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沐：中國藝術品市場數字化與再國際化

中國藝術品市場數字化與再國際化

西 沐 李穎珊

摘要：近年來，中國藝術品市場呈現出多元化與多極化的趨勢，經歷著一場深刻的變革，即由轉型向轉態發展。在轉態過程中，數字化與再國際化成為推動這一變革的最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在過去四十多年里，中國的藝術品市場一直處于自發向外學習的國際化進程中，但這一進程更多是由市場需求驅動，而非系統性的政策支持。如今，在全球化受到挑戰的背景下，中國藝術品市場不斷發展進化，使的藝術品市場的國際化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再國際化。再國際化既是一個過程，也是中國藝術品市場未來發展的一個不可逆進程，這一過程不再依賴于僅僅是對外被動適應，而是需要主動融入國際體系，更主動的改變這一體系。同時，數字化的發展為藝術品市場帶來了全新的可能性，它不僅改變了市場的結構，還重塑了市場的底層邏輯，成為推動再國際化的核心動力。本文將圍繞數字化帶給藝術品市場的變化、藝術品市場再國際化的趨勢及其成為市場的重要問題、數字化背景下的再國際化機制和維度幾個方面展開論述，以分析中國藝術品市場的新態勢與趨向。
關鍵詞：中國藝術品市場；數字化；再國際化

近年來，中國藝術品市場在系統結構、系統狀態上的變化，基本符合我們此前預估的轉態的進一步深化。其中有一條非常重要的邏輯動力，就是再國際化和數字化兩條發展路徑。再國際化不同于前40年中國藝術品市場自發國際化的進程，它有自己發生的前提，獨有的機制及推進的動力與維度。中國藝術品市場的數字化是再國際化變革的基礎與最為根本的推動力，也是再國際化的核心動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藝術品市場通過各種方式持續推動著國際化進程，但這種國際化表現為自發的、自然而然的向外學習型特征，國家在藝術品市場領域鮮少提供政策支持、制度保障或其他資源投入，這一過程持續了四十多年。當前，在中國藝術品市場由轉型期到轉態期，我們提出再國際化概念，這與前四十年國際化的主要差異在于前者基于自發機制，而再國際化則更強調自覺驅動的調適。數字化與再國際化，我們認為是當下中國藝術品市場底層邏輯的重要建構者。目前世界國際政治經濟環境下，國際化進程受阻，國際化區域組織化、碎片化成為一種大的趨勢。同時，美學轉型、技術融合與文化互鑒的穿透力，也在致力于沖破地緣政治封鎖，重塑國內國外市場新格局，助力多元化文化生發與競爭的戰略選擇，這也是本土化與國際化的博弈的過程，而再國際化是藝術品市場本土化策略與國際化博弈的新平衡點，在新的國際化發展過程中面臨一個新的狀態，它需要在新的再國際化過程中取得平衡。再國際化過程就是在數字化進程中，要在市場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一種新的審美共識，最終不斷實現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態勢下，通過藝術品市場形成不同文化背景的新審美共識。

由此可見，中國藝術品市場在轉態過程中，數字化與再國際化是最不可忽視的進程。中國藝術品市場的數字化是再國際化變革的基礎與最為根本的動力，也是再國際化的持續不斷地推動力。再國際化不同于前40年中國藝術品市場自發向外學習為主導的國際化的進程，它有自己發生的前提，獨有的機制及推進的動力與維度。

一、數字化帶給中國藝術品市場的變化

數字化正深刻重構中國藝術品市場的生態，因此分別從市場結構、運營發展邏輯、參與主體、數據管理機制、監管治理等方面的轉變來解析數字化在推動中國藝術品市場轉型升級中的表現。

1.市場結構的轉變：從轉型到轉態。從多元化到多極化，數字化進程正深刻重塑中國藝術品市場的格局。2024年表現顯著，2025年這一現象持續深化發展，其核心表現為市場形態已顯著脫離單一基礎設施支撐的單一市場模式，逐步演進為依托多元基礎設施構建的復合市場體系。此轉型進程中最顯著的特征，即傳統一、二級藝術品市場主導的圈層化、半封閉形態正經歷深刻的內外部變革。藝術品市場從多元化到多極化的轉態，是從一個由不同圈層構成的、相對靜態的“多元化”市場，演變為一個由多種技術基礎設施和市場形態融合共生的、動態的“多極化”生態系統。1這種轉變不僅體現在交易方式與渠道的數字化創新層面，更深刻反映于市場參與者結構、審美取向及文化價值體系的重構之中。以亞洲市場的交易中心為例，香港的傳統主導地位正面臨首爾、新加坡等新興市場的挑戰，呈現多中心化發展。從藏家來看，在香港蘇富比的客戶群體中，40歲以下藏家占比達32%，佳士得的數據顯示，在新買家及競投者中，50%為千禧新世代或更年輕群體；而年輕藏家對街頭藝術、當代藝術、潮流藝術、數字藝術等非傳統藝術門類的關注也推動了拍賣品類的結構性變革，特別是永樂2025春季拍賣會的線上拍賣中，龍家升作品 薄荷色LABUBU也是拍出108萬元的高價，整個LABUBU專場拍賣總成交額372.54萬元，實現100%成交率。2從這一現象也可以看出，市場驅動力從傳統的投資保值，部分轉向了尋求“情緒消費”與精神共鳴。一方面，高端拍賣行通過線上渠道、私人洽購等方式高效地服務于資深藏家，另一方面，傳統藝術品和新興藝術品市場呈現了不同的價值取向，學術研究和為“情緒價值”買單分別成為不同細分市場的價值挖掘新引擎。與此同時，可以看到傳統畫廊、美術館逐漸關停或縮減線下空間，線上直播和交易平臺數據不斷刷新，顯示出數字渠道的快速崛起；數藏平臺在經過無序發展后趨于穩定，市場洗牌、政府監管和行業自律共同過濾了低質項目；CryptoSlam數據顯示，2025年上半年NFT銷售額達到28.2億美元。市場的多極化特征表明，藝術品交易已突破由少數大型機構主導的傳統模式，轉而形成多個相對獨立的市場節點，這些節點既相互關聯又各具特色，各自構建了獨特的生態系統，進一步促進了全球藝術市場的包容性和多樣性。

去中心化與Web3.0的影響。數字化進程催生了Web3.0理念的普及，其核心特征——去中心化正深刻重塑藝術品市場的話語結構以及價值發現和管理的運行邏輯。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尤其是Web 3.0時代的到來，藝術品市場正經歷著去中心化的過程。傳統由頂級拍賣行、畫廊及藝術博覽會構筑的中心化話語體系面臨解構，從Web 1.0至Web 2.0，當前正向Web 3.0深化轉型。Web 3.0的核心特征DAO（分布式自治組織）機制，通過實現市場運營與治理的單元化重構，推動市場結構向扁平化與去中心化轉型，該機制的引入顯著加速了市場演化進程。藝術品市場依托Web 3.0基礎設施及其運行機制，持續向扁平化與多中心化形態演進，形成動態發展的市場格局。

在數字化的推動下，Web3.0及DAO（去中心化自治組織）機制正逐步重塑市場生態，賦予藝術家、藏家乃至普通藝術愛好者前所未有的參與權和決策權。去中心化的市場結構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場公平性與透明度，使得市場運營與治理更加單元化與扁平化。特別是通過數字技術將藝術品市場復雜的、非標的要素拆解和轉化為更小、更標準、更易管理和交互的“單元”，極大地壓縮了傳統的交易中間環節，拉近了供需雙方的距離，實現了定價權的分散和市場力量的均等化，為年輕和新興藝術家提供了低成本展示和推廣的機會，挑戰了由資深專家和大型機構主導的話語體系；智能合約將復雜的交易條款轉化為可自動執行的代碼單元，糾紛仲裁可以依據區塊鏈上記錄的、可信的數據單元進行，提升了效率和公正性。

場景化。場景化改變了市場發展的邏輯。場景的運營沉浸體驗化，新形態空間層出不窮，其生產和消費成為熱點。傳統市場邏輯主要依賴品牌或IP驅動，然而，場景化已顛覆了此種驅動模式的發展路徑。場景運營強調沉浸式體驗，當前所觀察到的所謂新場景，實質上是一種新興空間形態。數位技術的賦能和成熟應用，徹底顛覆了藝術品體驗與消費的傳統場景。沉浸式藝術展、數字博物館、虛擬現實藝術空間等新形態空間層出不窮，其生產與消費已成為熱點現象。新形態空間的構建與運營不僅豐富了藝術消費方式，也讓藝術品市場吸引更多年輕消費者和潛在投資者，例如，“長安十二時辰”“赳赳大秦”“不死的法老”等實例，均體現了新形態空間的興起，這實為沉浸體驗化發展的直接結果。更重要的是，技術實現了藝術品與生活場景的深度嵌合，從單純的收藏投資轉向融入日常生活的場景化體驗與情感表達，藝術品市場從靜態收藏向動態體驗轉變，其新生產與新消費構成新興熱點，不容忽視；如果不理解這一態勢，就將難以理解藝術市場動態與趨勢，更無法有效參與快速變化的市場其中。

數據驅動。底層技術區塊鏈化，數字藝術資產的鑄造越來越靠NFT機制。數據驅動使精準管理成為可能。區塊鏈技術作為數字化底層基礎設施，其不可篡改、可追溯的特性，為解決藝術品市場長期存在的真偽鑒定、來源追溯與交易透明度等痛點提供了革命性方案。我們先前認為NFT機制屬于數字收藏概念或產品概念，但后來認識到NFT實質上是數字藝術資產的鑄造機制，而非數字收藏概念。在之前的研究中，我們對其矮化為產品概念，將這種鑄造機制簡化為產品概念，這是極其錯誤的。NFT作為底層資產單元的生成方式，重構了藝術價值的錨定邏輯，在這種技術邏輯下，每一件作品都被賦予唯一性、可追溯且不可篡改的數據身份，使權屬關系、流轉歷史與創作本體實現鏈上永存。這一機制不僅解決了數字藝術品長期存在的復制與確權難題，更通過智能合約將收益分配、版稅規則內嵌于資產本身，實現了價值流動的自動化與透明化。數據因此不再只是記錄工具，而成為市場運行的核心驅動力，推動藝術生產、交易與消費進入以代碼為規則、以信任為基底的新階段。

數據驅動可以AI來實現精準管理為基本特征。精準管理的重要性不容忽視；藝術品本身的數字化與可溯源是典型體現，在特定場景中，一旦實現精準管理，公信力數字化和場景體驗數字化便形成以客戶為中心的體系，其中精準管理扮演核心角色。基于可信數據單元的積累，藝術消費行為被轉化為可分析、可預測的數字化軌跡，不再單純依賴偶然性與主觀判斷，而是通過數據模型理性分析，從而優化資源配置。由此，藝術市場的決策邏輯從經驗主導轉向數據賦能，從單一交易拓展為全生命周期的價值運營。收藏、展示、流轉乃至衍生開發，皆可基于鏈上數據進行動態追蹤與智能響應，極大提升了資源配置效率與市場透明度。數據驅動不僅優化了市場效率，更催生了基于數據洞察的新興業態，如藝術品數據分析服務、藝術金融風險管理模型等，使市場運作日益精細化、科學化。

從監管到治理，即監管：條+塊的體系向治理：平臺+共同體+生態過渡。也就是說，監管更靠機構、靠體制，治理更靠生態。數字化浪潮下，傳統的藝術品市場監管依賴機構和政策，這種自上而下的、以行政命令為主的監管模式，難以有效應對快速迭代、邊界模糊的新型市場形態與風險，在數字化時代，市場治理更多依靠平臺生態、社區共識和智能合約。監管主要依托條塊化體系實施，而治理則依賴于平臺、共同體及生態系統構建，因此，監管體現為機構與制度層面的約束，治理則呈現為生態系統的協同運作模式。市場治理正經歷從單一主體監管向多元協同治理的范式轉變。這體現為：其一，行業自律組織與標準制定機構作用凸顯；其二，技術本身成為治理工具；其三，平臺承擔更多治理責任；其四，社群治理在新型組織中發揮核心作用。這種由政府引導、行業自律、技術賦能、平臺負責、社群參與構成的多層次治理生態，更適應數字化市場的復雜性與動態性，旨在平衡創新活力與風險防控，推動市場的自律與規范發展，也推動了藝術品市場更加開放、透明和高效。

我們可以看到，以上這些變化，都是數字化進程給我們帶來的新變化。并且這些變化會以更快的速度對藝術品市場的業態進行迭代，雖然我們在很多方面、很多時候對這種趨勢與變化并不敏感。

二、中國藝術品市場再國際化發展最新趨勢

所謂中國藝術品市場再國際化，就是指在國際化發展的過程中，我們更多的是強調向西方發達的藝術品市場國家學習，從理念、制度、體系、方法、工具到文化等，強調的是一個單向主導的過程；而再國際化過程則是強調在學習的基礎上，不斷消化，不斷生發，不斷形成了我們自己的系統、制度、體系與文化，這些系統性的體系與經驗加上不斷壯大的市場規模與活力，不斷豐富與發展了國際化的深化，形成了互動融合適配發展的格局，強調的是互動融合的雙向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數字化的發展進一步推動了審美文化的興起與整合、分化，這也進一步是再國際化的發展成為中國藝術品市場的一個大的趨勢。但是，當今再國際化這一過程，也面臨著諸多的發展變化，有技術的、市場的、文化的等，也有藝術品市場新形態所帶來的特有特質。特別是區域組織化（最主要的表現就是地緣政治化越來越突出）、市場越來越碎片化、多元化、文化勢力化及技術基礎設施化等，這些都從底層邏輯影響著再國際化發展的進程與趨勢。

區域組織化（地緣政治化）。在發展過程中，中國藝術品市場的國際化實際上受到了阻礙，越來越多的人對國際化持懷疑態度。國際化是一個持續的過程，那么我們應如何推進呢？一種以地緣文化親近性和經濟互補性為基礎的“區域組織化”趨勢日益顯著。亞洲藝術市場內部，特別是以香港為中心的首爾、新加坡等地區共同構成的藝術市場聯動機制正在強化，具體表現為共享藏家資源、巡回展覽合作，以及區域性藝術博覽會的崛起等，許多區域性組織成為國際化的一個可行選擇。這種區域化整合，并非國際化的降級，而是一種在全球化逆流中的戰略性迂回。它通過在文化認同度較高的區域內先行構建一個穩定而活躍的“內部循環”，旨在凝聚區域共識、提升集體議價能力，從而為最終更具話語權地參與全球“外部循環”奠定堅實基礎。

碎片化。傳統的國際化模式依賴于寡頭式的大型機構、權威性雙年展與頂級拍賣行。然而，數字技術的普及從很大程度上消解了這種中心化結構的話語權，催生了高度“碎片化”的市場新生態。無數小型線上拍賣平臺、基于社交媒體的藝術家社群、垂直領域的收藏小組，以及去中心化金融（DeFi）支持的NFT藝術市場，共同構成了無數個自驅動的、高度靈活的“小單元碎片”。國際化本身不再是一個系統，它是一些很小的碎片，但是這些碎片它是一個不斷地國際化的過程。傳統的國際化模式依賴大機構、大展覽、大型交易平臺，而當下的再國際化趨勢表現為更加碎片化和去中心化。這些碎片雖然各自獨立，但都在不斷推動著國際化的進程。碎片化的趨勢使得藝術品市場得以更加靈活地應對國際市場的變化與挑戰，使得國際化變得更加多元。

多元化。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各國文化之間的交流與融合日益加強，使得藝術品市場更加多元化地呈現各種不同文化的魅力與特色。國際化不再僅僅是市場的全球化，而體現著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在近年的國際市場中，戰后及當代藝術部分占據了最高的關注度和最多的資金流動，而其中又以美國為主要銷售和購買市場，隱形之中掩蓋了其他時代和品類的藝術品的市場影響力。但在再國際化進程中，底層市場的表現力則通過各種新媒體渠道打通與觀者的交流通道，特別是如TikTok等在全球使用量非常高的社交軟件中，可以發現中華文化在亞洲范圍內的影響力日漸提升，逐漸形成具有凝聚力的文化經濟圈，中國藝術品市場的再國際化需要充分利用這一趨勢，在自身文化勢力范圍內先行拓展，然后再向更廣闊的國際市場滲透。在這種文化發展的進程中，藝術品市場的需求也呈現多元化的態勢，在需求的拉動下，市場從結構到空間區域分布等也走向多元化發展的趨勢。

文化勢力化。國際化的深層本質是文化影響力與話語權的競爭，即“文化勢力”的博弈。在當代國際化進程中，文化影響力已成為該進程發展的重要邊界條件。過去，藝術品的國際化依賴人脈、展覽和市場渠道，而今天，它更根本地體現為一種文化價值體系能否以及如何在世界范圍內獲得認同與傳播。以中華文化為例，其核心價值觀在亞洲國家的傳播成效顯著。如何推動其國際化發展，首要任務在于在該文化輻射區域內實現有效推廣。無論是數字拍賣、NFT交易，還是元宇宙藝術展覽，技術的發展正在深刻改變著藝術品市場的面貌與格局，這些技術的應用不僅提高了市場效率，也為藝術品市場的國際化提供了更加便捷與高效的途徑。當前的戰略關鍵在于，系統性地將文化資源轉化為可持續的“文化資本”，通過學術研究、策展敘事、品牌構建等多重手段，在這一區域內率先完成從“文化產品”到“文化認同”的深化，從而構筑起向外輻射的堅實權力基礎。

技術基礎設施化。技術已從輔助性工具演變為驅動藝術品市場國際化的一種基礎性設施，其發展驅動著全球化進程的深化。技術作為基礎設施具有其內在的發展邏輯，其普及與應用具有不可逆性，它不僅是提升效率的工具，更是在底層重構了藝術品的生產、認證、交易與體驗方式，迫使所有市場參與者必須在新的技術范式下重新定位。換言之，未來的國際化競爭，在相當程度上將是技術架構應用深度的競爭。技術基礎設施的性質決定了其發展的必然性，個體意愿與此無關，技術內在邏輯將主導其必然發展方向。

我們在現實世界再也找不到一個完整的國際化進程，也很難找到一個國際化發展的領域。從軟實力到硬實力，從學術話語到產業標準，在上述趨勢的交織作用下，中國藝術品市場的再國際化目標不再是一個單一的經濟發展問題，而是一個融合了審美話語權爭奪、文化安全維護、意識形態輸出與國家經濟利益在內的復雜系統工程。我們發現，國際化的規則在國別利益面前，顯得無足輕重。藝術品市場，既涉及審美風尚，又涉及文化安全與利益，更涉及經濟利益，所以，雖然盤子不大，但也空前的復雜和具有系統性。任何推動國際化的策略都必須進行多目標權衡，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審慎考量文化主體性的保持與意識形態安全。因此，中國藝術品市場的“再國際化”是一個在區域整合中尋找支點、在碎片結構中激發活力、在文化博弈中構建權力、在技術驅動下重構底層、在多元目標中尋求平衡的復雜進程。

三、再國際化成為中國藝術品市場的重要問題

中國藝術品市場雖然有自發性的國際化的過程，但它始終是一個系統比較獨立，相對封閉的市場，更多的時候是一種新與舊、時尚與守舊的博弈。這個博弈經歷了前40年自發國際進程的時候，又面臨再國際化的這個訴求，

到目前為止，中國藝術品市場還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市場系統，始終呈現為自發性且依賴于個別機構與收藏家的市場行為，這種封閉性并非指向物理邊界，而更多體現為市場規則、交易習慣、價值評判標準以及參與主體構成的自成一體。特別是傳統市場以拍賣為首，長期區別于西方一二級市場的運行邏輯。當前，中國拍賣市場呈現“減量提質”轉態趨勢，優質拍品資源向頭部集中，中小拍行尋求差異化競爭，專業化、多元化的藏家群體推動市場轉向學術深耕。這種市場內部的優化調整，恰恰反映了系統在面對外部環境變化時的一種適應性反應，而非根本性的開放重構。

中國藝術品市場的國際化進程并非線性發展，而是隨著對外貿易的發展如國際展會、海外文物回流、國際拍賣行入駐等方式與國際市場接軌，這個系統有非常大的自發性，在此種自發性的情況下，國際化進程雖取得一定成果，卻始終未能撼動中國藝術品市場固有的龐大系統慣性。2024年的數據顯示，在各方壓力之下，中國藝術品進出口總額有所下降，對英美地區的出口總額下滑，但對泰國、阿聯酋等地區出口總額大幅度上漲，呈現了區域化、新舊交替的現象。為什么會發生這種情況？我們發現，相較之下，再國際化更強調系統性、戰略性與主動性，這要求政府、機構、藝術家及市場主體均需有意識地推動此進程。傳統的自然的國際化力量被同化，自發國際化進程早已停滯，新的力量要求我們重啟再國際化的力量。

我們說，到目前為止，中國藝術品市場還相對封閉，這個系統有非常大的慣性，這種慣性與數字化進程并不相向而行，而更多時候是一種新與舊、時尚與守舊的博弈。在經歷了前40年的自發國際化進程的時候，又面臨再國際化的訴求。為什么會發生這種情況？我們發現，傳統的自然的國際化力量被同化，自發國際化被進程早已停滯，新的力量要求我們重啟再國際化的力量。

美學轉型與精神消費的興起要求我們重啟再國際化的進程。當下，我們觀察到傳統藝術創作范式下的作品市場價值呈現顯著變化，“情緒消費”成為市場新動能，反映了藝術收藏從投資導向向情感滿足、身份建構與精神歸屬轉變的顯著趨勢。這一轉變在中國年輕一代藏家群體中表現得尤為突出，他們的品味偏好正在引導市場供給變化，對色彩明亮、卡通化的藝術作品風格表現出明顯偏愛，注重藝術品所承載的情緒價值與社交認同。在體裁方面，新興收藏家群體對數字藝術、當代藝術、新媒體藝術等更具創新性的藝術形式表現出更大的興趣，這種基于美學體驗與情感共鳴的消費模式，打破了傳統藝術品市場唯價值論、唯名頭論的交易邏輯，為市場再國際化提供了新的切入點。藝術品的價值實現方式正在多元化，不再局限于傳統的收藏與轉售，而是擴展到IP授權、品牌合作、空間營造等更廣泛的領域。

從2024年市場的顯著變化觀察，這一轉變極為巨大。在交易生態層面，我們注意到李可染、黃賓虹、潘天壽等傳統書畫藝術家的作品價格暴跌。確實，我們以往收藏的這些藝術家的作品在拍賣市場上突然貶值。原先有200位買家參與競購，如今僅剩50位，其余150位已不在場上。這正是其原因所在，購買者轉向了更具時代感與全球對話潛力的當代藝術領域，更關注藝術創作背后的思想性與技術融合。這種結構性轉移不僅重塑了市場需求，也倒逼市場機制更新迭代。總結而言，藝術品市場的美學轉型同時體現在內容與形式兩個層面。在內容上，從對傳統中國書畫的單一推崇，擴展到對抽象油畫、當代藝術、新媒體藝術等多類別的接納；在形式上，從對物質性、永久性的強調，擴展到對體驗性、互動性、過程性的重視。既往遵循既定傳統路徑創作的藝術品，其交易規模趨于萎縮，市場關注度持續降低。這要求中國藝術品市場必須適應新的市場環境，重啟國際化的進程。這種轉型在中國年輕藝術家的創作中表現得尤為明顯，他們更傾向于使用跨媒介語言和技術融合手段，其作品天然具有與國際對話的基因。中國藝術品市場的再國際化需要深入挖掘中國文化元素的當代價值與國際表達能力，藝術市場參與者亟需主動適應此變革環境，積極推動藝術價值體系的重構進程。

數字化正在顛覆中國藝術品市場系統的生態，新興生態力量的生發正在重啟國際化的進程，也是中國藝術品市場再國際化的關鍵。這些新的力量不僅帶來了全新的市場需求與審美取向，也推動了市場基礎設施的完善與升級。通過數字化技術的應用，市場得以更加便捷地實現信息的交流與共享，提高了市場效率與透明度。通過數字化技術的應用與新興業態的發展，中國藝術品市場得以更加便捷地融入國際市場并實現跨越式發展。特別是數字藝術資產的出現，數字藝術和NFT正在成為藝術品市場的新興板塊，雖然目前仍處于早期階段，但已顯示出顛覆市場傳統的潛力。

新興資本與市場的新生力量，立足中國藝術品市場系統，有認知、吸納世界藝術風尚的需求與責任，這從根本上建構推動再國際化的進程。在資本屬性層面，中國藝術品市場正經歷從產業資本主導到金融資本深度介入的轉變，這也導致藝術品的附加價值從禮品價值到投資價值再到如今的金融服務價值，市場對藝術品的價值評估和管理又出現了新的分支。

新興資本和其背后的藏家群里正在改變市場生態，他們更關注新興藝術門類，更擅長利用互聯網工具進行研究和交易。這種代際變遷與全球藝術市場的演變趨勢相契合，使中國年輕藏家與國際同齡人在品味、知識和交易習慣上更具共通性。他們成為連接中國藝術品市場與全球生態的天然橋梁，也是推動再國際化進程的重要力量。也因此，藝術品市場的認知與需求結構已發生轉變，代際更替所帶來的新興資本群體作為市場的關鍵主導力量，決定了中國藝術品市場必須推進國際化進程。市場參與者不應繼續固守傳統模式，而需積極融入國際體系。一方面，中國市場的參與者需要加強對世界藝術風尚的認知與吸納；另一方面，國際市場也需要加深對中國藝術價值體系的理解和認同。這種雙向認知的建立，有賴于學術交流、展覽合作、人才培養等多渠道的長期努力。唯有通過藝術語言的當代轉化與價值敘事的全球銜接，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對話。中國藝術品市場的再國際化，不僅是資本與交易的跨境流動，更是文化主體性在世界坐標中的重新確立。

四、數字背景下中國藝術品市場再國際化機制

再國際化是一個過程，之所以強調“再”這個詞，是強調中國藝術品市場自發的國際化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只是這個進程陷入了停滯，在數字化背景下，我們需要更為自覺、更為主動地再國際化進程。

自發的國際化進程是需求推動的一個結果，與中國藝術品市場系統強大的慣性相比較，它只是一種補充性的力量，并無法變革市場系統的格局。而再國際化進程中，由于在數字化背景下，市場生態、環境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這就要求再國際化進程要從系統本身重塑力量，改變中國藝術品市場發展的格局。即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分析：

自發的國際化進程機制

自發國際化過程指市場足夠龐大后，藝術品市場國際化由市場需求拉動，形成自發過程。市場擴張后，能夠吸收國際化作品并吸引國際藝術界，這是市場需求驅動的輔助性機制。核心在于中國藝術品市場龐大的系統本身具有強大慣性，國際化僅作為輔助角色，無法主導。

盡管藝術本體發展進程在歷史脈絡中持續演進，但近年來已呈現出顯著滯緩態勢，這主要受全球經濟一體化、文化多元化及本土創新驅動力不足等多重因素的交織影響。自改革開放與“八五新潮”運動后，國際前沿藝術思潮與創作理念在初期曾呈現出規模化涌入的態勢，迅速激發了國內藝術創作的活力與變革。然而，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模仿和返本開新階段后，藝術界深刻意識到必須立足中華傳統藝術范式和思想的根基，來穩固中華文化本源并傳承民族美學精髓。然而如果在實踐中過度強調傳統文化承繼，卻忽視了全球藝術市場演進趨勢的辯證關系，如何在傳承中華文化和與國際思潮之間尋求平衡，實為當前亟待反思的關鍵命題，如果在二者之間失衡，不僅抑制了藝術語言的當代轉化，還可能削弱中國藝術在全球對話中的競爭力和影響力。

中國藝術品市場規模常年在世界的前三位徘徊，且在2023年躍升至全球第二大藝術品市場地位。中國、英國、美國位列全球三大藝術品市場，主導著國際藝術資本的流向與價值標準的制定。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為藝術品市場提供了堅實基礎，與此同時，國家層面通過《“十四五”文化發展規劃》等政策，系統規劃了文化產業發展路徑，為中國藝術品市場的再國際化注入政策動能。同時，市場需求的升級與多元化，也為國際化提供了強勁內生動力。隨著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大關，大眾在精神文化層面的消費占比逐步提升。這種消費升級直接體現在文化和娛樂消費支出的增長上，藝術越來越多地融入生活，成為美好生活的一部分。除了文化消費，藝術品的經濟屬性也日益凸顯，特別是高凈值人群趨向將藝術品作為資產配置的一部分，創造了新的市場需求，激勵市場主體在全球范圍內尋找優質資產和交易機會。

市場規模的擴大不僅體現在交易金額的增長，更反映在參與主體的多元化與市場機制的逐步完善。而隨著參與的人數、機構和資本類型日益豐富，資金不再局限于中國市場內部循環，更看向全球藝術資源，開始在全球范圍內進行資源配置與價值發現。因此，市場規模的變化帶動了中國藝術品市場的國際化，進而使市場需求不斷更新，進一步推動了市場的國際化。中國藝術品市場的“自發國際化”進程，本質上是一個由內在需求驅動、在市場力量主導下逐步融入并影響全球藝術生態的過程。它從最初的藝術品回流，逐步走向市場的多元化拓展，并最終深入到交易規則和國際化服務體系的構建。

再國際化進程機制

在數字化背景下的再國際化進程中，在數字化推動與新生力量需求拉動這兩極作用下，產生系統內在驅動，這一進程遠非簡單地“走出去”或“引進來”，而是指在市場基礎要素、運作邏輯乃至價值評判體系均被數字化深刻改造后，為尋求新的動態平衡而與全球藝術體系進行的系統性接軌與深度融合。一方面，數字化已從一種技術工具演變為重構社會生態的基礎性力量，這種技術驅動下的市場新形態，其運行機制與依靠傳統畫廊、拍賣行和藝博會的自發國際化過程截然不同，它要求一個天生具備全球性、即時性與互動性的市場架構，從而從系統內部生發出強烈的再國際化訴求。另一方面，隨著代際更迭，新一代收藏家與藝術消費者逐漸成為市場的重要參與者。他們成長于數字環境，審美取向深受全球流行文化與網絡美學的影響，呈現出更加多元化、個性化和體驗化的特征。由此帶來的“美學轉型”，以及伴隨而來的“精神消費”崛起，使得他們對藝術品的需求不再局限于傳統的投資保值或文化象征，而是更注重其情感共鳴、社交資本與美學體驗。這種內在需求拉動市場必須放眼全球，吸納更廣泛的國際藝術資源與話語體系，以滿足本土新生力量日益增長的、與國際趨同的審美與文化消費需求。

中國藝術品市場的再國際化進程，源于一種系統性的內生驅動力。該動力不僅來自數字技術的推動與新需求的拉動，更體現為市場體系內部驅動機制的持續強化。在這一系統性驅動意識形成之前，市場長期依賴于以“自發性國際化”為特征的發展路徑，表此類舉措多由市場中具有國際視野的先驅個體或機構發起，例如國內重要藏家通過西方拍賣行競購莫奈、畢加索等西方大師作品，或如寶龍美術館、民生美術館等機構系統性地引入國際藝術展覽，又或是國際頂尖畫廊與拍賣行在中國內地設立分支機構。這些努力在特定歷史階段起到了開拓視野、搭建橋梁的積極作用。但其本質仍未觸動中國市場深層結構，即以中國傳統書畫和近現代名家作品為價值核心的定價體系、依賴人情關系的交易習慣，以及獨特的審美教育傳統的前提下所進行的“局部調整”，始終難以突破局部調試的范疇，僅能作為整體國際化進程的補充力量。

數字化的全域滲透已根本改變市場生態，使傳統自發性路徑日益滯后，難以為繼。數字化所要求的標準化、透明化與全球協同，與傳統市場中殘存的區域壁壘、信息不對稱及價值判斷本土化之間形成深刻的結構性矛盾。在這一背景下，再國際化不再是表層的規則接軌，而是底層邏輯與系統架構的全面重構，標志著中國藝術品市場從“自發連接”走向“系統融合”的深刻轉型。

五、數字背景下中國藝術品市場再國際化維度

在數字化背景下，中國藝術品市場在國際化是個重要的課題，對其分析的維度是多元的。具體來講，可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分析和研究。

1.數字化改變中國藝術品市場形態是根本。這種形態的轉變導致整體結構重構，推動力隨之演變，從而使市場不再符合原有認知框架。這一變革無疑是根本性問題。數字技術并非外生于市場系統的工具性存在，而是通過深度“技術嵌入”從根本上改變了藝術品市場的本體結構。數字化首先通過技術代際差距顛覆市場原有模式，導致市場原本的運營和認知框架失效，傳統基于物理空間與專家權威的認知框架在此過程中系統性失效，市場進入技術邏輯主導的制度重構期，進而建設新的市場范式，催生以“數字化基礎設施”為基座的市場新形態。

2.美學轉型與精神消費及審美文化的興起是風尚。該風尚能夠驅動社會行為，并成為年輕人追逐的時尚焦點。在數字化時代，這一現象尤為重要，數字媒介的普遍性存在，極大地加速了這一文化轉向的進程，促使審美消費呈現出鮮明的"符號民主化"趨勢。年輕群體通過數字社區構建起自主的審美共識體系，這一過程本質上是對傳統藝術權威系統的漸進式解構。審美判斷的標準正經歷根本性遷移：從依賴經典典范的認知模式，轉向注重個體體驗與參與性的現代審美范式。當特定的審美表達演化為具有廣泛影響力的文化風尚時，其社會動員能力將呈指數級增長。相較之下，傳統基于經典藝術范式的收藏體系，往往難以激發同等強度的群體共鳴與文化效應，這一對比恰恰凸顯了當前美學轉型的深刻社會意義與理論價值。

3.再國際化是不斷提升與形成在市場新形態下的競爭力的核心。當代全球化語境下，再國際化構成了藝術品市場在新形態中構建核心競爭力的關鍵路徑。這一過程超越簡單的技術或規則接軌，實質上是認知框架、行業規范與制度體系三個維度的系統性重構。核心競爭力如何形成？通過構建數字場景、建立公信力體系、運用沉浸式體驗技術等創新實踐，市場得以釋放潛在需求，進而形成具有持續性的競爭壁壘。缺乏這種結構性競爭力的市場，它可能如曇花一現，僅作為一種短暫的時尚短暫存在，無法實現長期穩定的發展演進。

4.新興資本及市場新興力量的崛起建構是關鍵。資本與市場的新興力量不僅是一種力量，其崛起具有建構市場新運行規則的使命，它們不僅是資源的輸入者，更是市場規則的重新定義者。傳統藝術品市場存在諸多問題，而在新興資本與力量的發展過程中，這種建構改變了市場的基礎設施。過去，解決諸如藝術品真偽鑒定、流轉等基礎問題只能依賴眼學、經驗及專家、機構鑒定機制。如50年前在某平臺上觀察到的藝術品，50年后在另一平臺交易時，是否確為同一件藝術品？無人能確切斷定，僅能依靠經驗與權威鑒定家。如今，在數字化背景下，這一問題轉化為數字技術問題，可通過鑒證備案等技術方案解決，諸如此類的案例，都可以通過這種建構力量將以往無解的問題轉化為技術解決方案，自此，新興資本實現了對市場基礎制度的“技術性重構”。

5.新消費與新業態的深化是基礎、是土壤。新消費的特征表現為碎片化、快餐化、及時化和個性化，這體現了新消費發展的本質，即由商品消費向服務消費轉化，代表著藝術消費從“范式遵從”向“范式創造”的深刻轉變。因此，新業態不斷興起，以適配這種新消費模式，藝術電商、NFT藝術、虛擬美術館、線上拍賣直播等新業態層出不窮，以靈活、精準的方式適配不斷變化的消費需求。這些業態不僅構成當前市場發展的“土壤”，也因其快速迭代、高度多樣與高度復雜的特性，持續挑戰著傳統的研究方法與運營邏輯，要求從業者與研究者保持持續學習與系統跟進的姿態。

6.返本開新融入世界是中華文化涅槃重生的客觀需要。藝術品市場具有強烈的文化屬性，特別是民族文化屬性。中華民族需在全球民族競爭中立足，其國際化不僅是經濟行為，更是中華文化在全球文明對話中實現文化輸出與轉化的重要場域。為此，僅返本不足，必須開新。這要求我們既非簡單的西方化，也非封閉的本土化，“返本開新”本質上是一種文化主體性在全球化語境中的自覺地互動并再創造，“返本”意味著深入理解自身傳統文脈與藝術精神；“開新”則要求我們主動參與并塑造全球藝術的發展進程。具體而言，融入世界藝術品市場是必要的，特別是在當代藝術領域，只有通過文明對話實現“文化范式”的現代轉換。中國藝術才能在世界文明格局中確立其當代價值，才能實現涅槃重生，并發展出與全球文明同步的市場形態與藝術表達。這正是中國藝術品市場再國際化過程中需考慮的關鍵維度之一。

六、結語

中國藝術品市場正在經歷的不是去全球化而是“再全球化”的進程。我們需認識到，盡管國際化進程不斷受阻，但這并非去國際化，這也是國際化的一部分，只不過是一種不同形式的全球化，即再全球化和再國際化。

1、我們今天探討中國藝術品市場數字化與再國際化問題，就是因為世界目前經歷的不是去全球化的時代，而是“再全球化”的時代；

2、這是一種不同形式的全球化，藝術品市場可能會變得更加區域化，區域組織因此將變得更加重要。

3、在推動提升市場競爭力和與時俱進的同時，也必須確保與各個區域保持連接互動。

4、多邊主義正在承壓，全球對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體系的支持也正在削弱。全球化的碎片的態勢正在形成。

5、數字技術的進步使得不能再依賴過去的技術壟斷，它已經讓“技術壁壘”變得越來越難以為繼。未來真正推動市場發展的，不是制裁，而是合作，是融合。

6、雖然競爭不可避免，但在全球化的今天，誰也離不開誰，融入全球化發展還是大勢所趨。只有在合作中找到共贏，才能讓科技進步、市場競爭走得更遠。

（本文是根據2025年元月18日西沐在第三屆中國藝術品市場新年論壇上的發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