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務派遣淪為“剝削工具”？警惕“假外包”成為下一個避風港

2026年3月4日，全國政協委員周世虹接受采訪時的一席話，再次撕開了勞務派遣制度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那道難以愈合的傷口。他直言不諱地指出，勞務派遣已徹底背離“臨時性、輔助性、替代性”的制度設計初衷，淪為企業和派遣機構合謀“克扣和剝削勞動者收入的手段和工具”。一句“建議廢止勞務派遣制度”，如同投入平靜湖面的巨石，激起了關于勞動者權益保護與企業用工成本的深層討論。

周世虹的擔憂并非空穴來風。根據《勞動合同法》的規定，勞務派遣本應是正規用工的補充，僅限于不超過六個月的臨時性、非主營業務或替代性崗位。然而在現實的商業邏輯驅使下，這一制度早已被異化。從互聯網大廠的基層員工，到制造業流水線上的工人，甚至是某些事業單位的長期工，都可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派遣”。更有甚者，企業通過“逆向派遣”強迫已有員工與派遣機構簽約，以此切斷與勞動者的直接勞動關系，將本應由用人單位承擔的五險一金、經濟補償金等法定責任甩鍋給空殼般的派遣公司。

這種制度扭曲的后果是觸目驚心的。企業將派遣用工當作了純粹的“利潤收割機”，勞動者拿著低于正式員工一半的薪水，干著同樣的活，卻無法享受同工同酬的待遇。更有甚者，當工傷等意外發生時，勞動者往往陷入派遣單位與用工單位之間的“踢皮球”困境。湖南省益陽市資陽區人民法院近期審理的一起案件極具代表性：派遣工鐘某入職第三天即在工作中受傷，派遣單位未繳社保，用工單位也未盡培訓之責，最終法院判決用工單位承擔連帶賠償責任。這一案例清晰地表明，派遣制度在現實中制造了大量的責任盲區，勞動者維權成本極高。

面對如此沉疴，周世虹提出的“廢除論”無疑具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和道德感召力。如果能夠實現用工單位與勞動者直接建立勞動合同關系，意味著數千萬派遣勞工將擺脫“二等員工”的身份焦慮，獲得職業發展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勞動糾紛也勢必大幅減少。這一建議精準地回應了民眾對于“勞動公平”的樸素期待。

然而，制度的廢除不能僅憑一腔熱血。我們需要冷靜地看到，勞務派遣在三十年間的野蠻生長，早已與我國的經濟結構深度捆綁。一刀切的廢除，可能引發劇烈的用工震蕩。周世虹也對此有所預見，他同時給出了替代方案：對于確實存在的臨時性用工需求，可通過勞務外包等渠道解決。

這就引出了問題的關鍵：如果派遣被廢，外包能否獨善其身？事實上，當前的用工市場上早已充斥著“假外包、真派遣”的貓鼠游戲。許多企業將原本的派遣工改簽外包合同，但工作地點、管理模式、甚至工位都毫無變化，只是換了一個合同主體來規避責任。更令人憂心的是，正如全國人大代表李豐所指出的，在小型外包、眾包公司中，為了低價中標而“過度內卷”，通過降低工資、誘導放棄社保等手段剝削勞動者的現象同樣觸目驚心。

因此，圍繞周世虹委員的建議，我們需要的不是簡單的制度存廢之爭，而是一場關于勞動者權益保障的系統性重構。

首先，必須堵住法律漏洞，強化“三性”原則的執行剛性。盡管法律規定了派遣崗位的限制，但在實踐中，企業只需在合同中標注“輔助性”即可輕易繞過監管。監管部門應建立常態化的審查機制，對濫用派遣制度的企業施以重典，提高違法成本。

其次，警惕并嚴厲打擊“假外包真派遣” 。2026年新的監管政策已明確將此類行為列為查處重點。需要明確區分派遣與外包的本質——派遣是“賣人”，用工單位直接管理；外包是“做事”，承包方自主經營。不能讓外包成為派遣制度廢除后的又一個避風港。

最后，回歸制度設計的原點：勞務派遣應當是企業因應短期、突發需求的人才“蓄水池”，而非降低長期用工成本的“排水溝”。讓勞動者直接與用工單位簽訂合同，不僅是對個體尊嚴的保障，更是構建和諧勞動關系、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基石。

2026年的春天，當政協委員在兩會上振臂一呼，廢除制度的建議或許未必能即刻落地，但它所引發的思考必須落地。我們需要建立的，是一個讓勞動者無論通過何種形式就業，都能感受到體面與安全的社會保障網絡。畢竟，勞動的尊嚴，丈量著社會的文明尺度。

（作者：秦前松，《中國實踐》融媒主編、湖北法治發展戰略研究院副院長）

編輯：楚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