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為何會入獄？在《湖州謝上表》中發牢騷，被小人利用，遭彈劾

一〇七九年六月二十七日深夜，汴梁御史臺依舊燈火通明。殿廊里卷宗堆疊，正五品監察御史何正臣伏案抄讀，一封剛從湖州遞來的謝表被他翻到第三頁時，他忽然停筆，盯著那句“愚不識時，難以追陪新進，老不察事，或能牧養小民”。短短二十余字，可不就是對新法的一記冷嘲？他嘴角微動，低聲嘟囔，“正好給李中丞一個交代。”

李定是御史臺的掌舵人，自王安石暫離政壇后，他與舒亶、何正臣一道，被視作新法的“守門員”。王安石變法推進三年，政壇上支持與反對的火藥味愈發濃烈。李定最懼怕的并不是臺面上的折沖，而是蘇軾這種“筆鋒帶刀”的人。蘇軾一旦在民間煽動情緒，新法人氣就會受損，官場制衡說不定被保守派奪回。于是何正臣連夜草擬奏疏，攏了兩行大字：“蘇軾狂悖，公譏朝政，例當嚴懲。”

與此同時，遠在江南的湖州卻是一派閑淡景象。五月初，蘇軾履新知州，他攜蘇小妹前來拜謁孤山，落筆《飲湖上初晴后雨》；在府衙后園，他親手種下竹三竿，自嘲“老夫聊發少年狂”。外人看來，這位主政者倒像個閑云野鶴。誰也沒料到，一紙謝表已在人情暗流中掀起風浪。

煙雨初歇的七月二十七日晚，汴梁駙馬王詵策馬連夜趕到湖州。府衙燈下，他敲門急喊：“東坡兄，京里出了岔子，御史臺已經發檄，明日天亮就到。”蘇軾一愣，沉吟片刻，只道一句：“煩你稍坐片刻。”匆匆回房，他為弟弟蘇轍寫信并托付家事，接著遞交病假折，將衙務暫行交予通判祖無頗，以免地方失序。

七月二十八日拂曉，太常博士皇甫遵押著十數軍士抵達湖州州衙。蘇軾整冠出迎，皇甫遵并不寒暄，直接亮出御史臺逮捕文牒。祖無頗出面要求過目公文，皇甫遵冷冷一句“少多言”，隨即命人以麻索縛蘇軾于庭前。堂堂一州長官瞬間成了囚犯，這一幕令在場吏卒噤若寒蟬。

船只沿京杭運河北上時，蘇軾長子蘇邁一直在岸上一程程追趕。押解隊白天行舟夜間宿岸，蘇邁則或走或跑，生怕失去父親蹤影。途中，御史臺下急詔，命湖州府徹查蘇軾舊詩舊札，只要稍涉譏諷新法，無論草稿還是信札，一律解京。

八月初，囚車抵達汴梁“烏臺”。“烏臺”舊稱緣起院中柏樹繁茂、群鴉盤旋，歷代貪官污吏多在此斂首待審。蘇軾雙鬢微霜，卻仍拱手含笑，與守卒閑談農桑。守卒暗暗咂舌：這湖州太守倒也沉得住氣。

御史中丞李定隨即奉上萬人彈章。四條大罪寫得鋒利——“怙終不悔，其惡已著”“傲悖之語，日聞中外”“言偽而辯，行偽而堅”“肆其憤心，公為詆訾”。字字直指性命。李定又補一道口奏：“先帝時，李覯、歐陽修亦因詩章訕上被貶，如今新法艱難，更容不得東坡妖言。”言罷，滿殿俱寂。

宋神宗自稱“知人主”，對蘇軾才學向來欣賞。月余前，他還對近臣慨嘆：“李太白有才而無學，東坡兼而有之。”如今再看這厚厚一摞彈疏，神宗眉峰緊蹙。中書門下有人提醒，變法正需穩定，殺一大臣雖可震懾，卻也可能激起讀書人群起攻訐。神宗沒有立刻表態，只命大理寺與刑部覆核，全案交由御史臺提審。

提審時，蘇軾依例被要求自辯。面對“傲悖”指控，他闊步出列，朗聲陳辭：“臣言新法非，乃憂國計民生。若臣言當殺，請明正典刑；若臣意可采，請賜駁正。”李定冷笑不語。此番對峙，在場吏員暗自稱奇，畢竟鮮有人敢在廷下把“殺”字掛口而色不改。

案件從仲秋拖到冬至。其間，新法派在朝中大做文章，保守派亦暗中疏救。沈括、呂公著等各有折子進呈，請圣裁留情。左右掣肘之下，神宗終于選了折中之策：廢黜官職，編管黃州，禁錮言論，不許請求還朝。這個決定既保留了蘇軾性命，又滿足了御史臺“嚴懲”的面子。

建康門外，北風獵獵。元豐三年正月，蘇軾攜長子啟程赴黃州配所，行前留詩自嘲：“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江湖道遠，卻也成就了“赤壁懷古”“前后出師表”等千古名篇。新法仍在繼續，御史臺那群昔日的急先鋒，卻在隨后的政潮中各有挫折。

時人議論“烏臺詩案”多從政爭入手，史家卻更在意一句譏評：政論可以爭，詩文須慎言。蘇軾以文章起，亦因文章入獄，九死一生后留下的，卻是一部風華卓絕的文學豐碑。若非那封《湖州謝上表》被人借題發揮，禍起蕭墻之速，或不至如此。但若無此波折，后世或許再難聽到“大江東去，浪淘盡”的浩闊悲歌。

元豐五年春，神宗頒詔，稍寬蘇軾禁約；元祐元年（西元一〇八六年），哲宗即位，新黨失勢，蘇軾得以北還，官復原職。至此，歷時近七年的烏臺詩案才算徹底畫上句點。歷史婉轉曲折，而在數萬卷《東坡全集》中，那封引禍的謝表不過寥寥千字，卻足以映照北宋政局千層波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