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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兩會代表都有關于農民養老金的提案。比如大寨的郭鳳蓮就直接說,農民每月200元養老金“太虧了”。
張學武建議,用五年時間逐步將農民養老金提高至每人每月1000元的水平,他的方法是通過國資收益償還農民歷史貢獻、設立專項稅等方式拓寬穩定資金來源。
張翼提議的基礎養老金“倍增計劃”每年增20—30元,力爭到2035年使農村居民養老金總額達到500—600元每月。
盧慶國提出分階段提升,短期(2026年前)提至300元,中期(2030年前)提至500元,長期(2035年前)提至每月800元。
雷茂端的賬算得更細致,他建議實施“三年提升計劃”,重點將70歲以上農民的基礎養老金從每月100多元提高至500元。他測算每年新增財政支出約2300億元,占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不到1%,財政上可行。
今年也明確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月最低標準再提高20元,從143元上調至163元。
我希望這個步伐能再快一些。隨著老齡化社會到來,農村老人的市場化紅利更少,又不像城市職工搭上了養老金改革的快車。可以理解為,他們是為市場化轉軌做出犧牲的一代人,需要補償,或者說再不補償就晚了。
現在的農村年輕人還可以通過進城務工并繳納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做一些提前規劃,可他們的父輩沒有這樣的機會。上世紀90年代各類地方性“老農保”大多是拍腦袋的策略,到2009年“新農保”出臺,才逐步并、轉、退了各種老農保,這個過程本身就帶有轉型的陣痛,有些人被漏掉,有些人抱著有錢養老的心態卻拿不到期待數額的養老金。
即便是新農保,在設計數額上也有城鄉二元制的特色,相較于城市職工的養老金,農民養老金只有幾十分之一,難怪郭鳳蓮說“太虧了”。她太懂農民在過去幾十年的付出了,從統購統銷的三提五統開始,農民就無緣市場化的紅利,而被迫以規定價格銷售糧食,很長一段時間里還要繳納農業稅。
農民有集體而無單位。集體更多涉及管理和分配,而城市里的單位卻在這些功能之外,還負擔職工的福利和養老。農民生產生活的初始狀態,就被設定得和城里人不一樣。如果以勞動量來計算,農民做出的貢獻絲毫不比職工少,他們才是保障糧食安全、城市發展的功臣,然而待遇卻相差甚遠。
因此,我們今天強調的農村養老金公平,并非基于當下的判斷。當下已經逐步建立城鄉養老保險,城市化進程提速,進城務工門檻降低。而現在需要養老金的農村老人卻沒有享受這樣的時代紅利,現在需要養老金的農村老人,大多生在上世紀四十到六十年代,他們沒能趕上進城務工的浪潮,養老保險對他們來說如此陌生,因為沒有成熟的機制和機會來繳納。
他們卻承擔了統購統銷的“貢獻”,長期在一個不完全市場化的環境中擔當犧牲者的角色,務農的貨幣收入捉襟見肘,但醫療、教育、日常消費品的價格卻“共享”一套市場價格,甚至因為地處邊緣,很多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卻更高。因此,我們無法用“農民沒有交過養老保險”或者“農民有土地有永久性收入”來找借口,農民的“苦”是由非市場的雙軌制造成,既然他們曾經付出和承擔了轉型期的壓力,給現在的農村老人一定補償,不是出于良善,而是出于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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