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宜昌中南冶金機修廠上演過這么一出戲。
食堂那邊的批斗會剛散場，當權派、也就是廠長樊志義前腳邁出門檻，后腳就聽見有人放了響兒。
"砰！
砰！
扣動扳機的是廠里的工人楊金良，手里攥著個駁殼槍，也就是大伙兒常說的"盒子炮"。
這兩梭子，楊金良就是沖著老樊后背去的。
他心里的小九九挺單純：就是想給這個正在挨整的頭頭一點顏色看看，嚇唬嚇唬他。
按說，誰要是冷不丁聽見背后槍響，要么抱頭鼠竄，要么魂兒都嚇飛了。
況且那會兒的機修廠，造反派正是兇的時候，當官的一個個提心吊膽，神經那叫一個緊繃。
可樊志義接下來的舉動，把在場的人都整蒙了。
這老頭連眼皮子都沒夾一下，步子依舊四平八穩(wěn)，仿佛背后響的不是要命的家伙，而是誰踩爆了個氣球。
這一幕反倒把跟在后頭看熱鬧的勞資科干事給震住了，心里直犯嘀咕：這老爺子，真踏馬是鐵打的。
老樊憑啥這么淡定？
要說緣由，其實挺簡單。
對楊金良這種人，開槍是用來顯擺威風的把戲；可對樊志義而言，槍炮聲那是伴隨他前半輩子的催眠曲。
楊金良平常頂多在球場上跟小年輕拍拍籃球，玩槍？
他還在穿開襠褲玩泥巴那會兒，老樊已經在死人堆里滾過好幾遭了。
樊志義老家是山西石樓的，1938年就跟了黨的老兵，一直在八路軍的主力部隊里摸爬滾打。
跟日本鬼子拼過刺刀，跟閻錫山的晉綏軍干過仗，像運城、臨汾、太原這些山西地界上的硬仗，他場場不落。
對于這種從血水里趟出來的行伍漢子，幾聲聽響的空槍，算個球？
這事兒其實透著股那個年代特有的怪味兒：雖說大家都戴著"走資派"或者"反動權威"的高帽子，但這帽子底下的成色可大不相同。
有的"走資派"早就嚇破了膽，成了軟腳蝦；有的那是虎落平陽，骨頭茬子還是硬的。
話雖這么說，在宜昌中南冶金機修廠這個也就400來號人的"央企"里，真正夠格叫"老資格走資派"的，扒拉著指頭數也沒幾個。
滿打滿算，建國前入黨的統共就倆。
一個是樊廠長，再一個，就是"我"的母親——一位四川地下黨出身、搞過土改的老黨員。
當然，還得算上"我"那個父親。
要是說樊志義遭罪是因為他那副"百戰(zhàn)余生"的硬骨頭，那"我"父親被打成頭號靶子，純粹是因為一年前他把一道"算術題"給算砸了。
這道題的題面是：選北京的自行車，還是選地方上的小轎車？
把日歷翻回到1965年。
那是大風暴來臨前的最后一年，也是"我"父親仕途最順的時候。
那會兒，他擔著中南冶金地質勘探公司豐山地質會戰(zhàn)指揮長的擔子。
那年頭，冶金部的大領導呂東親自來湖北視察。
父親作為懂行的基層主官，那是全程陪同。
呂部長的行程排得滿當當，看了父親負責的豐山會戰(zhàn)，又特意跑了趟湖北恩施建始縣官店鎮(zhèn)的三線鐵礦基地，還有608地質大隊。
這一圈轉下來，呂東對父親那是相當中意。
不管是在豐山，還是河南鎮(zhèn)平那個億噸級的鋁礦，亦或是恩施的大山溝，成績單都擺在那兒，硬邦邦的。
考察一結束，呂東直接遞過來一根橄欖枝。
他問父親：想不想去部里的地質司干？
只要點頭，手續(xù)他來辦。
擱在當時，這絕對是一步登天的美事。
從中南地區(qū)的一個勘探公司，直接調進北京冶金部地質司，這等于是從"諸侯"變成了"京官"。
北京那是啥地方？
皇城根兒下，孩子上學、看病、過日子，哪是宜昌這種偏遠小城能比劃的？
就是跟武漢比，那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再說了，呂東部長看上父親，不光因為他是新中國自己培養(yǎng)的第一批內行干部，更看重他常年跑野外、不玩虛的那股子實干勁兒。
搞地質的就得吃苦，必須得往基層扎。
冶金部地質司管著十幾萬人馬、十好幾個勘探公司，坐在北京聽匯報是舒坦，可摸不著實底。
呂東想調父親去，就是圖他能干實事。
面對這個能把全家命運改寫的大機會，父親卻猶豫了。
那晚，他翻來覆去琢磨了一宿。
最后，他竟然給回絕了。
為啥？
就因為呂東部長發(fā)邀請的時候，順嘴提了一句："到了部里，可是沒專車坐的喲。
這句閑話，成了壓垮駱駝的那根稻草。
那會兒的冶金部地質司，除了副部級的大佬有專車，司局級的干部上班全得蹬自行車。
父親在北京有不少老戰(zhàn)友，那邊的底細他門兒清：官銜是挺大，可那是"大廟里的小和尚"。
但在中南冶金地質勘探公司，他過的是啥日子？
他是指揮長，是一方諸侯，出門那是吉普車伺候，下基層也是前呼后擁。
在1965年的中國，屁股底下有沒有一輛專車，那不光是走路累不累的問題，那是身份、地位和權力的招牌。
父親心里的算盤是這么打的：
去了北京，名聲是好聽了，可生活檔次下來了，天寒地凍還得騎車上下班，成了龐大機關里的一顆螺絲釘。
留在這兒，雖說地界偏了點，但寧做雞頭不做鳳尾，手握實權，出入有車，日子過得那叫一個滋潤。
于是，為了那輛小汽車，他把北京的自行車給推開了。
哪怕過了好多年再回頭看，這也像是個典型的"貪圖安逸"的昏招。
可在當時，這大概也就是普通人的正常心思。
誰能料到，也就過了一年光景，他就為這個念頭栽了個大跟頭。
1966年，天變了。
要是父親當初選了去北京，頂多就是地質司的一個司局級干部。
在北京那個"水深王八多"的地界，這種級別的干部一抓一大把。
在那場驚濤駭浪里，他大概率是個"逍遙派"，甚至可能因為根正苗紅、業(yè)務過硬，成了革命的中堅力量。
哪怕真要挨整，也輪不到他這種級別的"小魚小蝦"站C位。
偏偏他留在了中南地質勘探公司。
在這兒，他是"一把手"，是坐小汽車的"特權階層"，是名副其實的"土皇帝"。
這下好，在造反派眼里，他就是現成的、最大的活靶子。
他成了中南冶金地質勘探公司頭號"走資派"。
接下來的日子里，湖北、河南的各個地質大隊，他都得去"巡回展覽"——戴著高帽子，掛著黑牌子，被押著游街。
那輛讓他舍不得撒手的小汽車，沒能載著他去視察工作，反倒成了他"貪圖享受、做官當老爺"的鐵證。
這就是歷史給開的一個黑色玩笑。
父親因為貪戀地方上那點"威風"，結果把自己送到了風口浪尖；反倒是如果他愿意去北京"受罪騎車"，說不定在那個動蕩的年月里還能保全自己。
這一家子的命運，就這么稀里糊涂地被卷進了時代的洪流里。
再瞅瞅他們當時待的那個環(huán)境，這種荒誕勁兒就更足了。
那個聽著挺唬人的"中南冶金機修廠"，其實就窩在宜昌郊區(qū)一個叫蘇家榜的窮鄉(xiāng)僻壤。
周圍全是莊稼地，路邊是一堆堆的荒墳。
頭一回發(fā)配到這兒的人都得嚇一跳：這哪是工廠？
簡直就是亂墳崗子邊上的貧民窟。
家屬區(qū)掛在半山腰上，清一色的平房。
條件差得沒法說：
自來水都不進屋，一排房子共用一個水龍頭。
沒廁所，偌大個家屬區(qū)就那么一兩個茅坑。
沒廚房，家家戶戶在墻根底下支個煤爐子，鍋碗瓢盆全掛墻上。
所謂的"廠"，職工也就400來號，主業(yè)是修地質鉆探設備的，規(guī)模頂多相當于武鋼的一個小車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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