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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會聲音|劉尚希:解決農民養老問題,僅提高基礎養老金遠遠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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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全國兩會期間,農民養老、就業增收、投資于人等話題備受各方關注。

      針對這些熱點,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專訪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劉尚希

      他認為,要解決農民養老問題,僅提高基礎養老金遠遠不夠。還需要國家進一步完善養老保險的頂層設計,在全國統籌方面有實質性的進展。同時,將農民養老服務與城鎮化相結合,通過人口流動和家庭遷徙,從更深層次的城鄉二元體制改革來解決實際問題。“不能讓戶籍、社會身份等,成為老人進城與子女團聚的障礙。”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劉尚希。受訪者供圖

      “解決農民養老問題,僅提高基礎養老金遠遠不夠”

      貝殼財經:在2026年全國兩會上,提高農村老人基礎養老金的呼聲越來越大,你怎么看?

      劉尚希:農民基礎養老金偏低是事實,也是歷史欠賬。過去城鄉分治下,工農產品存在剪刀差,直到改革開放后,農民可以去城里打工,賺取工資性收入,生活有所改善。

      但現在有的農民年紀大了,又回到了鄉下,靠他們打工掙的積蓄養老遠遠不夠。更何況,一部分農民打工掙的錢,都被用來蓋房子,改善居住條件。現在農民住的房子,一般都是兩三層的小洋樓,但這樣的房子不能交易,不能估值,更不能抵押,也無法通過出租等方式,給農民帶來財產性收入,是純粹的消費品。

      因此,農村老人要養老,只靠基礎養老金是行不通的,要么靠子女,要么靠自己。我們經常看到一些報道,七八十歲的老人還背著菜去農貿市場上賣,這很讓人心酸。

      過去長期的工農產品剪刀差,實際是農民為建設國家作出了貢獻,交公糧也相當于納稅,現在這些農民年紀大了,缺少養老收入來源,日子過得比較艱難,所以,提高農村老人的基礎養老金,我舉雙手贊成,且這筆錢應該由中央財政來掏,而非增加地方財政的負擔。

      不過,要解決農民養老問題,僅提高基礎養老金遠遠不夠。

      目前,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看似統一了名稱,但城市和農村的保障制度差距仍較大,這需要國家進一步完善養老保險的頂層設計,在全國統籌方面有實質性的進展。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出,完善并落實基本養老保險全國統籌制度。

      我認為,真正的統籌應該是公民的社保卡可以在全國任何地方使用,但現在有的農民跟隨子女到城里生活,養老保險還按照農村的標準來,養老關系也轉移不到城里,因此,相關制度還需要進一步完善。

      還有的農民,子女進城了,老人留在鄉下,但農村的養老服務遠遠跟不上,少數地方搞敬老院,但也是杯水車薪,所以,解決農村老人的養老服務問題非常迫切。

      這一方面需要提高農民的養老金,另一方面,不能靜態地考慮農民養老問題,而是將農民養老服務與城鎮化相結合,通過人口流動和家庭遷徙,從更深層次的城鄉二元體制改革來解決實際問題。不能讓戶籍、社會身份等,成為老人進城與子女團聚的障礙。

      “就業培訓應常態化,最好的方法是與企業合作”

      貝殼財經:促消費已連續幾年成為宏觀經濟的一大熱詞,在經濟增速承壓之下,促消費的關鍵抓手是什么?

      劉尚希:消費提升是結果,而不是原因。我們經常說,消費是收入的函數,收入則是經濟增長的函數,只有經濟增長了,居民收入才能增長。

      工資以名義增長率增長,但我國的名義增長率低于實際增長率,再疊加就業面臨壓力,尤其是年輕人找工作難度較大,沒有收入自然不敢大把花錢消費,即便原來攢了一些錢,也不會一下子花光,在這種情況下,刺激消費政策作用難以達到預期效果。

      當然,對于中高收入群體來說,刺激政策會有一點作用,必買、想買的東西,省點錢能買下,也愿意花錢;但對高收入群體而言,刺激不刺激,他們都這么消費,作用相對較小。

      在這種情況下,要提升低收入群體消費意愿和消費能力的根本辦法就是增加收入,且經濟要穩定增長。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給經濟增長定了4.5%-5%的區間指標,即經濟增速不能低于4.5%,這是實現就業目標的要求。

      在此基礎上,如何擴大就業?一般來說,低收入群體是低技能群體,只有提高他們的勞動技能,才能找到合適的工作。

      目前,人工智能發展提高了就業門檻,過去,人可以憑體力和經驗找工作,現在需要標準化、專業化,有的甚至需要資格證才能上崗。在新形勢下,就業培訓應常態化,且做出相應調整。

      以往,國家撥款后,相關部門就委托一些機構搞培訓,這種培訓與市場、企業脫節,人培訓出來還是找不到工作,花了錢又耽誤時間。其實,最好的培訓方法是與企業合作。

      一方面,進行訂單式培訓,市場需要什么,就培訓什么;另一方面,鼓勵企業培訓。企業可以招聘一些暫時沒達到上崗條件的員工,由國家補貼企業來培訓員工,這也提升了企業招聘意愿。

      就業培訓要以人為本,要站在低技能勞動者的角度,設計培訓政策、方案、方式,促進低技能勞動者增收。帶著溫度的政策,就能更實事求是。所以,光財政掏錢是解決不了問題的,還要與相應的體制機制改革相結合,才能產生良好效果。

      “投資于人不能只看花多少錢,還要看是否促進了人的發展”

      貝殼財經: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投資于人也是一大關鍵詞。從發揮財政資金作用的角度,如何理解投資于人的內涵?

      劉尚希:投資于人是財政資金使用的方向,但這些資金是否真的促進了人的發展,提升了人的技能,涉及體制機制問題。

      比如說健康這一全民關注的話題,官方有數據,2025年,中國人均預期壽命達79.25歲,比2020年提高1.32歲。未來5年,我國還將推動人均預期壽命提高到80歲。

      這一成績與我國在醫療衛生方面財政支出的增長密不可分,但還有很多潛力可以挖掘,這涉及如何優化醫療衛生支出結構的問題。

      這些錢到底是拿去搞硬件建設,還是投入人才培養?效果是不一樣的。比如,在醫院住院護士不夠需要請護工,這筆費用要老百姓自己掏錢;又如,現在全科醫生缺口較大,醫學專業畢業后更愿意去大醫院當專科醫生,好發論文,好評職稱,而薪酬又與職稱直接掛鉤,這種導向不是鼓勵醫生在看病上下功夫,而是如何多發論文,迫切要改。

      用于教育的錢也是如此,現在很多大學生畢業找工作難,這與其所學專業與市場、產業發展脫節有關,也與高校缺乏自主權,對市場、產業發展缺乏敏感性有關。投到教育領域的財政資金能否真正解決這一問題,也涉及教育體制機制改革。

      所以,投資于人,不能只看財政安排了多少錢,這只是必要條件,而要看這筆錢是否真正促進了人的發展,是否讓老百姓有獲得感,充分條件是相應的體制機制是否嵌入了人本邏輯。在空間上,人是流動的,錢也要跟著人走,體制機制不改,錢和人就脫節了。

      因此,從財政預算安排的角度,投資于人不難辦,難的是體制機制的改革,這些錢讓老百姓受益,不僅當前受益,還要將來受益,不僅這一代人受益,下一代人也能受益,最終,花錢的效果要落到人身上,滿足人的需要。

      “只有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才能真正走向制度型開放”

      貝殼財經:外部不確定性越來越強,風險頻發之下,我國經濟如何保持定力?

      劉尚希:中國經濟是開放型經濟,既有內循環也有外循環。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堅持內需主導。

      當然,我國的出口仍有韌性,但應看到,我國外貿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特別是去年我國貿易順差破萬億美元后,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巨大成就,但國際社會并不這么看,從長期來看,這隱藏著巨大風險,不僅會增加針對中國的貿易訴訟,也會阻礙中國擴大朋友圈。

      從防范風險的角度,貿易投資需一體化考慮,比如,鼓勵企業到國外投資設廠,既能消化國內產能,也給當地帶來就業、稅收和經濟增長,這樣不僅減輕了出口貿易的壓力,也擴大了中國的朋友圈,還能提升我國供應鏈的彈性和韌性。隨之而來的是,在國民經濟核算上不要核算GDP(國內生產總值),更要核算GNP(國民生產總值)或GNI(國民總收入)。

      從目前來看,我國管貿易和管投資的部門是分開的,后續要真正把系統觀念落實到政策制定中去,進行貿易投資一體化考慮,放到全球來考慮,這變得非常重要。

      從內需角度而言,中國還是要建設強大的國內市場,只有內需強大,才有更大的話語權,要靠市場來說話,就要擴大進口。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到要積極擴大進口,如果很多國家依賴中國這一超大規模市場,我們自然就有更大的話語權,讓中國的規則和標準走向世界就更有條件。只有發揮出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我國才能真正走向制度型開放。

      既然我國要進口更多東西,就要有錢,有購買力,這實際上涉及人民幣國際化的問題,人民幣國際化程度越高,大量進口也就更便利,如使用人民幣進口各種產品,讓人民幣流往世界各地。顯然,提升人民幣國際化程度,與我國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直接相關。

      所以,建設強大國內市場并不是一個就國內來談的概念,而是一個全球概念,也不僅是一個實體概念,還是金融概念,只有這樣,才能把中國超大規模市場的潛在優勢轉變為現實優勢。

      現在,我國有機會讓人民幣國際化程度更高,因為我國的出口、進口規模都在擴大,可以考慮在進口時更多使用人民幣支付,讓人民幣在全球流通起來,同時擴大人民幣資產的全球供給,真正實現人民幣在全球的良性循環。

      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 潘亦純

      編輯 楊娟娟

      校對 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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