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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伊朗的導彈襲擊導致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及其多名高級官員身亡的消息震驚全球。知名時政評論人、自媒體大V“多倫多方臉”對此進行了深入剖析。他認為,哈梅內伊之死雖大快人心,但并未帶來伊朗政局的根本轉變,反而凸顯了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這一利益集團的頑固控制力。在推翻專制政權的過程中,利益集團的角色至關重要。
哈梅內伊作為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最高領袖,長達數十年統治下,其極端政策和對異議者的鎮壓令無數人痛恨。多倫多方臉在節目中直言:“哈梅內伊一生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一發導彈送他上天,都算是便宜他了。”美國導彈襲擊不僅擊斃了哈梅內伊,還一并清除了伊斯蘭革命衛隊總司令帕克普爾、武裝部隊總參謀長穆薩維、國防部長以及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長等多名強硬派高官。這被視為對伊朗極端勢力的“大清洗”。
然而,伊朗迅速填補權力真空,新上臺的領導人同樣極端。哈梅內伊的兒子穆杰塔巴?哈梅內伊接任最高領袖一職,其背景令人擔憂。穆杰塔巴年輕時師從極端主義者麥斯巴赫?亞茲迪,后加入伊斯蘭革命衛隊中最極端的分支——穆罕默德?拉蘇魯拉什師團,該師團負責多次鎮壓異議人士,包括2009年、2019年、2022年和2026年的大規模行動。多倫多方臉指出,穆杰塔巴的履歷“除了鎮壓就沒有別的功勞”,其極端程度甚至超過父親。
此外,臨時三人領導小組中負責宗教事務的阿拉菲也是強硬保守派,曾在2021年伊朗“頭巾革命”中宣稱女性不戴頭巾即失貞潔,并長期擔任穆斯塔法國際大學院長,該校被指為輸出極端伊斯蘭思想的基地,甚至涉入1994年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恐怖襲擊。伊斯蘭革命衛隊新總司令艾哈麥德?瓦西迪同樣是極端分子,曾領導“圣城旅”并參與恐怖活動。
多倫多強調,這一輪“清洗”后,伊朗非但未“變天”,反而爆發了對周邊國家的瘋狂反擊,包括對阿聯酋、卡塔爾、科威特和沙特的無差別襲擊。這表明,軍事行動并未觸及伊朗政局的核心問題。伊朗的高層更迭不過是極端派之間的輪換,根源在于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伊斯蘭革命衛隊。
他指出,成立于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衛隊,最初是霍梅尼的私軍,用于鞏固統治和伊拉克戰爭。但在哈梅內伊時代,它演變為一個軍工復合體,掌控伊朗經濟命脈。多倫多方臉詳述了其演變過程:1979年伊斯蘭革命后,伊朗推行國有化運動,銀行、汽車、礦業等大型企業被收歸國有,導致經濟衰退。2005年,哈梅內伊啟動私有化改革,但這成為革命衛隊瓜分國家資產的盛宴。
例如,伊朗最大造船公司薩德拉在改革中被政府故意削減訂單,導致股價暴跌,最終以低價落入革命衛隊囊中。私有化實質上成了“革命衛隊化”,從電信到石油,眾多行業被其壟斷。革命衛隊從純軍事力量轉變為武裝企業,占據伊朗經濟總量40%至60%。
更巧妙的是,革命衛隊利用國際制裁獲利。方臉指出,制裁本意是懲罰獨裁者,但反成其致富工具。以南帕爾斯天然氣田為例,歐盟2012年制裁后,法國道達爾和荷蘭殼牌退出,股份落入革命衛隊。石油禁運迫使伊朗依賴革命衛隊走私船隊,每桶石油收取20%“過路費”。同時,革命衛隊壟斷進口渠道,將iPhone等必需品以高價售賣,一年創收約800億美元。
革命衛隊總人數約20萬(現役12.5萬加后勤),僅占伊朗人口的0.2%,卻享超公民待遇:基層士兵收入是普通人的10倍,中層享專屬教育醫療,高層過奢華生活。這形成了一個“千分之二人口鎮壓剩余人口”的契約:統治者助其攫利,革命衛隊保衛政權。方臉比喻:“革命衛隊因反美而生,因反人類而活。只有制裁,他們才能壟斷經濟。”
這一利益集團解釋了為何伊朗高層頻遭暗殺(如2020年蘇萊曼尼、2025年薩拉米和巴蓋里)卻仍“頭鐵”反美:上臺者必須維護集團利益,否則無法生存。穆杰塔巴上臺即是革命衛隊裹挾專家議會的結果,后者本欲選溫和派,但被槍口逼迫。
多倫多方臉認為,美國導彈襲擊雖未立即瓦解政權,但隱藏改變潛力。過去三種改變伊朗方式均失效:制裁反助革命衛隊致富(如魯哈尼親西方派遭報復);民眾抗議(如今年3萬死者)被鐵血鎮壓,因革命衛隊忠誠;地面入侵(如伊拉克)損失太大。
第四種路徑——精準斬首——或成解藥。通過反復擊殺高層(如再炸穆杰塔巴),逼革命衛隊高層恐懼,瓦解集團。方臉說:“利益再大,能有命大?命沒了,一切沒了。”這對西方低風險、無道德壓力,還可制造混亂,助民眾武裝反抗。
特朗普的思路清晰:炸出親西方接班人。雖非一步民主化,但瓦解革命衛隊是前提。只有集團倒臺,伊朗人才有望“過上好日子”。“哈梅內伊不死,伊朗無希望;革命衛隊不滅,伊朗永無希望。”
多倫多方臉通過對比伊朗與委內瑞拉,揭示專制政權轉型的非線性與復雜性。2026年美國捕獲馬杜羅后,其副總統德爾西·羅德里格斯接掌臨時權力,反對派領袖馬查多仍處邊緣,政權核心結構未崩解。這看似失望,卻反映轉型的真實邏輯:斬首雖移除最高領袖,但未能摧毀支撐專制的深層利益集團——委內瑞拉的“太陽販毒集團”類似于伊朗的伊斯蘭革命衛隊,嵌入軍隊與地下經濟,維持忠誠。
方臉強調不應操之過急。委內瑞拉已出現態度轉向:臨時政府釋放政治犯、批準大赦、恢復與美國外交聯系,并探討開放石油部門。這些變化雖遠未民主化,卻顯著降低未來鎮壓民眾的烈度與可能性。親美姿態為后續變革創造結構性空間,削弱舊勢力極端鎮壓的底氣,迫使精英尋求妥協。
借鑒東歐經驗,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倒臺后,許多前體制高官在新環境下轉變角色,從維護舊秩序轉為推動改革。體制決定行為:一旦外部壓力與內部抗議打破原有契約,昔日強硬派也可能“變臉”。委內瑞拉的緩慢推進并非失敗,而是斬首后的“第二階段”——需民眾持續動員與國際監督補充。
多倫多方臉指出,斬首、全民抗議、高層政變并非孤立路徑,而是互補機制:外部精準打擊制造權力真空,內部抗議放大壓力,親西方或溫和派上臺后開啟實質協商。民主從來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多輪博弈的結果。只有當斬首削弱利益集團凝聚力,全民反抗才能從邊緣走向中心,實現不可逆轉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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