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新聞間接了解災難的所有人都是幸存者”

新舊年之交，時間感總會變得粘稠而恍惚。2025年的尾聲，一場大火與一起無差別攻擊事件，讓時間的流逝顯露出近乎殘酷的質地。在微信搜索框里鍵入“宏福苑大火”，跳出的“2個月前”幾個小字，我盯著它們，反復確認了好幾遍。

搜索臺北那起無差別攻擊事件時，一則并未掀起太多聲浪的新聞，讓我墜入一種漫長的滯留。2025年12月25日夜，暴力發生的五天后，臺北地鐵松山新店線的車廂里，一名男子因情緒失控用雨傘敲打車窗。乘客們幾乎在瞬間開始奔跑，距離稍遠的人見狀也開始跑起來，混亂中有人跌倒、擦傷。萬幸，沒有演變成踩踏事故，那名男子也并非意在傷人。

我的第一判斷是，這并非偶發的恐慌，而是創傷在身體里的回聲。隨后，我的世界仿佛被抽走了所有聲響，只剩下巨大的安靜。

回過神來，我讀到一位受訪乘客的講述。她常年搭乘地鐵通勤，以往遇到舉止異常的人，大家不過悄悄拉開距離；可這一次，所有人都在逃。而這，恰好映照了那場無差別攻擊后，一些冷漠的聲音——“這些人怎么不快跑？”

胸口一緊，一種無來由的窒息感。這感受不只屬于臺北的某節車廂，也在梨泰院事故后的首爾地鐵里，被許多人在擁擠中默默吞咽。它并非偶然，而是幸存的身體在密閉與擁擠之中，對危險的持續感知。

臺北地鐵里那個倉皇奔跑的瞬間與梨泰院那條無法后退的巷子，緩緩重合。于是，梨泰院，再一次在關于災難與創傷的敘述中浮現。

梨泰院踩踏事故

2025年6月，我代表公司前往首爾參加書展。那一周的時間，幾乎是入鄉隨俗地發揮首爾人“不睡覺”的精神，工作之余瘋狂跑展覽、逛書店。夜深時，甚至會去社區的小公園獨自玩一陣滑梯。那種近乎亢奮的輕盈，在最后一天戛然而止。

出差前，我剛剛結束《我是幸存者嗎？》這本書的編輯工作。2022年10月29日梨泰院發生踩踏事故，159個生命停在那個夜晚。這是繼世越號沉沒之后，韓國最慘痛的災難。作者金初瓏當時就在現場，離死亡僅一步之遙。而這種“幸運”成了沉重的愧疚與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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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活下來的是我？”“如果當時更勇敢一點，也許會有一個生命留下來。”“我該如何繼續生活？”……初瓏被困在此后無限的黑夜里。

她曾因恐慌無法搭乘任何公共交通工具，寒冷的冬天也總是步行或騎車。當她終于能坐上公交車，卻總是不由自主地哭泣，甚至自嘲成了xx路公交車上的“女鬼”。

在心理咨詢師的建議下，初瓏開始記錄那些無處安放的恐懼、愧疚，以及重新活下去的每一步掙扎。

編輯過程中，我最常做的一件事是打開谷歌街景，將位置定在梨泰院地鐵站1號出口。向西“走”，再“轉身”，面對的便是踩踏事故發生的地點——一條斜坡。

長約40米，最寬處接近5米，最窄處僅3米多。（谷歌街景截圖）

在那個定格的次元里，你無法“站”在這條沒有官方名稱、北高南低的斜坡上，只能“走進”旁邊的一家餐廳。再一次點擊，便來到斜坡的頂端。這時，我會讓自己“轉身”，從北向南俯瞰。

斜坡頂端那條東西向的街道，正是梨泰院曾經最熱鬧的世界美食街。（谷歌街景截圖）

每當這時，疑問一個接一個涌來：就是這里嗎？那個夜晚，人疊著人、呼吸擠著呼吸的狹長空間，就是這里嗎？那1.5噸遺落的鞋子、衣物、手機等物品，就是從這里一點點搜集起來的嗎？

第一次點開地圖、查看街景，只是為了核對注釋。但后來的每一次，那種明知故問的“就是這里嗎”，背后都是一種強烈的不敢相信與不愿相信。159個人在這里逝去，而且大多是在站立的狀態下窒息。

自從知道自己要去首爾出差，我就有意回避“梨泰院”這三個字。

按理說，作為梨泰院踩踏事故相關圖書的編輯，又恰好有這個機會，我理應去現場走一走。但我害怕。害怕初瓏所經歷的一切，會在那個具體的空間里獲得實體，朝我涌來。

站在梨泰院

我原本計劃在抵達首爾的第一天參加一場活動。不料北京周邊突降暴雨，航班大幅延誤，打亂了所有安排。等我終于趕到活動所在的地鐵站，只遇上洶涌的散場人群。心里滿是懊喪，卻還是決定上去看看。幸運的是，攤位都還沒撤。

走著走著，我看見不遠處立著一塊留言板，上面裝飾著南瓜，還有紫色絲帶。南瓜顯然指向萬圣節，而那抹紫色，正是悼念梨泰院遇難者的標志。

繼續往前走，我又看見一條橫幅：“尋找梨泰院踩踏事故目擊者”。

這兩次不經意的看見，成了我2025年最珍貴的記憶之一。而那時的我，其實仍在刻意回避著梨泰院。

轉折發生在一瞬間。那天，是我在首爾的最后一天，我原本只是想去三星美術館看一場展覽，卻發現通往美術館的路必然要經過梨泰院——更準確地說，我需要在梨泰院地鐵站附近下車。當廣播響起“下一站，梨泰院”時，我的心跳明顯加快。車門打開，我像是被某種無形的東西推了一把，走了出去。

就這樣，我第一次站在了真實的街景之中，周圍不再是由二進制代碼重構的影像。

白天的梨泰院有些寂寥。世界美食街幾乎空無一人，我只遇到了一對印尼母女和一對英國父女。大部分時間里，只有我和那些事故后新設的人群監測CCTV。偶爾有送貨車或垃圾車碾過地磚。

據相關新聞報道，該人群管理項目已接入AI。

后來朋友問我，為什么不晚上去梨泰院。下車那一刻，我自己也以為是沖動，但我心里清楚：如果一定要去，必須是相對安靜的白天。不是出于恐懼，而是因為——如果我真的要走進梨泰院，我希望是由初瓏，由這本書，帶著我走。

事故后，梨泰院被貼上“不祥之地”的標簽，成為一種禁忌。世界美食街的咖啡館、酒吧、餐廳，從一座難求變得門可羅雀。甚至有人說過：“不如把這些房子都推平，改建成公寓，還能壓壓房價。”

到了2024年，情況有所緩和，但仍遠未恢復如初。

在一篇韓文報道里，作者引用全球性房地產服務及咨詢顧問公司戴德梁行的數據，試圖說明梨泰院“恢復良好”：以2024年第四季度為基準，梨泰院及漢南洞商圈的空置率為10.5%，較第三季度下降2.5個百分點，且低于首爾六大商圈16.6%的平均空置率。

但在我看來，這未必意味著人們真正重新接納了梨泰院。因為這組數據包含了漢南洞——一個潮牌密集、各國游客聚集的區域。那里總有人在打卡、拍照、購物。那并不難看的空置率，很大程度上，是由不斷擴張的潮流店鋪支撐起來的。

“為什么要去那里”“為什么要過國外的節日”“有人吸毒”“有人發放毒品”“年輕人就是這么壞掉的”，這種將責任推給受害者的聲音，我們似乎早已聽過太多遍。而這也正是初瓏，以及許多受害者家屬決定公開發聲的原因之一。

珠英的故事

從首爾回來后，我又一次搜索了梨泰院的新聞，正是在那時，我看到了初瓏出席由國會舉行的“梨泰院踩踏事故真相調查與防止再發生聽證會”的照片。

第二排右為初瓏，圖源：韓國紐西斯通訊社

她神情堅定，但周身彌漫著一種哀傷。某一刻，她垂下頭，用手托住了前額，像是被某些冷漠而公式化的表述刺中了。

圖源：韓國紐西斯通訊社

坐在第一排左邊的男士名叫李正民，他的女兒珠英在事故中離世。

《我是幸存者嗎？》的附錄收錄了兩位遇難者的故事，第一篇便是珠英，由她的未婚夫炳宇講述。他的回憶集中在事故發生前后。在進一步查閱資料后，我在家人的講述里看到了作為職業女性的珠英。

“珠英（29歲），設計師兼青年企業家。”幾年前她辭去工作開始創業，以家中兩只貓為靈感創作了卡通形象，事故發生前已租下一間小辦公室。像許許多多東亞父女那樣，父親多次勸阻她，兩人為此爭吵過無數次。然后就是我們熟悉的，父女之間長時間的沉默，女兒離去后，父親才開始后悔。

但我依然被正民幾句極其坦誠的話所打動：“我當時以斷定女兒會失敗的口吻說了那些話。一段時間里，我無視她，心想‘那就看看是你贏還是我贏’。作為父親，只跟女兒較勁，我感到非常羞愧。”

珠英的辦公室，圖源：??IN

梨泰院踩踏事故遇難者中，超過六成為女性，且大多不滿三十歲。家屬們用“星星”來指代離開的孩子們。遺屬協會開設的悼念網站上，有一個“星星頁面”，遇難者的照片并列，點擊即可讀到親友為他們寫下的生平。當一張張如此年輕、且以女性居多的面龐呈現在眼前時，心里的感受很難用言語描述。

（去年12月，當我再次點開那個頁面時，發現原本的照片已被換成了根據家屬提供的影像繪制的肖像。他們仍在用心地更新網站。正如在閱讀《我是幸存者嗎？》某些段落時，我會不由自主地感嘆，韓國社會在災難后所展現出的那種系統性保護機制，以及民眾自發組織、持續行動的力量，是如此具體而真實地存在著，盡管系統層面的問題依然很多。世越號也有類似的網站，而且兩個網站會轉發對方重要的消息。）

父母在尚未弄清孩子當晚遭遇了什么之前，就先看到了網絡上對其子女的指責——“都是自找的”“不是好孩子”。逝者已無法辯解，于是活著的人聚在一起，決意扛起“成年人”的責任。李正民正是其中一位，成為遺屬協會的副代表，不斷接受采訪，組織活動。他另一句話也讓我印象深刻：“我認為，幸存者的創傷比遇難者家屬更大。”

為這句話動容的同時，一個問題也隨之浮現：創傷，難道有高下輕重之分嗎？悲傷是否也依照階層、身份、性別，被重新分配刻度？

這讓我想起宏福苑大火后的外傭群體。零星幾篇關注她們的報道都提到，大火后她們即使感到痛苦，也保持微笑，不習慣表達情緒。隱藏情緒，堅持工作，是她們對自己的要求，也是在工作中被迫形成的習慣。災難平等地降臨，然而災后，人卻再度被階層與身份劃分，連悲傷都仿佛有了不同的刻度。

梨泰院踩踏事故遺屬協會雖然也有女性成員（母親），但擔任職務、帶領行動的幾乎都是男性（父親）。這或許是一種“男性更容易被認真對待”的行動策略，但更多的是韓國性別不平等的一個極為細小卻真實的切面。

關于友誼，關于女性

韓國社會無處不在的比較與競爭，正是初瓏在書后半部分著力剖析的。在她看來，對“人”的多樣性缺乏基本尊重，對“人生路徑”執著于排序與優劣判斷，是梨泰院悲劇發生的深層土壤。我們或許早已通過韓劇，對那種從幼兒園就開始累積的“競爭力”見怪不怪，但那種“應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的無形壓力，究竟如何一寸寸塑造，甚至扭曲一個人的心靈，我們卻鮮少真正看見。

在斜坡的西側有三張踩踏事故紀念海報

初瓏在書中講述了幾段自己的經歷，其中最令我難忘的是她與朋友D的往事。

她們相識于播音員培訓班。在D眼中，初瓏“陽光活潑，似乎從未體會過這個世界的痛苦……像個涉世未深的孩子”。考試前，D緊張得調整呼吸，初瓏卻在一旁唱搖滾，一臉輕松。而在初瓏的描述里，D樸素而獨特，做事認真盡責，比自己更適合成為播音員。

2015年后，D突然消失了，沒有留下任何消息。父親生病，她回家接手店鋪；母親也病倒后，她又開始照料無法行動的母親。事故發生后，初瓏曾問D：“你到底是怎么熬過來的？”

D后來寄來一封信：“在此（踩踏事故）之前，我從未對她（初瓏）產生過任何同情。我認為那不是我的義務。我疲于照顧臥病在床的媽媽，根本沒有精力去為他人感到惋惜。盡管如此，我還是會心疼她。那個曾經看起來沒有任何痛苦的孩子，怎么會變成如今這般模樣？”

影視劇里描繪過許多女性之間的關系，但很少有哪一段，像這個故事這樣觸動我。或許我們本是截然不同的人，或許曾處于競爭之中，或許已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但只要我的經驗能給你一絲支撐，我就會毫無保留地把它傳遞給你。

一本講述創傷恢復的書，并不需要刻意強調性別視角，讀者也不會帶著這樣的期待翻開它。但于我而言，非做這本書不可的一個重要原因，確實與性別有關。

作為一名女性幸存者，初瓏在講述中不可避免地觸及許多女性共同的生活經驗。比如，在生活全然崩塌的日子里，日子一天天過去，但她根本意識不到自己的24小時是怎么度過的。心理咨詢師因此布置了一項作業：清點家中衛生紙、沐浴露、洗發水、牙膏等日常用品的數量。執行時，她才發現房子里堆滿垃圾，冬日竟生出了蒼蠅。

檢查到衛生巾時，她寫道：“我紅著眼睛去便利店買衛生巾，心中稍感慶幸。要是我連月經來了都沒察覺，直到別人指出我才意識到，恐怕我會覺得自己連作為一個人的基本底線都沒能守住。”

這當然與東亞社會對月經的禁忌有關，但也關于女性的身體感知與生存尊嚴。一位女性在失序的生活中，可能會遺忘許多事，可如果連月經都忘了，那幾乎意味著對自身存在的失察。

當我搜索“女性與月經的關系”時，谷歌的AI概覽回答道：“女性與月經的關系是生理性的。”果然。數據庫里，依然太缺少由女性親手寫下的、關于月經的真實經驗。

“我們都是幸存者”這句話，我曾經猶豫過

在《我是幸存者嗎？》這本書中，無論是中國還是韓國讀者，最常標記的一句話都是：“通過新聞間接了解災難的所有人都是幸存者。”

最初，我非常謹慎地使用這句話。因為在我看來，它一旦脫離具體語境，便可能讓人忽視具體的災難本身——梨泰院踩踏事故，甚至滑向一種對自身處境的自憐。

但在讀過宏福苑和臺北無差別攻擊事件的報道后，我改變了想法。宏福苑的幸存者、無差別攻擊事件的幸存者、梨泰院踩踏事故的幸存者，經歷各不相同，處境也完全不同，接下來需要獨立面對的生活更不相同，但他們在講述創傷時，使用的是幾乎相同的描述。

這種“相同的語言”，首先屬于幸存者自身——它來自創傷經驗內部，來自身體與記憶被撕裂后的本能表達。與此同時，網絡改變了災難與事故的傳播方式，在電視上看到的畫面與手機屏幕上不斷刷新的文字、照片與視頻，帶給人的沖擊是完全不同的。創傷不再只屬于當事人，也以另一種方式進入了更多人的日常。于是，在一次次觀看、轉發之中，旁觀災難的我們，也在某種意義上成了“幸存者”。

在街對面拍攝的斜坡

《我是幸存者嗎？》是目前為止我唯一一本帶著私心去做的書。2023年起，我不斷尋找與創傷相關的作品，希望借由書，與自己達成某種和解，卻始終沒有真正被觸動，直到遇見這本書。然而某些時刻，我也會為這份私心感到愧疚——我是否在借助他人的災難，安撫自己的傷口？這是否會讓我看不清梨泰院事故中更重要的部分？

但現在我漸漸明白，作為旁觀者，無論是宏福苑大火、臺北無差別攻擊，還是梨泰院，我都無法完全剝離自身處境去“真正理解”。或許，相比追求一種看似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保持善意并盡可能學習那些能夠在現實中真正幫助他人的知識與方式——學會在他人受傷時，如何靠近，如何以不造成二次傷害的方式回應他人的痛苦。

初瓏在接受《新京報書評周刊》采訪時寫道：“在我修改本文的過程中，香港發生大規模的慘案，我心里很難過。我會把香港的這起事故當成自己的事來關注，通過新聞，在注視這起事件的每一個瞬間，都再一次，再一次地體悟著——我和我們所有人，都是幸存者。”

收到這段文字，是在25年12月的一個周二。那時，韓國作家金惠珍正在中國做活動。我在上海的酒店醒來，打開郵箱，看到了初瓏的回信。而就在前一天，我與金作家聊起梨泰院，提到這本書雖然沒有大賣，但每一位讀者都留下了真實動人的讀后感。金作家輕聲說，她來上海前，看到了香港大火的新聞……

我時常想起她們的話。當我們談論東亞，總會不自覺地滑向“共同體”“相似性”“集體經驗”“互相嫌棄”這些詞。但我想，還有一種更細微的東西正在流動——那是東亞女性之間悄然傳遞的、充滿善意的情感。它此刻或許還沒有一個確切的名稱，但我們正越來越多地被這樣的瞬間充滿。盡管處境各異，我們卻通過書、透過影像、借由面對面的交談，在各自真實的生活里召喚著一個更柔軟、更彼此看見的世界。

正是在那一刻——初瓏在首爾寫下香港，金作家在上海提起香港——我意識到，所謂“我們都是幸存者”，并不是一種安慰性的概括，而是當災難不再只是“別處的新聞”，我們彼此之間形成的一種關系。

最后，我想附上兩張初瓏的照片。如果沒有經歷踩踏事故，她大概會成為一名出色的綜藝節目主持人，或是經營著很成功的YouTube頻道。那場事故，奪走了她在人群中自如呼吸的能力，也讓她對任何需要公開發言的場合產生本能的畏懼。但為了讓那個滯留在梨泰院的自己回家，也為了那些沒能回來的人，她站在那里，說出自己想說的話——即使當時仍害怕露出面容，全身止不住地顫抖。

圖源：京鄉新聞

在事故三周年的日子，初瓏舉辦了一場萬圣節派對，邀請大家來慶祝她從哀傷中走出。現場還來了幾位精心裝扮的小朋友，大家哭著，笑著，分享各自的經歷。初瓏說：“用笑容與真心來哀悼和祈福的瞬間，直接做到了‘哀悼的方式有很多種’這句話。”

參考資料：

紐西斯通訊社：?????, ??? ?? ??

??IN：“?? ??? ??? ? ???…” [2022 ??? ??]

10.29 ??? ?? ??????（10.29梨泰院踩踏事故遺屬協會官網）

韓國每日經濟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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