證明。
晚明印章入印文字除柳葉篆之外,還有垂露篆、芝英篆、剪刀篆、龍爪篆、垂云篆、蝌蚪篆等雜體篆,甚至有以圖形文字入印者。
這些篆書形體多怪異,多不易識。其中很多書體雖自南朝以來就有記載,但多不曾見,在社會上更是極少使用。
歷來印章使用書體多為繆篆,元趙孟頫開始以小篆入印,印風婉轉流利,深得文人喜愛,元朱文印風于是流行。
以異體篆入印,就篆刻本身而言,并沒有多少藝術價值,僅是印人尚奇炫博手段而已。這種好異尚奇之風不僅在文人印中流行,甚至影響到朝廷宮廷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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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清寧宮圖書”一印所用的便是垂云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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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明宮廷印章中還發現一枚印文為“寶藏”的五面同文璽,所用字體分別為蝌蚪篆、垂云篆、垂露篆、懸針篆、雕蟲篆。又有“文德武功”六面同文璽亦是如此。這些閑章不同于官印,在用字方面也就更為隨便,刻畢之后,可能只是為了把玩,絕少使用。
在現今所見明御筆書畫上所用閑章的篆法,都是較正規的九疊篆和玉箸篆,以異體篆入印的閑章則未見鈐用。由此推想可知,這類閑章應是受社會好異尚奇之風影響,感到新奇有趣的結果。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好奇之風影響之巨、之廣。孔云白在《篆刻入門》中曾評論說:
唐人意擬復古,妄自杜撰,徇名之作不可勝計。若龍書、穗書、云書、龜書十八體,三十二體及大禹衡岳碑、比干銘、磐銘、藤公墓銘、延陵季子碑、碧落碑等,篆皆謬妄之書,萬不足法。明人好奇怪,以之入印,自炫古奧,見之令人作三日嘔。[7]
(二)
晚明印壇“板俗”現象
晚明《顧氏集古印譜》的刊行帶來了篆刻藝術的繁榮,更準確地說,木刻翻印的《印藪》的刊行使得晚明印人的篆刻熱情空前高漲,也帶來了晚明印壇一片生機勃勃的景象。
《顧氏集古印譜》原石鈐拓本僅二十部,雖標價“白金十兩”,卻也在面世之初就被競相購去。
甘旸曾言:
隆慶間,武陵顧氏集古印成譜,行之于世, 印章之荒,自此破矣。 [8]
但是此印譜畢竟發行量太少,遠遠不能滿足當時印人的需求,于是,顧從德委托羅南斗在原《顧氏集古印譜》的基礎上擴充玉印二百二十余方、銅印三千二百余方,于萬歷三年(一五七五)成書,并定名為《印藪》。
《印藪》的面世對晚明印壇影響巨大,雖在《顧氏集古印譜》出現之后,張學禮、程遠、朱簡等人匯集的十余部印譜面世,但在影響上卻遠遜于《印藪》。
趙宧光對此曾言:
及顧氏譜流通遐邇,爾時家至戶到手一編,于是當代印家望漢有頂。[9]
足見《印藪》影響之廣。
《印藪》影響雖廣,但引起的問題卻也極大。
由于此譜是木刻而成,在翻刻之時,極易造成線條板刻失真,很難反映出古印原有的神采。 對此,當時印人多有批評。認為其古法已『澌滅無遺』;『章法、字法雖在,而刀法則杳然矣。』
張納陛則更是直言道:
指《印藪》以為漢,弗漢也,跡《藪》而行之,弗神也……摹印并其剝蝕以為漢法,非法也。 《藪》存,而印之事集;《藪》行,而印之理亡。 [10]
足見 印人對木刻《印藪》板刻失真、不能反映古法一事耿耿于懷。
而王穉登更是 以《印藪》的刊行為界限,將晚明印壇劃為兩部分, 他在《古今印則》跋中說:
《印藪》未出, 壞于俗法; 《印藪》既出, 壞于古法。 恂俗雖陋, 泥古亦拘。 ”[11]
祝世祿受其影響,在《印雋序》中也說:
《印藪》未出之時,刻者病鄙俗而乏古雅;既出之后,刻者病泥跡而失神情。[12]
可以說, “病鄙俗而乏古雅”與“病泥跡而失神情”恰是對晚明印壇的整體概括。 我們將《顧氏集古印譜》與《印藪》相比較就會發現,無論是線條、轉折還是字形等方面,《印藪》都有很大的失真,神采大失。
讀晚明印人印譜,我們也不難發現,當時印人受木刻印譜影響,板滯現象隨處可見,可知當時印人對印壇的批評并不是無的放矢。
注釋:
[1][2](明)朱簡,《印經》,見韓天衡《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一三八頁。
[3](明)方以智,《印章考》,見韓天衡《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一四九頁。
[4]《中國書畫全書》第一冊,上海書畫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第二一五頁。
[5](明) 何良俊, 《四友齋叢說》, 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第二四四頁。
[6]南波,《關于『蕩寇將軍印』》, 見《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二期,第九十一頁。
[7]孔云白,《篆刻入門》, 上海書店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第六十八頁。
[8](明)甘旸,《印章集說》,見韓天衡《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七十六頁。
[9](明)趙宧光,《金一甫印譜》序, 見韓天衡《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四六一頁。
[10](明)張納陛,《古今印則》序,見《歷代印譜序跋匯編》,西泠印社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第六十七頁。
[11](明)王穉登,《古今印則》跋,見《歷代印譜序跋匯編》,西泠印社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第七十頁。
[12](明)祝世祿,《印雋序》,見《歷代印譜序跋匯編》,西泠印社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第八十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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