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外長會·專訪｜施塔爾：中歐在“世界減一”格局中合作有利國際體系改革

【編者按】

兩會外長記者會即將召開。進入2026年，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深夜的警報與伊朗首都德黑蘭清晨的爆炸，如同接連拋下的“震撼彈”，當今世界的動蕩變亂正以人們來不及反應的速度愈演愈烈。當此之際，中國外交如何為世界注入更多穩定力量？國際社會期待中國外交如何展現大國擔當？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邀集來自中國、歐洲、中東、新加坡的多位專家共同叩觸2026中國與世界的脈搏。

“中歐都致力于多邊、基于規則的國際體系，加強中歐合作，有助于更新、改革現有國際體系。”

3月4日，歐盟地區委員會原秘書長、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訪問教授、德國社民黨資深成員施塔爾（Gerhard Stahl）在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專訪時，談及了風云突變的世界格局中，中歐未來合作的方向。

進入2026年，國際局勢愈發動蕩。1月，美國對委內瑞拉發動軍事打擊，強行控制了委總統馬杜羅夫婦。同月，美國一口氣退出了66個國際組織。2月，美以襲擊伊朗，導致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身亡。伊朗隨即展開反擊行動，沖突目前已外溢至阿聯酋、沙特等海灣國家。

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中國專場”上發表主旨講話。他提到，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關鍵是各國要協調合作，始終要踐行多邊主義。在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進程中，中歐是伙伴而不是對手。

作為德國、歐盟政壇和經濟領域的資深人士，施塔爾認為，中國和歐洲等其他全球事務的主要參與者，必須承擔起更多責任，促進國際合作和全球治理。他還指出，中歐可以在貿易、氣候、全球治理等領域加強合作，同時擴大人文交流。

當地時間2026年2月26日，委內瑞拉阿普雷州圣費爾南多-德阿普雷，一名男子在阿普雷河畔往卡車上鏟沙時休息。視覺中國 圖

“世界減一”將帶來怎樣的沖擊？

澎湃新聞：美國近期大規模退出多項國際機制、弱化參與全球治理，對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造成顯著沖擊。您如何看待這一系列行為對全球治理秩序的深層影響？更為關鍵的是，您認為中國與歐盟是否具備共同填補全球治理真空的能力與前景？雙方在這一過程中可能面臨哪些機遇與障礙？

施塔爾：二戰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及后來的世貿組織等國際機構應運而生。貿易、經濟和金融合作，以及科學與文化交流蓬勃發展。國際社會達成了共同的規則以促進這些交流。

全球化經濟，尤其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后，使無數發展中國家的民眾擺脫了貧困，并為發達國家的消費者提供了價格實惠的商品。更緊密的經濟一體化帶來了顯著的益處。

然而，這也給一些人帶來了困難。競爭加劇導致衰退行業的就業崗位減少，某些地區出現了去工業化現象。如果政府未能實施政策以更公平地分配全球化帶來的收益，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就會加劇。

在過去二十年里，美國大部分勞動階層的購買力一直停滯不前，盡管國家財富總體上有所增長。特朗普政府并未通過區域、社會和勞動力市場政策以及累進稅制來解決這種不平衡問題，而是選擇降低高收入群體的稅收，并退出國際秩序的某些部分。憑借其“美國優先”的策略，不受國際規則和承諾的約束，特朗普政府旨在從貿易伙伴那里獲取更大的經濟利益。

當前的國際秩序確實需要改革。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往往未能得到充分代表。政治和經濟制度的差異可能會引發緊張局勢并扭曲競爭。然而，和特朗普政府不同，中國和歐盟仍致力于多邊、基于規則的國際體系。加強中歐之間的合作有助于更新和改革該體系。盡管美國阻止了傳統的爭端解決機制，但在世貿組織內部合作發展，替代爭端解決機制是一個很有希望的范例。

澎湃新聞：目前有觀點將當下的格局概括為“世界減一”（World Minus One），這并非指傳統“多極化”，而是一種特殊狀態：美國雖仍擁有最強經濟與軍事實力，卻主動疏離、敵視乃至破壞現有國際制度。您如何理解這一判斷？“世界減一”對未來國際秩序、多邊機制與全球規則走向將產生怎樣的結構性沖擊？

施塔爾：“世界減一”這一概念描述的是美國的一項政策，即放棄國際責任，退出多邊機構，以便將重點放在狹隘界定的國家利益上。因此，其他主要參與者，尤其是中國和歐洲，必須承擔起更多責任，以促進國際合作和全球治理。

即便特朗普政府試圖通過關稅、制裁和行政壁壘來破壞國際貿易和經濟交流，全球經濟仍緊密相連。美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投資，外國公司在美國市場也占據著重要地位。

然而，我們觀察到未來經濟戰略領域的競爭日益激烈。這可能導致市場準入受限和監管框架的差異。這在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生物工程和金融領域尤為明顯。

此外，全球經濟日益受到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的影響。如果經濟相互依存被用于施加政治壓力，開放的全球經濟基礎將被削弱。

歐盟愿讓雙贏理念化為實際成果

澎湃新聞：剛剛結束的慕尼黑安全會議呈現出明顯的轉向：去年美國副總統萬斯對歐洲提出尖銳批評，而今年美國國務卿提出“美國是歐洲之子”，在歐洲引發廣泛共鳴。您如何解讀這一轉變背后的邏輯？當前歐洲在對美關系上面臨怎樣的真實戰略選擇？歐洲的核心利益與戰略自主目標應如何平衡？

施塔爾：在魯比奧的演講中，我察覺到其語氣有所變化，但實質內容未變。與2025年萬斯（的演講）相比，魯比奧采取了較為緩和的風格，并強調了共同的歷史。

然而，大多數歐洲與會者和評論者都認為，美國政策的實質內容，尤其是其對歐洲一體化的批判性和有時敵對的態度并未改變。

特朗普政府似乎將一個強大且團結的歐盟視為一個能夠抵制美國壓力的對手。（魯比奧）呼吁民族主義或對殖民歷史的懷舊情緒并不能為歐洲的未來提供有意義的指導。

慕尼黑安全會議證實了歐洲主要政策制定者加強歐盟戰略自主權、減少對美國依賴的決心。

盡管國防政策仍主要屬于國家專屬領域，且目前還不存在“歐洲軍”，但（歐洲國家）已采取具體措施來深化軍事合作、加強歐洲國防工業以及協調軍事規劃，包括更仔細地考慮法國和英國的核能力。這些措施旨在減少歐洲的安全對美國軍事支持的依賴程度。

澎湃新聞：在“世界減一”的格局中，美利堅大學教授阿米塔夫·阿查亞認為，中國和歐盟的回應尤為關鍵。在中美歐三方互動日益深刻的背景下，您認為當前歐洲在中美歐三角關系中究竟扮演何種定位與角色？是戰略自主的獨立一極、平衡者，還是仍存在結構性依附？

施塔爾：我堅信，歐盟能夠在中、美、歐之間的三角關系中發揮建設性作用。通過其機構，歐盟能夠就貿易和經濟事務以及日益增多的外交政策問題制定共同立場。這種團結對于成功的國際談判至關重要。

歐洲的痛苦歷史讓其成員國明白，企圖進行統治只會導致沖突和破壞。歐洲社會開放且多元化，世界各地的人們居住在歐洲的城市中。因此，大多數歐洲人明白，歐洲只是更大全球社區的一部分。

歐洲一體化本身是建立在不同國家之間的妥協、經濟利益和傳統之上的。憑借在治理和共識建立方面的經驗，歐盟能夠促進大國之間彌合分歧。歐盟能夠緩和美國和中國之間的緊張關系，并將“雙贏合作”的理念轉化為實際的政治成果。

澎湃新聞：近期美伊局勢再度緊張，歐洲各國立場呈現明顯分化，部分支持、部分批評，也有國家對雙方均持保留態度。中國始終主張反對訴諸武力、堅持通過對話談判解決分歧、尊重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您如何看待此次危機對中東地區乃至全球安全秩序的沖擊？從國際公平正義與多邊主義視角出發，您認為歐洲與中國可以共同發揮怎樣的作用？

施塔爾：以色列和美國對伊朗政治領導層及其軍事設施發動的軍事攻擊引發了截然不同的反應。一些居住在歐洲的伊朗人支持此次干預行動，一些政治聲音也支持此次打擊行動，認為這將阻止伊朗獲取核武器。

然而，許多法律專家認為此次軍事行動違反了國際法。歐盟是尊重國際法和通過多邊方式解決沖突的堅定倡導者。因此，許多歐洲政界人士強調，此類沖突應通過外交談判而非軍事手段來解決。

最明確地表達這一立場的是西班牙首相佩德羅·桑切斯。他指出：“我們站在國際法一邊。美國和以色列的軍事攻擊是非法的，軍事行動必須停止。”

我的結論是，歐盟和中國應當運用外交手段施加壓力，促使停止軍事干預行為。

“美國優先”拉近中歐距離

澎湃新聞：自去年年底以來，歐洲多國政要相繼訪華，中歐互動持續升溫。您如何看待這一波外交互動背后的信號？2026年歐洲對中國外交有何核心期待？雙方最應優先推進哪些領域的合作與溝通？

施塔爾：近期聯系的增多是由兩個主要因素造成的。

首先，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給國際貿易帶來了威脅，從而給全球經濟帶來了不確定性。這促使歐洲的政策制定者，加強與那些繼續支持開放全球貿易體系的國家之間的經濟和政治合作。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的出口國，發揮著關鍵作用。

2025年1月17日，在江蘇省連云港港東方港務分公司68泊位，挪威籍“禮諾陽光”汽車運輸船正在裝載汽車。視覺中國 資料圖

同時，中國不僅被視為合作伙伴，還被歐洲視為經濟競爭對手。2019年至2025年間，中國對歐盟的貿易順差增長了一倍多，從1650億歐元增至3600億歐元。這一發展是由于歐盟對中國的出口停滯不前，而自2019年以來中國對歐盟的出口增長了近50%，再加上特朗普推行的保護主義措施，共同促成了這一局面。因此，歐洲方面越來越多地呼吁重新平衡經濟關系。

（歐中）在以下領域可以加強合作。首先，貿易和投資仍是核心內容。雙方都希望實現更平衡的貿易、更便利的市場準入以及更清晰的公司運營規則。這包括在汽車、化工、機械和消費品等領域開展合作。此外，還可以達成一些協議，以提高補貼透明度并減少不公平競爭。

其次，氣候行動是合作的重要領域。歐盟和中國可以共同致力于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擴大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效率。關于綠色氫氣、電池技術以及排放交易系統的聯合項目是切實可行的下一步舉措。在籌備全球氣候會議方面的合作也是一個重要領域。

第三，工業和技術合作提供了實際機會。歐洲和中國的公司可以在電動汽車、可持續航空、先進制造以及數字經濟的部分領域開展合作。同時，雙方都旨在通過更清晰的規則和對話來管理敏感技術方面的風險。大學與創新中心之間的研究合作也可以進一步擴大。

第四，歐盟和中國可以在全球治理方面加強合作。雙方都支持聯合國的中心地位，并能夠在發展融資、對脆弱國家的債務減免以及全球衛生等領域更緊密地協調行動。在國際金融機構中共同合作有助于穩定新興經濟體。

第五，在和平與安全問題上存在對話的空間。歐盟領導人鼓勵中國利用其影響力支持烏克蘭實現公正持久的和平。定期的戰略對話還可以解決亞洲的地區緊張局勢，并促進對國際法的尊重。

最后，人文交流仍然非常重要。擴大學生交流、旅游和文化合作能夠幫助重建信任。

澎湃新聞：即將召開的中國全國兩會上，王毅外長將在記者會上系統闡述中國外交總體布局、大國關系、全球治理與地區熱點問題立場。作為歐洲資深國際問題學者，您是否關注這一重要場合？從理念推介與外交實踐兩個層面，您對中國如何更有效地對外闡釋外交理念、傳遞政策訴求、進一步提升負責任大國國際形象，有哪些觀察與建議？

施塔爾：兩會對于任何關心中國政治的人來說都具有重要意義。如果中國想要強化其作為負責任大國的形象，就必須致力于通過可預測且透明的政策來建立信任。對于許多政府和企業而言，信譽比政治言辭更為重要。明確且穩定的法規，尤其是在技術、數據和金融等領域，能夠讓國際投資者安心。與外國公司良好的協商將進一步減少不確定性。為脆弱國家提供公平且透明的債務重組支持也將增強信心。

對多邊主義明確且一貫的承諾仍然至關重要。作為聯合國體系的主導成員，中國可以在氣候融資、全球衛生和貿易改革等方面發揮更強大的作用。

貿易措施應當透明、適度，并且要清晰解釋。將政治分歧與經濟關系分開將讓合作伙伴放心，尤其是在歐洲地區。

加強氣候合作以及綠色技術方面的伙伴關系，有可能成為中國與歐盟關系中的一個穩定支撐點。最終，中國在國際上的聲譽將更多地取決于具體的政策，而非單純傳遞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