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春海：深刻理解“投資于人”的內涵和需求

于春海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執行院長、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主要成員

本文轉載自3月9日經濟界雜志微信公眾號。

本文字數：9568字

閱讀時間：29分鐘

一、引言

回顧2025年，“投資于人”作為重要政策表述頻繁出現。年初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要求，“推動更多資金資源投資于人、服務于民生，支持擴大就業、促進居民增收減負、加強消費激勵，形成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環”。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堅持惠民生和促消費、投資于人和投資于物緊密結合，以新需求引領新供給，以新供給創造新需求，促進消費和投資、供給和需求良性互動，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以“五個必須”概括新形勢下做好經濟工作的認識和體會，“堅持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位列其中，體現了黨在引領發展實踐的基礎上對經濟工作規律性認識的進一步深化。

“投資于人”的內涵較為豐富，政策指向也較為多元：解決宏觀經濟供強需弱問題和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民生短板問題；適應人口變化，全面提升人的素質，以人才紅利支撐高質量發展，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搶占制高點；回歸現代化的本質要求，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美好生活需求，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取得顯著進展。事實上，“投資于人”已經成為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一個關鍵詞，我們應該在中國式現代化總進程中理解其內涵和要求。

二、理解“投資于人”的豐富內涵

在宏觀經濟政策層面，“投資于人”具有明顯的民生導向，要求將更多財政資金和公共資源投向教育、就業、醫療、社會保障等民生領域，投入到人的能力提升、健康維護、職業發展和潛力開發中，以消費潛力釋放和人力資本提升驅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這些都直接指向了近年來經濟社會發展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包括國內消費需求增長乏力問題、原有投資和產能擴張模式下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的失衡問題、民生領域的短板和不平衡問題、人口結構變化帶來的經濟和社會問題，以及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對就業、分配、保障以及人本身提出的新要求。

（一）“投資于人”不只是一種投資領域和投資方向，更是一種新的長期發展導向

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階梯式遞進、不斷發展進步的歷史過程，“十五五”是承前啟后的一個階段,這一階段的工作部署既需要解決當前問題，更要服務于長期目標。現代化的本質是人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致力于解決西方現代化在資本邏輯驅動下出現的人的異化和片面化發展。這要求將發展邏輯回歸人本身，在生產力不斷提升和物質不斷豐富的同時，通過價值觀念的塑造和發展取向的校準，推動人的全面發展。“投資于人”是一種以人為本的長期發展導向，引領投資行為的調整和投資結構的優化，從而實現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實現人和社會的全面發展這些更為根本的目標要求。

圍繞“投資于人”，必須避免的第一個誤區是將“投資于人”簡單地歸結為民生問題。我國的“投資于人”，既關注人口、就業、收入分配、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等領域存在的問題，也關注人的能力提升和潛能開發，還關注支撐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物質技術基礎。需要避免的第二誤區是簡單地將“投資于人”看成是積累人力資本和人才紅利。比如，人力資本積累是提高生產率和經濟增長速度的重要手段，但如果僅僅局限于此，人的發展就成為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手段或工具，導致人價值的缺失和主體性的削弱。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強化“投資于人”的導向，不僅致力于提升全體人民物質和精神生活的富足程度，還致力于提升人的能力、保障人的平等發展機會、拓展人的全面發展空間。需要避免的第三個誤區是簡單地將“投資于人”和“投資于物”看成是投資目標和對象的變化。事實上，“投資于人”絕非單純的投資領域拓展或方向調整，而是對傳統投資模式、產能擴張路徑及整體發展邏輯的系統性校正與升級。它將“人”作為發展的核心主體與終極目標，推動發展邏輯從“規模速度優先”轉向“質量效益與民生福祉并重”，將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目標回歸到人這一本位。

（二）“投資于人”不能只考慮經濟效益或效率，而要關注人的多維度需求

“投資于人”為投資提供了一種新的理念和引導，不能只考慮所謂的經濟效益或效率、經濟增長等，而是要更多考慮人的需求，包括生存需求、發展需求，更為重要的是，人之為人的需求是什么。比如教育問題，知識和技能的積累，有助于提高人的生產效率，使得人在新的技術條件下或產業結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但是，進一步考慮，生產效率提高了，GDP或者其他收入指標改善了，人自身的需求就能夠得到滿足了嗎？這和機器設備效率的提升有什么區別嗎？好像也沒有。這導致人的工具化、人的精神空虛和價值缺失。“投資于人”的新理念，指向的就是這方面的問題。

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不僅僅表現在經濟層面，社會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人的能力不平衡不充分更為突出，也更具基礎性。“投資于人”必須緊盯人民美好生活需求和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必須著眼于如何緩解不同群體之間的差異。比如，我國有4億多人口的中等收入群體，但另一方面是9億多人口的中低收入群體；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之間存在15個百分點左右的差距，對應的就是2億多的流動人口；2024年，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為15.6%，進入中度老齡化階段，對應的老齡人口就是2億多。緩解這些不同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基本公共服務差距、城鄉差距、區域差異、生存環境差異等等，自然就是“投資于人”的重點考量。

“投資于人”關注的是人的多維度需求，包括生存需求、保障需求和發展需求。基本的生存需求和保障需求往往具有剛性特征，通過完善就業、收入、民生保障和供給層面的問題，能夠較好地得到解決。當前及未來一段時間，我們更應該關注人的社會性需求和發展性需求。比如，社區和人際關系的重構，人對于新技術、新產業、新社會形態的適應能力，都是影響人的生活質量和幸福程度的重要變量。在“投資于人”的導向下，需要重點考量這些問題。

人的需求，特別是社會性需求和發展性需求，不僅需要有收入支撐，還需要有閑暇時間作為保障。目前已經能夠看到一種趨勢，在中等收入群體中出現了所謂的“消費降級”現象，有一部分人的需求已經退化為最基本的生存性需求。在過度競爭的職場文化、保障缺少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的情況下，休閑、享樂和發展需求都無從談起，因為缺乏一個最基本的條件，即空閑時間。在勞動者正常的、合理的休息休假權利得不到有效保障的情況下，在生存需求和保障需求之外，其他需求包括消費性需求和非消費性需求，事實上都無法充分顯露出來。即便通過政策將更多的財政資金和公共資源引向相關領域，也很難實現供給和需求的高水平動態平衡。投入巨大、標準很高的體育場館、公園、步道以及各種休閑娛樂運動設施，因為人沒有有效休閑時間，只能閑置或荒廢。這就意味著，“投資于人”要真正引導經濟社會的良性循環，需要一個基本前提，即人能夠在工作和生活之間進行平衡，能夠在消費性需求和非消費性需求之間進行平衡，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和治理畸形的加班文化。唯有如此，才能克服人工具化和異化，才能回歸人的主體地位。“投資于人”的政策導向才能夠產生實效，才能助力人的全面發展。

（三）“投資于人”指向了經濟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即人的全面發展

從長遠看，“投資于人”指向了經濟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即人的全面發展。我國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為人民共享。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民生福利，自然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目標的重中之重。“十五五”規劃建議中明確指出，必須堅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求為根本目的，必須遵循人民至上的原則，高質量發展要取得顯著成效，人民生活品質要不斷提高。“投資于人”正是這一理念的具體實踐。

凸顯人的主體地位，強化對人的尊重。必須強化“投資于人”的導向，不僅致力于提升全體人民物質和精神生活的富足程度，還致力于提升人的能力、保障人的平等發展機會、拓展人的全面發展空間。新時代以來，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成為主要矛盾。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不僅僅表現在經濟層面，社會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人的能力不平衡不充分更為突出，也更為基礎性。以投資于人為導向，引導經濟社會發展回歸人的本質和人的全面發展。以人為導向的投資和發展理念，全面提升人的能力和素質，為追求美好生活奠定堅實的能力基礎。高質量就業崗位需要人具備相適應、相匹配的能力素質。能力素質的提升以及差距的縮小，是提升收入水平和縮小初次分配差距的基礎。高品質生活依賴于人文素養的提升和精神文明的發展。人才振興是鄉村振興的基礎，鄉村振興依賴于農村居民的能力提升；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的縮小也依賴于不同人群之間能力差距的縮小。以人的能力普遍提升和人與人之間能力差距縮小為基礎，在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求中，為高質量發展提供強大動力。

三、以“投資于人”解決宏觀經濟供強需弱問題

關于“十五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環境，二十屆四中全會給出了明確判斷：“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國際經濟貿易秩序遇到嚴峻挑戰，大國博弈更加復雜激烈，外部環境不確定不穩定性上升，風險挑戰增多”。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中，必須以擴大內需為戰略基點，把做強國內大循環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發揮我國在基本制度、市場規模、產業體系和人才資源上的綜合優勢，緊盯人民不斷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構建具有強勁內生動力和高度可靠性的國內大循環，夯實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盤，在不確定難預測的國際環境中牢牢把握發展主動權。

（一）國內大循環依然存在堵點卡點

2008年以來，我國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占GDP比重（見圖1），從2007年8.5%的高點降至2018年0.6%。新冠疫情帶來全球供應鏈紊亂，而我國完整產業體系的優勢進一步凸顯，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占GDP比重上升至3%左右。2020年至2025年，在需求側，外需平均貢獻了我國GDP增長的19.1%。2025年，外需對我國GDP增長的貢獻率為32.7%，創下了2000年以來的最高值，內需的相對疲軟狀況更加凸顯。從我國的內需構成看，居民消費需求占GDP比重（見圖2）在39%左右，政府消費占比在17%左右，總資本形成的占比在41%左右。我國內需的問題主要在于：一方面居民消費需求不足；另一方面是消費和投資的良性互動關系尚待完善。這意味著人民不斷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未能得到有效滿足，意味著國內供給和需求之間的高水平動態平衡不足，宏觀經濟面對各種外生沖擊和風險的脆弱性較高。

（二）擴大內需是增強我國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的戰略基點

2025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堅持內需主導，建設強大國內市場”列為2026年的八項重點經濟工作任務的首位。近年來，我國宏觀經濟中一直存在“供強需弱”的問題，這也一直是政策層面力圖解決的重點問題之一。2024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列為2025年的重點工作任務之首。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是“堅持內需主導，建設強大國內市場”，這里面有了非常深刻的變化，已經不簡單是擴大內需，而是對內需的戰略地位的提升。這也體現了黨中央對宏觀經濟問題以及問題的解決策略有了新的規律性認識。短期中刺激或擴大內需，可能會較多地從宏觀經濟政策層面入手，財政貨幣政策或者更為明確的消費相關政策。一旦內需的地位上升到戰略層面，就需要系統性的政策安排，全面夯實內需良性擴張的根基。兼顧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強調政策的系統性和連續性，是我國宏觀經濟治理的一大特點和優勢。2026年是“十五五”的開局之年，重點工作任務必然要考慮更為長遠的目標。對內需問題，自然要考慮如何夯實長期持續增長的基礎。

1、關鍵在于破解家庭消費需求增長乏力問題。家庭消費受制于消費能力、消費意愿、消費體驗以及供給和需求之間的適配性。“十五五”期間，我國要大力提振消費，推動居民消費率明顯提高。要提升居民消費率，就必須找出影響我國居民消費率的關鍵因素。這涉及三個維度：一是有沒有消費能力，也就是收入問題；二是有沒有消費意愿，也就是信心和保障問題；三是有沒有適合消費需求的供給，也就是供給和消費需求之間的適配性問題。我國人均GDP已經超過了9.5萬元，但是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見圖3）只有4.3萬元；在可支配總收入中，住戶部門占有的份額只有60%左右。我國居民平均消費傾向（見圖4）在0.7左右。可支配收入份額和平均消費傾向結合在一起，意味著我國居民消費占GDP比重也就在40%左右。

2、收入差距和財富水平差距是影響居民消費的重要因素之一。人均可支配收入與人均GDP之間的過大差距，以及住戶部門在可支配總收入中占比過低，反映的是分配格局中家庭、企業和政府之間的分配關系。家庭部門內部的差距同樣也有顯著的影響。2024年，我國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4.1萬元，而20%中等收入戶只有3.4萬元。2021年，在總財富中，前10%人群占67.8%，中間40%人群占25.8%，后50%人群僅占6.4%。收入和財富差距，不僅意味著中低收入和財富群體的消費能力不足，而且也會顯著拉低整個社會的平均消費傾向。

3、消費潛力的實現受制于供給結構。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居民收入提高，消費結構不斷變化。2020年至2024年，我國居民服務消費支出年均增長9.6%，增速明顯快于整體經濟增速和居民總消費增速，服務消費對GDP的貢獻逐步超過商品消費。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表現為消費個性化、多樣化、品質化的升級趨勢。我國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到60%，而服務業總產出占國內總產出的比重只有40%左右。無論是服務消費需求，還是個性化、品質化消費需求，都難以得到國內供給的充分滿足，消費能力和意愿未能轉變為現實的消費行為。

4、育兒養老、教育培訓、醫療健康和社會保障等服務供給不足。這不僅使得居民的相關需求無法得到滿足，而且會強化謹慎性儲蓄動機，進一步壓低平均消費傾向。城鎮化進程的不完善，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了67%，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只有48.3%，這對應著2億左右的流動人口，在工作和生活所在的城鎮地區不能平等地獲得基本公共服務。實證研究表明，流動人口具有強烈的謹慎性儲蓄動機，消費傾向顯著地低于其他群體。

因此，解決居民需求不足問題不是簡單地回應需求側問題，而是要統籌需求側、供給側和市場環境三個方面，需要一個整體性、系統性解決方案。“投資于人”就是緊盯“人”這一關鍵點，將投資導向人的多維度需求、人的創造能力和高質量增長，在民生改善和高質量增長之間，在宏觀經濟短期平衡和長期可持續增長之間，建立起良性互動和相互牽引。這既有助于建設強大國內消費市場，增強國內大循環的內生動力和可靠性；也有助于提升人力資源優勢，激發創新創造活力，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夯實高質量發展的根基。

四、必須堅持“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

“投資于人”不是摒棄“投資于物”，兩者之間不是簡單的替代關系。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相結合。擴大優質消費品和服務供給，打造消費新場景。完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布局，加強人力資源開發和人的全面發展投資。深入推進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科學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構建就業友好型發展方式，積極培育新職業新崗位。擴大學齡人口凈流入城鎮的教育資源供給，擴大免費教育范圍，推動基礎教育擴優提質。健全社會保障，健全多層次醫療保障體系，強化公共衛生能力，優化醫療機構功能定位和布局，實施醫療衛生強基工程。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制度，加強縣域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統籌。這些措施都是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不斷優化投資方向和投資結構。也就是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的緊密結合。

（一）高質量發展是居民收入增長、消費率提高和民生福利持續改善的基礎

在長期中，居民收入增長、消費率提高和民生福利持續改善的基礎是高質量發展。以科技創新為引領、實體經濟為支撐、先進制造業為骨干、現代服務業為依托的現代產業體系，以原始創新和關鍵核心技術突破、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數字強國建設為基礎的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是我國經濟和社會高質量發展的物質技術基礎，也消費持續增長和民生福利持續改善的物質技術基礎。比如，沒有現代產業體系的支撐，高質量充分就業將無從談起，居民缺乏穩定的就業、可持續的收入增長和高水平的保障，消費增長和民生福利改善也就無法實現。“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的緊密結合，就是堅持以人為本的長期發展導向，引領投資行為的調整和投資結構的優化，進而夯實高質量充分就業和高水平社會保障的物質技術基礎。

（二）推動人的思想思維、生活和行為方式從傳統向現代的轉變

人是現代化的主體，人的現代化是整個現代化進程的應有之義。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將規模巨大的人口帶進現代化，不僅要滿足其日益豐富和多樣化的需求，為其提供富足、安全、有充分保障的生活，更要實現人自身的現代化，推動其思想思維、生活和行為方式從傳統向現代的轉變。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滿足人的需求、推動人的發展、實現人的現代化。

人在其多樣化、分層次且動態變化的需求不斷得到滿足的過程中，實現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在基本物質需求得到滿足和持續改善之后，不斷追求更高層次精神文化需求，不斷發展自身潛能和個性。我國規模巨大的人口，其日益豐富和多樣化的需求，必須也只能主要由國內供給來滿足。因此，國內供給能力和結構必須不斷地動態調整和升級。面對資源、人口和技術等稟賦條件變化、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日益增長以及發展環境的深刻變化，必須堅持高質量發展。通過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夯實高質量發展的物質技術基礎。夯實高質量發展的物質技術基礎，自然離不開持續不斷的“投資于物”。

無論是優化提升傳統產業、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促進服務業高質量發展、構建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還是加強原始創新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深入推進數字中國建設，都離不開物的投資。但是僅有物的投資是遠遠不夠的。一方面，伴隨發展階段和發展條件的變化，“投資于物”的回報率顯著下降；另一方面，“投資于物”所帶來的產能擴張方向可能偏離人的需求的動態調整方向，帶來產能過剩和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堅持“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相結合，既提升投資于物的效率，也校準投資于物的方向。

（三）致力于提升人的能力、保障人的平等發展機會、拓展人的全面發展空間

推動高質量發展，最重要的是加快科技創新，積極發展新質生產力。人是生產主體和創新源泉，是生產力中最活躍、最能動、最積極的因素。只有當人的生存需求得到充分滿足，從繁重的生存勞動中解放出來，才有可能和條件去追求更高層次的精神需求和全面發展，人的創造能力和創新活力才能得到有效提升和激發。因此，中國式現代化不僅致力于提升全體人民物質生活的富足程度，還致力于提升人的能力、保障人的平等發展機會、拓展人的全面發展空間。這指向社會結構的優化和人文發展環境的全面改善。這同樣需要以“人”為核心，校準投資方向和優化投資結構，也就是堅持“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相結合。

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在提高國家經濟實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時，要不斷豐富人的精神世界、提高社會文明程度、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這要求將發展邏輯回歸人本身，在生產力不斷提升和物質不斷豐富的同時，通過價值觀念的塑造和發展取向的校準，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強調“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相結合，就是從物的邏輯向人的邏輯的回歸。致力于在提升物質豐裕程度的同時，重視人的更高追求。同時，將個人的人生理想和追求融入民族復興偉業之中,使得個人的創新和創造具有更為豐富的意義和更為持久的內在動力。

“投資于人”是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高質量發展是全方位的、系統性的，不僅在于經濟結構的優化和效益的提升，更在于對人的素質和能力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為了全面提升人的素質和能力，需要堅持“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相結合，將投資導向人的能力提升需求，為人的能力提升創造充分條件。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全面提升人的認知能力、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突出強調人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主體地位，使得每個人全面而自由的發展，每個人的創新和創造活動不僅是個人價值的實現，更是社會價值的體現。

（四）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

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綠色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底色。人是自然的存在物，在自身之外還必須有自然界，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生態維度對于人的全面發展具有極端重要性，優美的生態環境是普遍的民生福祉。“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相結合，將投資引向人的生存環境，創造優美生態環境，保障身心健康和生命質量。持續深入推進污染防治，統籌生態系統保護和修復，建設新能源體系，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加快形成綠色生活方式，這些既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更是人的高品質生活的需求。

文化強國的建設，必須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文化服務和文化產品供給能力，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滿足人的精神追求，實現精神的富有，提升人的思想境界、精神狀態、文化修養，是人的全面發展的應有之義。文化領域的投資更需要以人為導向，堅持“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的緊密結合。健全文化產業體系，提升文化產業效率，培育新型文化業態和文化市場體系，拓展文化與生活融合空間，推動傳統文化與現代科技深度融合，推動文化、旅游、教育的產業融合發展，優化文化服務，提升文化產品質量和品味。所有這些都離不開物的投資，同時滿足人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這也是“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相結合的內涵。

“投資于人”的發展理念將人的發展作為目的本身。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生態維度對于人的全面發展具有極端重要性，優美的生態環境是普遍的民生福祉。“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相結合，引導投資于人的生存環境，創造優美生態環境，保障身心健康和生命質量。人的需求不僅是物質層面，還有精神層面。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人的需求必然要從物質層面向精神層面躍遷。大力發展和完善公共服務體系，支撐和牽引整個文化事業的發展，提升文化服務和文化產品供給能力，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這既需要硬件設施的投資和建設，也需要軟件服務的提升，更需要以人為中心的價值導向。

因此，在當前復雜的國際環境下，“投資于人”不僅是民生工程，更是構建中國獨特競爭優勢（人才紅利、超大規模市場）的戰略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