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新義州我又回來了：那些老工人，一個都沒來

八月二十號，我回了趟沈陽。

老婆帶著孩子住在娘家。我去看她，她不見。孩子出來了，五歲，小名叫豆豆，看見我怯怯的，躲在姥姥身后。

我蹲下來，招招手：“豆豆，過來。”

她走過來，看著我：“爸爸，你去哪兒了？”

“爸爸去辦事了。”

“媽媽說你不要我們了。”

我心里一疼，把她抱起來：“媽媽瞎說。爸爸怎么會不要你們？”

她摟著我的脖子，小聲說：“那你別走了。”

我沒說話。

抱著她，站了一會兒，然后放下，進了屋。

老婆坐在床上，背對著我。我走過去，站在她身后。

“我明天回丹東。”

她沒說話。

“錢的事，我想好了。房子抵押，貸款。萬一賠了，房子沒了，你和孩子住哪兒，我再想辦法。可這個事兒，我得做。”

她轉過身，看著我。眼睛紅紅的，臉上還有淚痕。

“你非得這樣？”

“非得。”

她看著我，看了很久。然后站起來，從我身邊走過，走到門口，停下來。

“趙建國，你要是去了，咱倆就完了。”

我沒說話。

她走了。

門關上的聲音，很輕，卻像砸在我心上。

那天晚上，我一個人在沈陽的街上走。走了很久，走到腿發軟，走到腳起泡。

然后回了丹東。

八月二十五號，我簽了抵押合同。

房子是結婚那年買的，九十平，不大，但夠住。貸款還了五年，還剩二十多萬。銀行評估，能貸四十萬。

簽字的時候，手有點抖。

旁邊的工作人員看了我一眼：“先生，您確定？這房子抵押了，萬一還不上，銀行要收走的。”

我點點頭。

簽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看著天花板。

老婆的臉一直在腦子里轉。她說，你要是去了，咱倆就完了。

完了。

二十年的婚姻，完了。

可我能怎么辦？

我不去，那些工人怎么辦？

崔姑娘的弟弟沒了。金明子大娘的兒子快失業了。恩珠可能上不起學了。

她們等著我。

我不能讓她們失望。

八月二十八號，我又過了江。

這次不一樣。不是火車，是汽車。劉哥給我找了個熟人，開著輛舊吉普，走的是小路，顛得人快散架。

車上拉著些設備——不是新的，是劉哥幫我淘的二手貨，便宜。他說，別一下子投那么多，先試試水。萬一不行，損失小點。

我點點頭。

車開了大半天，下午到了地方。

一個新村子，離原來的廠四五十里地。山溝溝里，四面都是山，一條土路通進去。村口有幾棵老樹，樹下蹲著幾個老人，看著我們，眼睛里沒有光。

熟人停了車，指著前面一片空地：“就是這兒。以前是倉庫，空了好幾年。你看著行，就定下來。”

我下車，走過去。

空地不大，比原來的廠小一半。地上長滿了草，有幾堆破爛的木頭，還有一堵快要塌的墻。

可站在那兒，我卻覺得踏實。

因為我知道，只要這里建起來，那些工人就能回來。崔姑娘能回來，金明子大娘能回來，那些女工能回來。

她們能繼續把包子帶回家，繼續讓孩子吃上肉，繼續活著。

我轉過身，對熟人說：“定了。”

九月，開始動工。

從零開始。找人、買料、蓋房、裝設備。一天到晚，忙得腳不沾地。吃的是泡面，睡的是板房，洗澡是河溝里的涼水。

可我心里踏實。

九月十號，小崔來了。她聽說了消息，從老遠的地方趕過來。

一看見我，她愣了。

“廠長，你……瘦了。”

我笑了笑：“沒事。”

她看著我，眼眶紅了：“廠長，你真的回來了。”

“嗯。”

“她們都說你不會回來了。說你回中國了，不會再來了。”

我看著遠處那些正在蓋的廠房，說：“我跟她們說過，等好了，就來。”

小崔低下頭，半天沒說話。然后抬起頭，看著我，說了一句話。

“廠長，你真的是好人。”

我沒說話。

好人。這個詞，老婆罵過我，說好人有什么用？老張勸過我，說好人沒好報。

可我知道，好人有用。

因為好人回來了。

九月二十號，金明子大娘來了。

她走了幾十里山路，一瘸一拐地找到這兒。看見我，她愣住了，然后走過來，握住我的手，一句話都不說，就那么握著。

她的手干瘦干瘦的，全是老繭。可握著我的手，卻很有力。

握了很久。

然后她松開手，擦了擦眼睛，轉身走了。

走了幾步，回過頭，沖我擺了擺手。

我也擺了擺手。

她走了。那個佝僂的背影，越來越遠，消失在土路的盡頭。

那天晚上，小崔告訴我：“大娘的兒子，礦上裁員，被裁了。家里一點收入都沒有，快揭不開鍋了。聽說你回來了，她連夜走了幾十里路來看你。”

我沉默著。

“廠長，”小崔說，“她們都等著你。”

我點點頭。

窗外，月亮出來了。又大又圓，照在工地上，照在那些剛砌好的墻上。

九月二十五號，恩珠來了。

她長高了一點，瘦了一點，還是穿著那件紫紅棉襖。站在工地邊上，怯怯地看著我。

我走過去，蹲下來。

“恩珠，你怎么來了？”

她從口袋里掏出一個小布包，遞給我。是錢，一沓皺巴巴的票子。

“廠長，我攢的。給你。”

我愣住了。

打開一看，六十八塊。

是那個賬本上的六十八塊。

“這個你不是給我了嗎？”

她搖搖頭，認真地說：“那個是給你的。這個是借給你的。等你廠子開起來了，再還我。”

我看著那個小布包，看著那一沓皺巴巴的錢，看著那雙亮亮的眼睛，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然后我笑了。

“好。我借。”

她笑了，笑得跟孩子似的。

然后她跑了。跑了幾步，回過頭，沖我揮揮手。

“廠長，加油！”

我點點頭。

她跑了。

那個小小的身影，越來越遠，消失在暮色里。

我攥著那個小布包，攥了很久。

六十八塊。一個十三歲的孩子，攢了一年多，攢了六十八塊。

她把錢借給我。

等我廠子開起來，再還她。

那天晚上，我一個人坐在板房里，看著窗外。

月亮還是那么亮。工地上，那些剛砌好的墻，那些堆著的材料，那些裝了一半的設備，都蒙著一層銀白的光。

手機響了。

是老張。

“怎么樣？還撐得住嗎？”

“還行。”

“你老婆……”他頓了頓，“她打電話給我了。問你的情況。我沒說。”

我沉默著。

“她說，只要你回去，這事兒就翻篇。孩子天天哭著要爸爸。”

我看著窗外，沒說話。

“兄弟，”老張嘆了口氣，“值嗎？”

值嗎？

我想起崔姑娘。想起她第一次來廠里，瘦得跟竹竿似的，問我“能帶回去嗎”。想起她每天下班領兩個包子，放進布包里，抱在懷里。想起她最后鞠的那三躬，走進雪里。

我想起金明子大娘。想起她第一次來廠里，背著那個大布包，握住我的手。想起她聽說廠子關了，冒著雨來看我，渾身濕透。想起她走了幾十里山路，就為了看我一眼。

我想起恩珠。想起她第一次拿出那個賬本，一頁一頁翻給我看。想起她說“媽，你在那邊看見了嗎”。想起她把攢了一年的錢，借給我。

我想起那些女工。想起她們排隊領包子，沒人舍得吃，都放進布包里。想起她們端著盤子，把肉夾出來，用塑料袋包好。想起她們鞠的那三躬，然后轉身，走進雨里。

值嗎？

“值。”我說。

老張沉默了一會兒，然后說：“好。你撐著。我這邊再幫你湊點。”

掛了電話，我看著窗外。

月亮很亮，亮得像那天雪夜里的那盞燈。

那盞燈還亮著嗎？

我不知道。

可我知道，它會亮的。

因為有人回來了。

因為那些襪子還在，那個賬本還在，那些糖還在。

因為那句“好人有好報”，還在。

因為那些人，還在。

等著。

九月三十號，廠房蓋好了。

不大，但夠用。五十臺縫紉機，整整齊齊擺著。窗明幾凈，燈光明亮。

我站在車間里，看著那些機器，看著那些空著的工位。

第三排靠窗的位置，我特意留著。光線最好的那個，崔姑娘以前坐的。

窗臺上，放著一個線軸。是原來那個，我從老廠帶過來的，纏著那截白線頭。

我把它放上去，擺正。

然后退后兩步，看著那個位置。

等著。

她還會來嗎？

我不知道。

可我知道，這扇門，開著。

十月一號，招工。

消息傳出去，第二天就來了人。不是幾十個，是上百個。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擠在廠門口，等著見我。

我站在門口，看著那些人，看著那些眼神——渴求、不安、怯怯的，和五年前一模一樣。

小崔在旁邊幫我登記。

一個一個問，一個一個記。能干活的留下，不能干的勸回去。

忙了一天，挑了五十個人。

都是女的。年紀大的五十多，年紀小的十七八。有的干過活，有的沒干過。有的認識，有的不認識。

崔姑娘沒來。

金明子大娘沒來。

那些老工人，一個都沒來。

晚上，我問小崔：“她們怎么沒來？”

小崔低下頭，半天沒說話。然后抬起頭，看著我，眼眶紅紅的。

“廠長，崔姑娘回老家了，聯系不上。金明子大娘病了，下不了床。其他人……有的嫁人了，有的去別的地方找活了，有的……”

她說不下去了。

我站在那兒，看著名單上的那些名字，看著那些陌生的名字。

一個都不認識。

五十個人，一個都不認識。

那些跟我干了五年的人，那些把包子帶回家的人，那些給我織襪子的人，一個都沒來。

我一個人站在空蕩蕩的車間里，站在那些陌生的工位前，站在那個留著的位置旁。

第三排靠窗，光線最好的那個位置，空著。

窗臺上，那個線軸，還纏著那截白線頭。

等著。

可她要是不來呢？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十月三號，廠子重新開工了。

機器轟隆隆轉起來，女工們低著頭干活。和五年前一樣，又不一樣。

我站在車間里，看著那些陌生的臉，聽著那些陌生的聲音，心里說不出的滋味。

中午吃飯，食堂準備了紅燒肉。女工們排隊打飯，一人一份。然后端著盤子，坐下，還是老規矩——肉夾出來，用塑料袋包好，塞進飯盒里。

和五年前一模一樣。

我站在那里，看著她們，眼眶發熱。

下午四點半，發點心。包子，白菜豬肉餡的，熱騰騰的。女工們排著隊領，一人兩個，用紙袋裝著。然后放進布包里，沒人當場吃，沒人拆開看。

和五年前一模一樣。

可不一樣的是，那些人，不在了。

崔姑娘不在了。金明子大娘不在了。那些老工人，一個都不在了。

只有我，還在。

還有那些襪子，那個賬本，那些糖。

還有那句“好人有好報”。

還在。

那天晚上，我一個人坐在辦公室里。

抽屜空空的。那些襪子，那些糖，那個賬本，我都沒帶過來。留在丹東了，留在那個可能再也回不去的家里。

我拿起手機，給老婆發了一條消息：

“廠子開了。”

等了很久，沒回。

又發了一條：

“豆豆還好嗎？”

還是沒回。

我放下手機，看著窗外。

月亮又圓了。照在新建的廠房上，照在那些亮著燈的車間上，照在那條土路上。

遠處，那盞燈亮著。

和原來那盞一樣亮。

可我知道，不一樣了。

什么都不一樣了。

可我還在這兒。

那些工人還在這兒。

那些包子，還在這兒。

她們每天下班領一包點心，沒人舍得吃。

都帶回家了。

都帶回家了。

這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