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居民身份證‘去地址化’”是個正確趨勢？

1. 身份證上的地址，在絕大多數人的實際生活里，其實是個“幽靈地址”。很多人考大學、換工作、買房遷徙，身份證上的地址還停留在老家的那個祖屋，或者某個早就拆遷了的胡同里。當你寄快遞、填外賣、辦銀行業務時，你填寫的往往是那個你真正每天醒來的地方。物理上的“證件地址”與生活中的“實居地址”長期處于嚴重脫節狀態，這讓印在卡面上的門牌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作為“聯系方式”的初衷。

2. 在民事訴訟法里，確實有一個概念叫“住所地”，有時對應的就是身份證上的地址。但是，法律也非常務實地規定了“經常居住地”的概念。只要你離開住所地，在另一個地方連續居住相應時間，那個地方就成了你的“經常居住地”。

3. 在確定管轄權、送達法律文書時，法院往往會優先考慮你的經常居住地。換句話說，司法系統其實已經意識到，那個印在紙面上或卡面上的固定地址，并不總能找到你的人。既然法律都已經給“經常居住地”騰出了位置，那身份證上非要強行固化一個可能已經失效的地址，必要性就顯得沒那么強了。

4. 最令人擔憂的，還是隱私泄露的問題，尤其是在名譽權侵權這種高度敏感的案件里。很多案子的起因就是網絡沖突，雙方本來就劍拔弩張。但在訴訟程序中，由于司法文書或者證據交換，很多時候都需要披露身份證的正反面復印件。最要命的是，很多判決書是公開的，雖然現在會有意識地做隱名處理，但也不排除百密一疏的時候，這就給了一些人“開盒”的可乘之機。你為了維權去打官司，結果案子打完了，你老家住在哪棟樓、哪戶人家，也可能順帶著成了半公開的信息。這種“被迫公示”，對于當事人來說，不僅是心理上的壓力，更是現實生活中的安全隱患。

5. 在當前的互聯網環境下，一旦某個案件涉及到公眾人物或者是爭議性話題，網民的“人肉”能力是驚人的。如果身份證上只顯示到某個市、某個區，甚至只保留一個加密的編碼供行政部門核實，而不在卡面上直接展示具體的門牌號，那么這種由于訴訟或行政程序導致的隱私二次傷害，就能在源頭上被切斷很大一部分。而且這對于身份證自身所需要的“確定戶籍所在街道”等功能，也是完全能夠滿足的。

6. 從宏觀上看，身份證信息的“去地址化”其實是我國近年來保護個人信息力度不斷提高的邏輯延伸。我們有了《個人信息保護法》，我們開始討論“最小必要原則”。既然身份證的核心功能是證明“我是我”，那么只要有唯一的身份證號碼、生物識別信息（指紋/照片）和簽發機關的核驗，其實就已經完成了證明。至于我住在哪個小區、哪號房，這屬于我的高度私密信息，不應該像現在一樣，在每一個需要出示證件的場合（比如辦個手機卡、登記個酒店）都被動地展示給每一個經手的工作人員看。

7. 這一定程度上，有點類似于《公司法》中“注冊資本”這個概念。一個公司的注冊資本，僅僅在于公司設立后一段時期內需要注資的一個數額，在隨后的經營里，只要是公司的正常開銷都能從公司注冊資本里提取。所以，它既不能體現公司的財力，也無法反映公司的估值。但是，一刀切地搞成“五塊錢就能注冊公司，且五十年內繳齊就行”好像又有點兒太放飛自我。這需要綜合考量整個的利弊和步子的大小。

8. 對于身份證，我覺得完全可以實現“分層展示”。卡面只保留姓名、性別、民族、出生日期和身份證號。而具體的戶籍地址、聯系地址等變動性強、私密性高的信息，可以存儲在芯片里，只有在特定的行政審批、刑事偵查等必要場景下，由有授權的終端掃碼讀取。這算是一種不同法益間的平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