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研究 | 多元共治導向下的中小城市舊城更新策略研究 ——以安康市興安片區為例

導讀

隨著城市發展由外延擴張轉向內涵提升，舊城更新不僅是重塑空間活力的過程,更涉及到社會關系的調整和利益的重新分配，為此多元主體協同治理是舊城更新的必然趨勢。特別是中小城市受限于制度供給、財政資源及治理能力的不足，在舊城更新中面臨更為復雜的困境。

本文以“多元共治”理念來探索舊城更新策略，闡述了多元主體協同治理對中小城市舊城更新的有效性，構建了多元共治的舊城更新框架，落實于三個方面：規劃引領，設計賦能；利益統籌，權益協調；保障實施，多元合作。并對安康市興安片區進行實例研究，以“空間管控的框架建構、博弈均衡的動態達成、治理效能的持續釋放”為共治策略，強調多元主體協同參與共建共管共享，加快城市更新共識達成，助力興安片區活力再生，以期為其他中小城市舊城更新推進、城市能級提升提供借鑒。

本文字數：10146字

閱讀時間：31分鐘

作者 | 肖向暉重慶大學建筑城規學院

關鍵詞

舊城更新、多元共治、興安片區、中小城市、更新策略

引言

在城市更新實踐中，大城市以其發展活力強、管理水平高、更新體系完善等優勢走在前列，而作為中國城鎮化發展基礎和支撐的眾多中小城市，城市更新面臨問題和挑戰，舊城區更是在城市化進程中遭遇空心化難題。2021年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印發《關于在實施城市更新行動中防止大拆大建問題的通知》，鼓勵探索政府引導、市場運作、公眾參與的城市更新可持續模式。政府主導及政企合作的城市更新弊端已逐漸顯現，走向多元主體協同治理是舊城更新的大勢所趨。目前學界對城市更新中的多元共治研究多側重在對多元主體博弈過程的剖析，缺乏從宏觀到微觀共治對策的系統性提出。因此，本文從多元共治理論視角出發，剖析中小城市舊城更新中的諸多困境，探討多元主體協同治理對舊城更新的重要性，基于規劃引領、利益統籌、保障實施三個方面，提出多元共治導向下的中小城市舊城更新策略，并以安康市中心城區興安片區為例，探索舊城更新轉型的多元共治模式創新路徑，促進舊城活力提升。

#1

舊城更新轉向多元共治

1.1 多元共治理念下的舊城更新

1.1.1西方理論：多元共治的制度理性

多元共治理念源于西方社會中心論下的治理理論，其中埃莉諾·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提出的“多中心”治理理論最具有代表性，認為公共事務的治理應該擺脫“單中心”的治理方式，建立政府、市場、社會的三維治理框架，從而克服單一主體領導模式的不足，最大限度地遏制在集體行動中的機會主義，實現公共利益的持續發展[1]。西方語境下的多元共治本質上是通過技術層面的權力配置確保多元主體參與，實現治理責任的合理分擔，體現出鮮明的制度理性特征。

1.1.2本土語境：黨政引領的資源整合

面向中國式現代化，多元共治代表的是“管理”到“治理”的思路轉變。現階段我國的多元共治既超越了政府主導的傳統管理模式，又不同于西方多元共治的主體平行傾向，是在黨政引領的前提下，倡導多元主體協同參與，實現政治權力、市場機制、社會資本等多類資源的系統性整合，形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社會治理格局。

1.2 多元共治要素及特征

共治主體、共治機制、共治成果三類要素之間的關聯與互動[2]，塑造出滿足多元利益需求的空間環境和生活秩序，與當前以人民為中心的包容性城市發展思想相契合，利于中小城市舊城更新推進和城市能級提升。

1.2.1共治主體

舊城更新推進過程中核心利益博弈主體界定為政府、市場主體、權力主體和社會主體四類（圖1）。政府具有“公共利益”和“理性經濟人”雙重色彩，會有選擇地制定并推行更新政策，適當權力下放、資源下沉，以追求社會整體公共、綜合利益的最大化，是引導者；權力主體通過所持資產獲得物業賠償和拆遷補償等經濟收益，改善自身生活條件，共享城市發展成果，是協調者；市場主體包括開發商、運營公司等，擁有充沛的資金、技術和人才資源，尋求利潤最大化和自身聲譽提高，是推動者；社會主體涉及規劃師、第三方組織、媒體等，代表公共利益，扮演監管、輔助的角色，是參與者。四者合作形成利益閉環圈，其間舊城更新持續推進，反過來促進良性緊密協同。

圖1 多元主體合作伙伴關系（圖表來源：自繪）

1.2.2共治機制

多元共治機制是共治主體所處的政策環境與自治規則協同、博弈的動態系統，由一系列舊城更新目標任務下的規劃統籌、權益平衡和實施保障等關鍵舉措構成，以弱化不同主體間的分配性博弈（對財政資源、土地出讓金、拆遷補償標準等的爭奪）和規則性博弈（就規劃容量、空間布局、公共設施代建數量、合法產權認定等與政府主體展開談判），使得多元主體的互動關系呈現“合作—競爭—合作”的良性推進[3]，各類資源交互集合，形成主體行動的網絡和機制。

1.2.3共治成果

舊城更新中的多元共治通過多元主體協作網絡，保證復雜參與主體的有機結合，既實現各方利益集合的最大化和政治、經濟、社會目標的再平衡，又促進舊城在空間品質、產業發展和文化保護等多方面的轉型突破，達到多主體參與、多元目標平衡、多種更新模式協同的共治成果，促進人居環境改善、治理效能優化、創新資源多向流動，恢復老城功能和活力。

1.3 多元共治的相關研究進展

多中心治理理論在國內的早期引入與應用主要集中在城市與社區治理、鄉村公共服務方面，而后逐漸見于城市更新等領域。現階段我國城市更新下多元共治的理論實踐研究，可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簡述。第一，更新主體參與模式演化變遷的研究。城市更新經歷了從早期政府一元主導，到政府和開發商合作，再到如今多元主體參與治理的演變[4]，向著多元共治的協作式規劃發展。第二，多元主體互動關系和博弈類型的研究。學者們研究了政企增長聯盟型[5]、空間正義導向型[6]、公益導向型[7]等不同價值目標下的利益關系和主體博弈，并比較了不同治理模式下更新各階段多元主體參與和制衡機制的差異[8]。第三，利益統籌和多元共治策略的研究。針對更新過程中出現的擠兌公共利益、增值利益分配不均、倒逼規劃等問題，業內學者提出從公共優先、權益共享、一體實施等方面對利益博弈進行干預[9]。但相關對策仍多側重在宏觀的制度設計、政策創新方面，對中小城市舊城更新的針對性研究不多，缺少從中微觀層面出發，基于空間治理角度，系統構建多元共治的更新框架。

#2

中小城市舊城更新困境

2.1 中小城市舊城更新面臨的多維挑戰

中小城市在舊城更新中，主體參與失衡、更新政策缺位、管理能力薄弱、存量用地規模有限、改造資金乏力、人才吸引受限等現象明顯，面臨著區別于大城市的特殊困境。總體來說，在規劃編制、資源配置、實施建設等方面，中小城市舊城更新遭遇著多維疊加的治理難題。

2.1.1經濟利益趨向下總體統籌欠缺

對于中小城市而言，舊城更新往往受短期經濟利益的驅動，缺乏站在城市總體戰略定位下進行整體性和系統性統籌謀劃，造成城市空間結構失衡。一方面，地方政府在財政緊縮和政績壓力下傾向于選擇開發成本低、收益高的地塊優先更新，造成局部化、碎片式的更新現狀。另一方面，部分項目過度依賴房地產化開發模式，忽視公服配套和文化保護，原有社會網絡遭到破壞，加劇了社會空間分異。

2.1.2主體訴求忽視與協商參與不足

舊城更新實踐多采用自上而下的更新手段，而缺乏自下而上的溝通機制，信息獲取渠道受限，多元主體之間無法有效地協同互動，引發了公眾難以參與更新項目、空間生產效果欠佳等社會矛盾。此外，規劃師自身價值觀易受到開發商經濟利益平衡的驅使，導致規劃方案更偏向于開發商意志，公共利益訴求喪失。同時，舊城更新涉及多方政府職能部門的管理，中小城市缺少更新政策的制定經驗，更不具備建立更新管理專業部門的能力，往往跨界協調不足，權力和權益難以達到平衡，導致更新工作難以開展。

2.1.3更新實施無序和項目落位偏差

中小城市的舊城更新普遍缺乏符合當地實情的條例或實施細則等文件的支撐，出現改造流程不明確、改造主體不清晰、改造依據不明朗等現象。由于缺乏近遠期更新時序安排，項目推進往往受政策變動或領導更替等外部影響“半途而廢”或“重復改造”。此外，中小城市老舊城區商業價值有限，招商引資困難，資金投入不足和專業技術薄弱，在實際更新過程中可能導致部分規劃方案難以落實和具體建設環節出現技術失誤，造成實施偏差。

2.2 多元共治對中小城市舊城更新的必要性

舊城更新面對的不僅是歷史疊加的空間環境，將會是更復雜的土地權屬、社會關系、利益分配等難題。相較于北京、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中小城市受限于治理能力、制度供給及財政資源的不足，在舊城更新中往往面臨更為復雜的困境，本質上是治理需求升級和城市能級不足導致的多元主體參與缺失和多方利益配置失衡。中小城市在舊城更新中能否統籌協調各方利益，保證綜合效益最大化成為治理的關鍵。故多元共治作為一種強調政府、市場、社會和居民等協同參與的治理模式，在中小城市舊城更新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必要性。一方面，多元共治的舊城更新模式能夠改善政府的絕對控制、市場的趨利性和社會力量的薄弱所產生的利益沖突和不可持續問題，避免“反公地悲劇”和“集體行動困境”，確保更新工作順利推進，以調整用地功能結構、盤活閑置低效土地，實現舊城活力提升。另一方面，通過構建多元主體協同參與共建共管共享的長效機制，在空間更新的同時激發市場和社會的創新活力，利于提升中小城市舊城核心競爭力，為其可持續發展注入新動能。

#3

多元共治導向下的中小城市舊城更新策略

空間是社會的外顯，舊城更新不僅是空間的“再生產”，而且是社會治理的“再調試”。

針對中小城市舊城更新存在的“經濟利益趨向下總體統籌欠缺、主體訴求忽視與協商參與不足、更新實施無序和項目落位偏差”問題，基于“多元共治”理論視角，通過共治主體-共治機制-共治成果的邏輯思路，從“規劃引領、利益統籌、保障實施”三個方面，提出多元共治的舊城更新策略，加快城市更新共識達成，助力舊城煥新，為中小城市舊城更新探索有效的多元共治模式創新路徑（圖2）。

圖2 多元共治的中小城市舊城更新框架（圖表來源：自繪）

3.1 共治基礎——規劃引領，設計賦能

舊城更新在前期計劃階段構建多層次、多維度的規劃體系為中小城市多元主體協同參與治理提供了空間管控框架。宏觀層面，整體結合現狀資源、發展稟賦及上位規劃，明確更新片區在城市發展格局中的定位與功能；中觀層面，調配片區資源要素，統籌落實公服配套、基礎設施、路網布局，并通過用地功能置換、空間復合開發、土地集約利用等，盤活低效用地，為中小城市預留便于開展創新活動的城市新空間[10]，緩解舊城土地資源的“供需矛盾”，提升其綜合承載能力；微觀層面，對建筑形態、景觀環境等進行精細化設計，打造具有場所性和文化體驗感的公共空間，恢復舊城功能和活力，提升區域整體價值。

3.2 共治運行——利益統籌，權益協調

多元共治的有效運行依賴于對復雜利益關系的統籌協調。中小城市舊城改造涉及多產權主體和多類型空間的整合，需解決產權再配置、各主體權益分配、功能和容積率調整等問題，應采用“產權厘清-產權變更-關系簡化-權責匹配”的產權結構優化思路（圖3），綜合運用“拆除重建、加建改建、維修整治”等不同更新模式，展開多類型平衡方案的推敲比較，利用空間和功能的合理分配，實現綜合效益最大化。同時，明晰各主體定位和權利邊界，促進政府由管制型轉向服務型，利于中小城市舊城更新過程中矛盾沖突的化解。此外，應結合線上線下多種方式，搭建相關主體可介入服務、公眾需求和市場運行相博弈、更新規劃策略和管理實施相銜接的決策平臺，通過前期民意調研、聽證會、走訪宣傳等方式，推動多元利益主體進行平等、充分的對話和交流，不斷拓寬各方參與協商的渠道，并完善公眾參與機制，包括鼓勵居民積極表達利益訴求，自主參與社區更新，推動社會關系連接（圖4），加快舊城更新共識達成。

圖3 產權再配置思路（圖表來源：自繪）

圖4 公眾參與社區更新推動社會關系連接（圖表來源：自繪）

3.3 共治表達——保障實施，多元合作

多元共治的最終成效體現在舊城更新的有效實施及長期可持續發展。首先，根據改造急需程度和民生優先原則，合理拆解片區更新項目并彈性安排實施建設時序，通過“改造端”微利-“運營端”可持續的更新思路[11]，實現短期和長期“成本-收益”平衡，漸進改造，風險可控，加快項目實施。中小城市可借鑒深圳模式，在更新申報、規劃編制、土地出讓、建設實施等全過程促進多元主體參與，激勵合作型博弈的產生和利益協調，并確保更新成果惠及各方參與者。在資金籌措方面，中小城市應綜合考慮市場投入、貸款融資、自籌經費、政策性專項借款等多元化投融資策略[12]，深度挖掘、培育和發展地方社會資本，推動市場和社會力量的投入以彌補政府財力的不足。此外，通過財政資金補貼、運營空間支持以及相伴隨的獎勵補助等，提高各類資本參與的積極性和持續性。同時，借力“柔性引才”吸納人才，實現中小城市人才結構優化，推進創新資源多向流動，激活舊城活力。

#4

多元共治導向下的安康市興安片區更新實踐

陜西省安康市（2024年11月5日攝，新華社 無人機照片）。

4.1 更新背景與發展困境

興安片區位于陜西省安康市江南城區巴山路更新片區，是安康市老城公共服務核心功能區域。更新起源于2021年興安小區及興安農貿市場的綜合整治，2024年興安市場完成全部搬遷和拆除任務，將興安小區改造納入安康市民生實事票決項目，啟動改造，并考慮將周邊地塊納入改造范圍，片區協同更新。興安片區建設年代較早，城市建設演變記錄了其興起與發展（圖5），改造范圍內有著1983年洪水后第一批住宅小區、歷史悠久的市中心醫院、曾經最繁華的興安市場、市武警支隊原辦公地點所在地（現為臨時停車場）。

圖5 片區發展歷史（圖表來源：自繪）

片區內用地權屬復雜，涉及興安小區、市中心醫院、市武警支隊、康宏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及未出讓用地（圖6），存在片區整體老舊，改造訴求強烈；社區設施不足，街巷通而不暢；多方利益沖突，更新一再擱置等問題。總體來說，興安片區更新改造可能面臨著共治主體發展不充分、共治機制不完善和共治成果無法滿足居民實際需求等挑戰。

圖6 范圍劃定、改造核心區現狀用地權屬和建筑功能分析（圖表來源：自繪）

4.2 多元共治導向下的舊城更新內容

針對興安片區的更新背景和發展現狀，依托“多元共治”的更新思路，以“空間管控的框架建構、博弈均衡的動態達成、治理效能的持續釋放”為共治策略，協調歷史遺留建設矛盾，盤活閑置已久低效用地，強調多元主體協同參與共建共管共享，實現存量資源的優化配置和治理效能的整體提升，助力興安片區轉型與煥新。

4.2.1基于規劃統籌——空間管控的框架建構

4.2.1.1戰略引領，總體定位

興安片區在制定規劃方案時，跳出單獨的地塊改造范圍，從城市整體發展的視角，宏觀統籌片區發展定位，避免更新改造地塊與城市總體功能布局割裂，并回應政府重點關注的社會、產業、文化問題。研究視角逐級微縮，依據江南老城片區單元層面詳細規劃的總體發展態勢，優化研究范圍內的功能定位，確定更新改造地塊用地功能構成。以“安康老舊小區改造示范點、陜南區域醫療醫養服務芯”為規劃目標（圖7），促使建筑更新改造，居住安全與品質改善；邊界梳理與利益平衡，協調片區整體更新；加強配套設施建設，公共服務與交通可達；推進景觀環境改造，環境美化與空間重構。

圖7 總平面圖和改造效果示意（圖表來源：自繪）

4.2.1.2銜接單元層面詳細規劃

對改造范圍進行詳細用地布局（圖8），向上銜接單元層面詳細規劃，向下落實局部地塊實施層面詳細規劃，明確開發地塊的功能用途、管控指標和管控要求，形成管控圖則，在空間治理上實現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等多元目標的綜合平衡。盤活原市公安局棚改地塊，整體規劃為商業用地；拆除危舊建筑，打通、拓寬或新增多條街巷，便捷接入城市骨架路網并暢通地塊內部街巷；擴建城市綜合醫院1處，以更大范圍的規劃單元論證公共服務設施的配置容量，提高公共資源的利用效率和城市公服系統的完整性。在上位規定的公服配置要求下，將局限化的舊城空間更多用于產業發展等，為創新活動開展預留空間，并吸引不同社會群體參與到舊城更新中來。

圖8 現狀用地和規劃用地對比（圖表來源：自繪）

4.2.2基于利益協調——博弈均衡的動態達成

4.2.2.1優化產權配置

興安老舊小區改造在劃定具體改造范圍時，發現其自身增值資源有限，因此與具備收益空間的項目組成項目包，通過“肥瘦搭配”、空間整合，以片區統籌的改造模式尋求資金平衡。由于歷史原因，片區內涉及多個土地權屬人，產權邊界復雜且不規整，同時引入國有企業安康城投有限公司作為實施主體，更新過程牽涉多方復雜利益。規劃方案關注并回應了棚戶區改造建設需求、興安社區人居環境改善和市中心醫院擴容等多元訴求，經歷了多方主體動態博弈的多輪方案演繹（圖9）。方案之初均將興安小區南側閑置低效的武警支隊和市公安局棚改區域（部分已出讓但尚待開發）規劃為商住用地，但政府考慮到市中心醫院的擴容訴求和用地完整性，要求將武警支隊用地劃撥給醫院，拆公補公，并建議已出讓用地在功能上與醫養陪護配套相結合。相應地開發地塊給予適度的規劃指標突破，如容積率和高度控制適當放寬，并將其周邊未出讓的兩塊零星用地一并納入統籌開發，優化產權邊界，盤活存量用地，充分發揮土地價值。通過彈性規劃，在博弈后達成合作而獲得利益協調。

圖9 多元主體動態博弈的多輪方案演繹（圖表來源：自繪）

4.2.2.2采用“差別式”更新

結合改造內容急需度及條件成熟度，對更新范圍內建筑進行留改拆分析（圖10），通過適度拆舊建新、功能提升與置換等方式，對興安小區舊改區域、原武警支隊和市公安局棚改區域、中心醫院等區域劃分為微更新改造片區（梳理用地使用邊界、改善步行交通、補齊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配套，增加公共活動空間）和新建擴建更新片區（梳理用地使用邊界、暢通路網體系、明確開發地塊用途），進行“差別式”更新，局部拆解，局部升級，局部新建，提升舊城環境品質的同時，傳承歷史，保留特色。

圖10 留改拆分析和改造分區指引（圖表來源：自繪）

4.2.2.3構建公眾參與機制

首先，通過工作模式創新加深公眾參與的深度。采用自上而下“政府+專家”與自下而上“社會組織+社區居民”相結合的工作模式。在前期計劃階段，對興安小區開展入戶調查、社區座談等活動（圖11），問需于民、問計于民，并動員居民聯合改造，減輕政府資金與責任壓力，提高改造質量；在方案規劃階段，邀請社區規劃師代表公眾參與方案評審；在項目實施階段，倡導NGO組織和公眾參與監督，及時反饋問題并督促整改。其次，利用社交媒體等網絡資源擴寬公眾參與的廣度。如區領導牽頭建立工作聯絡微信群、“興安社區”小程序等將政府、居民等各方要素納入信息交流平臺，實時推送項目進展、活動預告、規劃方案投票等內容。此外，通過在地文化輸出強化公眾參與的高度。通過社區主入口文化墻設計、沿街單元入戶人性化改造、民主議事空間增加和文化點綴等微空間更新和舉辦興安建設史主題展覽、社區節事等多元活動，增強居民對片區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激發公眾參與舊城更新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實現物質空間更新與社會關系重構的協同推進。

圖11 各方充分、平等地協商與交流（圖表來源：自攝）

4.2.3基于實施推進——治理效能的可持續釋放

4.2.3.1落實分期規劃

拆項目：根據不同產權邊界和建設主體劃定改造分區，注重興安片區城市更新各子項目之間的系統整合，確保其在功能、空間和時間上相互協調、相互促進，并明確改造內容、指引更新策略、示意空間效果。分階段：結合城市發展戰略和民生需求，安排近遠期更新時序，劃分為一期興安小區改造、二期新建地塊更新、三期中心醫院更新以及遠期微更新，制定實施計劃清單（圖12），并根據實施過程動態調整。其中，優先實施基礎設施完善、公共空間提升等基礎性更新項目，如興安小區內街巷整治、建筑改造、環境提升、設施建設等工程，形成示范帶動效應，為后續新建沿街商業和商業塔樓提供良好基礎。促實施：通過漸進式更新，有效緩解資金壓力，保障興安片區城市更新專項規劃落地實施，并建立健全政府統籌、條塊協作、各部門齊抓共管的專班工作機制，明確各單位、街道、社區職責分工，制定工作規則、責任清單和議事規程，形成工作合力，使得因多方利益沖突導致擱置的更新工作有序推進。

圖12 分期實施清單（圖表來源：自繪）

4.2.3.2探索可持續運營

經濟可持續上，利用興安小區內閑置低效空間，植入社區商業、生活服務、停車場等經營性服務業態，獲得租金和經營收益；片區內新整理的開發地塊毗鄰省級區域醫療中心，對醫療陪護住宿、藥店、理療等業態有大量配套需求，所獲收益可反哺片區改造、運營與維護，實現滿足居民生活需求、低效空間改造利用以及商業盈利路徑拓展多重目標（圖13）。社會可持續上，保障興安片區原住民權益與公共服務供給，更新成果全民共享。制度可持續上，政府探索了容積率獎勵、稅收優惠等激勵工具，引導市場主體積極參與，形成彈性協調而非剛性管控的治理模式。同時，利用更優厚的引才政策、更佳的用人機制、更宜人的創業環境，吸引和支持企業、黨政干部、專家學者、社區規劃師等參與到興安片區更新改造中來，建立“政府統籌、國企運行、多方參與”的合作模式，實現老城煥新、舊城創新。

圖13 可持續運營模式（圖表來源：自繪）

#5

結語

隨著市場經濟發展與公民意識覺醒，城市更新的利益相關者不斷多元化，對更新的訴求也呈現多元化趨勢，這使得舊城更新需要通過多元共治的綜合機制編排實現空間的“再生產”和社會治理的“再調試”。本文將“多元共治”理念應用于中小城市舊城的轉型發展中，通過解讀“多元共治”理念內涵，剖析中小城市因能級不足在規劃適配、權益分配、實施落位上面臨的困境，探討多元共治的中小城市舊城更新框架，并結合安康市中心城區興安片區更新實踐，基于規劃統籌、利益協調、實施推進三個方面提出更新策略，強調多元主體協同參與共建共管共享，助力中小城市舊城轉型與復興。多元共治的協作式規劃，能夠系統整合各方資源，激活舊城內在發展潛力，對促進以人為中心的包容性城市發展，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具有積極意義。

參考文獻（向下滑動查看）

[1] 沈端木婷.多元共治導向下蘇州城市更新機制優化策略研究[J].城市建筑,2024,21(05):61-63+87.

[2] 趙煒,陳怡可,李春玲.基于成都實踐的城市社區更新多元共治模式探索——以成華區社區規劃設計節為例[J].西部人居環境學刊,2024,39(06):38-44.

[3] 高璐.多中心治理視角下的北京城市更新機制優化研究[J].城市管理與科技,2021,22(05):90-92.

[4] 高雅薇,孫偉,官衛華.基于多主體治理視角的城市更新研究進展與展望[J].現代城市研究,2024,(06):1-7+45.

[5] 葉林.從增長聯盟到權益共同體:中國城市改造的邏輯重構[J].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53(05):129-135.

[6] 王雨,田莉.社會力量賦能超大城市城中村改造研究：基于空間治理視角[J].規劃師,2024,40(08):11-17.

[7] 王國斌.基于利益平衡的城市更新研究[D].華南理工大學,2013.

[8] 林辰芳,杜雁,岳雋,等.多元主體協同合作的城市更新機制研究——以深圳為例[J].城市規劃學刊,2019,(06):56-62.

[9] 鄧毛穎,鄧策方.利益統籌視角下的城市更新實施路徑——以廣州城中村改造為例[J].熱帶地理,2021,41(04):760-768.

[10] 隋月,周小虎,張學艷.多元主體互動博弈下的老城創新再生——以南京建設“秦淮硅巷”推動老城更新為例[J].現代城市研究,2024,(07):103-109+123.

[11] 湯懿鳴,唐燕,袁磊,等.老舊小區微利可持續的更新模式與實施路徑分析[J].城市規劃學刊,2024,(06):70-78.

[12] 沈爽婷.從“三舊”改造到城市更新的規劃實施機制研究[D].華南理工大學,2020.

*本文為2025中國城市規劃年會論文

【免責聲明】本公眾號發布的內容僅供學習交流使用，不以任何形式進行牟利。內容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權益，請及時與我們聯系，我們將于第一時間協商版權問題或刪除內容。內容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公眾號立場和對其真實性負責。

規劃年會 | 專題會議一：城市更新與現代化人民城市

點擊圖片閱讀全文

會議 | 舊居住區更新如何發力？“以人為本的舊居住區更新”專題研討會在南京召開

點擊圖片閱讀全文

楊保軍：詳解高質量推進城市更新，從規模擴張到內涵提升

點擊圖片閱讀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