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饑餓的記憶

「反右」過後是「大躍進」,從1958年開始，現在看來是胡鬧了。不過我想，毛當時確實有一個很浪漫的想法，資産階級幾百年做不到的事情，我們馬上就可以做到。

「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是三面紅旗，強調「一大二公」(人民公社規模大、公有化)、「一平二調」(平均主義,無償調撥)。徐水公社吃飯不要錢,《人民日報》大字標題：吃飯不要錢,古今中外誰見了。現在我們還説自己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但那時候的《人民日報》上就寫著：看來共産主義已經離我們不遠了。

我猜想，毛是用這些辨法來論證自己的正確:你們這些右派總説我們這麼不行、那麼不行，你看我們馬上就可以「十五年超英、五十年趕美」!1956年毛在「八大」上有一次講話,收在《毛選》第五卷裹，説：我們號稱是社會主義,據説有點兒優越性，如果五六十年之內還不能超過美國,那就從地球上開除我們的「球籍」。聽起來也是斬釘截鐵的。

可是到現在，已經滿五十年了。我們人均産值只有一千多美元，臺灣一萬六，美國是四萬。不但沒有超過,而且遠遠的落後,要這麼説的話,應該「開除球籍」了。

凡是偉大的理想家，都有自己的理想國。比如柏拉圖、孟子，一直到近代的康有為寫《大同書》。毛也是這様，他的理想國就是以人民公社為單位，每個小單元都自足自給。其實這是很落後的小農思想，而現代社會是要專業化的合作生産，都要相互依存的。

我有一個同學叫關崇焜，中學、大學都在一起，後來他在交通部做總工程師。有一次跟我聊天，他説：「越是現代化，就越不是自足自給。」比如波音公司造飛機,它的拳頭産品是發動機,那是自己製造的。但精密儀器用的是德國、瑞士的，電子零件用日本的，因為這様最經濟,性能也最好。我覺得他説的有道理，因為這是最高效率的組合，越是現代，越要講求分工合作。那本來是社會進步的標詰,亞當·斯密在《國富論》裏一開頭就講分工的必要，但我們卻追求每個公社都自足自給。甚麼都做，甚麼又都不能做精，那只能是一種很落後的、中世紀傳統的生活。

在江西的時候，有人批評過毛，説他是落後的農民思想。我想確實也是這様。毛設想的世外桃花源式的理想國就是人民公社，「農林牧副漁」、「工農兵學商」,每個公社都朝著這個方向發展，每個單位都有自己的食堂、醫務室、幼稚園,甚至辦大學,一個公社就是一個單細胞，這就背離了現代社會進步的法則。比如歷史所，不過才二百人，還有自己的電工、木工。可是電路不會天天出毛病，臨時找人做就可以了，那不比三百六十天養一個人經濟得多?而我們呢，本來是研究歷史的，結果每個人都按全能型要求。今天讓我們幹農民的活、明天幹工人的活，其實都是不務正業。

毛本人有很多浪漫的想法，真的以為只要革命加生産，甚麼人間奇跡都可以做得出來。《人民日報》天天報道，哪裏又畝産超過了萬斤，我想有很多人都持懷疑態度：怎麼能從以前的畝産幾百斤，一下翻到了多少萬斤呢?前幾年報紙上説，袁隆平做試驗,已經達到畝産800公斤，下一個日標是再用五年達到900公斤。可我們在「大躍進」的那幾年，早就已經畝産多少萬斤了。我想，那時候有很多人知道是假的，不然都畝産萬斤了，怎麼會還吃不飽?

不過有一件事情可以證明，毛是真正相信的。有一次報道，説毛到河北視察，和農民座談,説：「你們有這麼多糧食，吃不了打算怎麼辨?」農民回答説：「吃不了我們換機器。」毛説：不要換機器，你們將來可以三分之一休耕，三分之一園林化，另外三分之一種糧食。我想他既然這麼説，大概就真是以為糧食多得吃不了，認為是「大躍進」成功了，共産主義真的不遠了。哪裹會想到，馬上就要鬧全國性的饑荒，所謂的「三年困難」接踵而來。

1950到52年，我在北圖工作，一個月工資有五六十塊錢。那段時間物價非常穩定，過得還算可以。可是到1954、55年就開始緊張了，買肉排長隊,而且排隊也未必買得到。1955年以後,供應越來越緊張,糧食一減再減。最緊張的時候，我一個月領二十九斤半的糧票，就是説，限制每人每天只能吃一斤。雞蛋論戶配給，每戶每月有兩斤，大約十來個。如果按一家三四個人計算，平均每人每星期有一個雞蛋，而且還不敢用油煎——每人每月只有半斤的油，炒兩次雞蛋，這個月油也沒的吃了。沒有菜、沒有肉，一切副食、零食都沒有，全指著這一點定量供應,這哪能吃飽?

我家住在西什庫教堂對面的惜薪胡同。明代的皇城裏有十三個司，「惜薪司」是其中之一，大概是放柴炭的那麼個地方。胡同口上有一個賣菜的商店，1959年或者1960年，有一天早上我去買菜，可是甚麼都沒有。我走了一站地到西四菜市場,也是空的，於是又走兩站地，到西單菜市場。那是北京市內最大的兩個菜市場之一了，另外一個是東單菜市場。到了以後大失所望，只有架子上擺了兩棵白菜，想買?對不起，不賣,那是様品。沒辦法，只好又從西單走回來。那時候我還不到四十崴，按説年紀不算大，可是身體總吃不飽,路都走不動。不過才走了半個多小時,覺得累得要命，回到家裏就想躺著。而且，轉了老半天一無所獲,好像打了敗仗一様，心情廢極了。

有幾件事情給我的印象很深。那時候我住在城裹的四合院，有一個鄰居是我的中學同學,當時做小學教師,我住西屋、她住北屋。一天早上起來看見她，忽然發現變成了一個大胖子—其實是浮腫了，讓我心裹挺難過的。過些日子慢慢好了，可是沒幾天，忽然又變成了一個大胖子。這對健康的損害非常屬害，怎麼吃得消?她的女兒是個高中生，一天從醫院回來,我問:「二妹，你甚麼病啊?」她倒挺乾脆，説：「大夫給看了，説沒病，就是餓的。」

再比如，我們組有一個同事叫牛繼斌，家裏孩子多，生活挺苦的。每天中午下班，他比別人走得都晚，拿一個口袋在樹底下轉悠，揀一包嫩的葉子帶回家吃。我小的時候吃過藤蘿餅，一種紫色的小花，烙在餅裏再加些糖，非常香。但那是吃著玩的，怎麼能當正經飯?以前只是聽説，人餓極了就啃草根、吃樹皮，沒想到親眼見到了摘樹葉子吃。北京城裏尚且如此，外地農村就更不用説了。

我那時候四十歳上下，身體也有毛病，不過問題不大，只有兩様感覺非常明顯。一是走路，多走幾步就覺得累得要命，好像剛跑完了馬拉松一様，回到家裏就想躺著。另一個感覺是看書,有時候眼前突然就一片黑，甚麼都看不見了，只好閉著眼睛等，過十幾分鐘又好了。我不知道甚麼毛病，問一個懂醫的人，他説沒別的毛病，就是營養不良，吃飽了就沒問題。

後來實行了一種辦法，分成幾個級別實行配給，級別高的可以供應好一點。給我配的是乙級,每月有半斤黃豆，一斤或者半斤白糖，大概還有點兒別的。另外，當時除了糧票，還有布票、工業券，也都是配給,就表示這些也不能正常供應了。每年限用十幾尺布，文革時有一年布票漲了幾尺，大家還要感謝偉大的文化大革命，感謝它給我們漲了幾尺布。

歷史所一年可以分兩輛自行車,幾十個人去抽籤，好幾年我都沒輪上。不過有一次我抽中了，是一張八塊錢的塑膠布，買回來鋪在桌子上。其實我想，那塑膠布八毛錢的成本都用不了。不過那時候甚麼都沒有，能買到就很高興了。所以只要有機會,不管是甚麼東西，也不管有用沒用，大家就都搶著去抽籤。

困難期間有兩種解釋,一説是自然災害，二説是蘇聯逼債，不過我總不太相信。當然，以中國那麼大的國家，不會幾萬里都風調雨順，總會找出幾個自然災害的地方。但那幾年，似乎沒有特別大的災情。北京市長彭真有個解釋,説：去年「大躍進」高産，甚麼甚麼多用了一點,甚麼甚麼多用了一點,結果大家反而不夠吃了。這個説法好像也説不過去，糧食多了首先要給人多吃點,怎麼能首先幹了別的?

包括我家在內，許多家庭特意準備一個秤。每次做飯前先稱份量，不要今天煮多了，月底沒的吃。而且我知道，在最困難的時候，有的家庭是每個人分開吃的。據說鄉下餓死很多人，具體我不清楚，但城裡一連三四年家家都吃不飽，這是明擺著的。所以，倒是那幾年政治上比較緩和——勁都沒有了，哪還搞得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