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的，又何止梁慧星先生一人！

與民法典立法有關(guān)的人和事，這兩天討論的熱度重新回溫。王利明教授幾年前發(fā)在某正經(jīng)法學期刊上的回顧與 梁慧星先生此前在民法典立法過程中的摩擦的文章再次受到矚目。（參見：）

2020年5月22日，公眾號“瞰法”曾推送了對梁慧星先生的專訪文章，題目為“梁慧星：國家的事，我盡了我的職責”（后不知何故又刪除了）。由于文章搭上了民法典立法的風口，而且又是民法權(quán)威學者的第一視角的講述，所以很自然地，在法律人的圈子里流傳甚廣，甚至還有“溢出效應”。

梁先生大半生的學術(shù)事業(yè)，都與民法息息相關(guān)，其學術(shù)情懷和對民法典大業(yè)數(shù)十年如一日的持續(xù)參與，在在都讓人感受到一種學術(shù)報國的拳拳赤忱。然而，我在讀這篇文章時的感受，先是驚訝，繼之是感到可惜和遺憾。

01.

我驚訝的是，記憶中那個活力四射的“學術(shù)中年”梁先生，此時竟然已經(jīng)顯出了老態(tài)。

連梁慧星先生也變成了老頭子了，那一刻，我的心突然痛了一下。

我對于梁先生的印象，還停留在十幾年前。

那時候，民法典的話題就已經(jīng)很熱了。

當時，梁慧星先生作為民法學中生代兩巨頭之一，在各種論壇、講座和研討會上，揮斥方遒、指點江山的豪邁身影，深深地映在了當時還是法科菜鳥的我的腦海里。

02.

在剛剛提到的這篇專訪的結(jié)尾部分，梁先生意味深長地說了一句話：

“ 國家的事，我盡了我的職責。我最擔心的是將來子孫后代說，別人不懂，你懂，別人不知道，你知道，你不敢說。 ”

我同意梁先生的前半句話，民法典這件“國家的事”，他的確盡了他的職責。

甚至，我還覺得，梁先生后半句的擔心是多余的——稍微對中國民法典的學術(shù)論爭史有些了解的人，都不會去指責先生“你懂，你知道，但你不敢說”的。

但在我而言，心里其實是感到有些可惜和遺憾的。

為什么？

因為梁先生雖然“敢說”，但似乎不太“會說”，以致在近些年與民法學界另一巨頭的較量中，屢屢處于下風，甚至有些形單影只了。

03.

事實上，梁先生很多關(guān)于民法典立法的意見是頗為中肯的。（參見 ： ）

很可惜，一個殘酷的現(xiàn)實是，即使在純粹學術(shù)的討論中，也是有聲量大小的差異的。

聲量的大小，又常常不在于你說的有沒有道理，而常常取決于一些與學術(shù)無關(guān)的場外因素，譬如：誰占有的學術(shù)資源更多，誰在學術(shù)游戲中有更大的話語權(quán)和各種直接間接的影響力。

梁先生是個學者，還是比較純粹的那種。但他在這場有關(guān)民法典編纂的世紀大討論中的逐漸失勢，也恰恰是因為他“只是一個學者”。

作為學者，他似乎并不善于組織資源、籠絡團隊，不善于長袖之舞、遠交近攻。 須知，要在學術(shù)江湖里成為一方學閥，光有學問沒有人脈是萬萬不能的，你還必須 拉起一支隊伍，人強馬壯的那種，這樣才能“聲勢浩大”。

在這方面，學者性格的梁先生似乎是吃虧的。

他是金庸江湖里的一個絕代高手，但他醉心武道，拙于造勢，門派的力量又弱小，聲威自然就漸漸被蓋了下去。

這，大約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04.

其實，梁先生個人的榮辱，我是不關(guān)心的。

我為梁先生感到惋惜，其實說白了，是為中國民法典感到遺憾。

作為新中國的第一部民法典，這部法典的意義不可謂不大。然而，在這樣一部煌煌巨典的編纂過程中，似乎并沒有與之相配的學術(shù)論戰(zhàn)。

熟悉德國民法典的人都知道，在德國民法典的立法過程中，以薩維尼和蒂堡為代表的兩派的論戰(zhàn)，其持續(xù)時間之長、牽涉問題之廣、產(chǎn)生影響之大，都早已成為世界學術(shù)史上的一段佳話。

也正因為有了這場針鋒相對的學術(shù)論戰(zhàn)，德國民法典才得以最終成為一部與法國民法典并立的大陸法系經(jīng)典法典。

然而，反觀中國民法典的學術(shù)論爭史就會發(fā)現(xiàn)，盡管看似意見紛陳，但其中水分頗多，很多人蹭個熱點名利到手后就鳴金收兵了。

本來，作為民法江湖里的兩位中生代絕巔高手 ，梁與王是最有可能展開一場世紀大論戰(zhàn)的。一開始，大家也是這么期待的。

可惜，所有人都沒想到，民法典的立法竟然是一場持久的消耗戰(zhàn)。消耗戰(zhàn)，比的自然是門派的資源。于是，勢單力薄、資源有限的梁先生，也便吃了虧，以致到后來，聲量漸漸被壓了下去，甚至被邊緣化。

這是梁先生個人的遺憾，但，又何嘗不是中國民法典立法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