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排斥超級流行文化的人

? Jonelle Afurong

利維坦按：

和文章作者類似，我是在《指環王》上映多年后才看過（而且很喜歡），而《哈利波特》小說，則至今沒有讀過，《冰與火之歌》也是如此。我原來也想過這到底是為什么——首先，這些作品真的是太如雷貫耳了，就好像和朋友聊天的時候，如果你還沒看過這些作品，朋友們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樣了，而這反而會讓我產生某種逆反心理，更不愿意“為了融入一場不顯尷尬的對話”而有意去看某部作品。

其次，我對于流行并沒有什么意見。但是，自由的選擇權很重要。如果說滿大街的口水歌被強塞進耳道對你是一種極大的冒犯，那么，觀看的自由度就會高出很多：畢竟，選擇的權利在我手中。人，有時候的確需要一些微小的、當下的可控感。

最近好像人人都追《匹茲堡醫護前線》（The Pitt），但我卻沒看。聽說這部劇真的很好看。事實上，我不得不相信它好看，因為我社交圈里的人——還有艾美獎的評委們——都一直在說它真的很好看。“我看得津津有味，”一個朋友說。“它太吸引人了，”另一個朋友說。“你居然還沒看過，真讓我驚訝，”還有一個朋友說。

但說實話，推薦這部劇的人越多，我就越不想看。

我這種狀態已經持續一段時間了。早在2000年初《火線》（The Wire）熱播的時候，以及2000年代末《絕命毒師》風靡一時的時候，都是如此。雖然最終我還是看了這兩部劇——而且非常喜歡，幾年后還重溫了一遍——但我對當下流行文化的抵觸情緒似乎在隨后的幾年里有增無減。

美劇《匹茲堡醫護前線》劇照。? Warrick Page / HBO Max

你可能會問：“但你看過《人生切割術》（Severance）嗎？”沒看過。《流人》（Slow Horses）呢？《夜班經理》（The Night Manager）呢？也沒看過。我甚至還沒看過《罪人》（Sinners）——盡管我喜歡時代劇和恐怖片，而且我認識的每個人都對它著迷。

我把這種傾向稱為“熱度回避”（hype aversion）：對那些看起來人人都在堅持說我一定會喜歡的流行文化產品保持距離。這并不是說我高人一等或者太酷（我根本不覺得自己酷）。有些人總是最先嘗鮮，有些人則總是慢一步。而我只是那種對它格外抗拒的人。

這會讓我顯得很討厭嗎？我不愿這么想。“唱反調的人”也不足以形容我；我拒絕看《匹茲堡醫護前線》，并非故意挑釁或愛爭辯。“不隨大流的人”也不合適；這個詞暗示一個對時代精神過敏的人，而我并不是（畢竟，我很想要一個Clare V.的包包，我也確實擁有一雙阿迪達斯的Stan Smith）。我也不是“異議者”。“異議”意味著對某件事進行抗議，而這種抗議通常來自一個人對它有過經驗，或對它并不認同；但我對流行文化的抗拒與此不同——那并不是因為我看過某樣東西之后覺得它不夠好或無聊。我也不是真的擔心自己會遇到質量很差的流行文化作品。我只是不想去追捧那些本應是好的流行文化。

我并非孤例。（事實上，促使我展開這項調查的契機，是我和《大西洋月刊》的某位編輯的一次非正式談話，我們因為都不愿意看《匹茲堡醫護前線》而惺惺相惜。）德國古騰堡大學心理研究所的社會心理學家羅蘭·伊姆霍夫（Roland Imhoff）告訴我，他也有同樣的感受，并認為我所表達的與其說是追求獨特性，不如說是一種“心理抗拒” ——一種當人們認為自己的選擇自由受到限制時產生的防御性反應。

伊姆霍夫告訴我，很長一段時間里，他都“極其堅決地拒絕哪怕碰一碰”《哈利·波特》系列小說，因為它們太受歡迎、太常見了；直到女兒表示對這套書感興趣，他才開始認真閱讀。泰勒·斯威夫特的音樂也是如此：他一開始刻意回避，后來卻不得不聽。“然后，”他笑著說，“我竟然有點喜歡上了。”

考慮到我曾經的全職工作就是緊跟流行文化，我對熱度的厭惡就顯得更加奇怪了。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我曾在《娛樂周刊》（Entertainment Weekly）擔任編輯助理。在這家雜志社，對文化的見解是員工之間最重要的通行證。我們正是憑借這種見解來構思選題，以及如何呈現這些選題。我們的文化知識賦予了我們影響力，也讓我們擁有了人脈。我們是報道當日風云人物——演員、作家、導演——的權威人士，而那時，我熱愛這一切。

那么現在我到底怎么了？在與伊姆霍夫談話的幾天前，我聯系了社會心理學家瑪麗琳·布魯爾（Marilynn Brewer）。在1991年，她提出了所謂的“最優獨特性理論”（optimal distinctiveness theory），該理論認為，人類受到兩種（常常彼此對立的）心理沖動的驅動：一種是歸屬的需要，另一種是區分自我的需要。布魯爾告訴我，這兩種欲望是在一種緊張關系中。人們既希望培養足夠的群體內行為，從而感受到社會凝聚力和歸屬感，又希望與他人區分開來，以避免身份認同的喪失或被忽視。

當然，情境很重要。歸屬感或與眾不同的需求會隨著諸多因素而波動——你的工作、你居住的城鎮、你周圍的朋友圈等等。布魯爾解釋說，這些需求與其說是固定的性格特征，不如說更像是一種流動的情感，就像饑餓一樣，其閾值會隨著時間而改變。當我問她為什么我對那些被大肆宣傳的文化產品不感興趣時，她推測這些潮流可能激發了我“相當強烈的差異化需求”。而我有時擔心那是一種不成熟或毫無理由的唱反調的表現，她則認為，這其實是對融入群體的一種抗拒。布魯爾說，對某些人來說，過度的宣傳會引發FOMO（a fear of missing out，害怕錯過）。后來我想，也許像我這樣的人患的是LOMO（a love of missing out）：一種享受錯過的心態。

? New Life House

有時候，我會擔心自己的LOMO可能讓人覺得討厭。比如說，當別人興致勃勃地談起《匹茲堡醫護前線》時，我不會直接告訴別人我拒絕看這部劇，而是會敷衍他們，試圖轉移話題，這讓我在閑聊天時顯得很不合群。而且，扮演文化憤世嫉俗者的角色也挺累人的。如果我跟朋友大張旗鼓地表示不屑他們推薦的流行文化，我就會覺得有必要繼續保持這種固執己見的姿態。最終，這變成了一種習慣：一種難以擺脫的傾向和名聲。“你這種人肯定不看電視，”我約會的對象說。“我看啊！”我說。然后他指出我連智能電視都不會用。

在《隱形影響》（Invisible Influence）一書中 ，沃頓商學院市場營銷學教授喬納·伯格（Jonah Berger）區分了兩類事物：一類是電影、音樂、電視這類文化產品，它們常常被當作身份的標識；另一類則是像洗碗機或衛生紙這樣的東西，它們屬于生活中更為“功能性”的領域。“想象一下，你在一個聚會上遇到一個人，對方問你：‘你喜歡看什么樣的電視節目啊？’”你可能會暗中琢磨：‘等等，我要推薦的電視節目可能會影響這個人對我的看法，’”于是乎，你就可能開始對自己的選擇變得謹慎。

根據伯格的說法，社會影響存在一種“磁鐵模型”：這會促使一些人趨向從眾，而另一些人則遠離從眾。在我們的談話中，他區分了他所謂的“從眾效應”（從眾心理）和“勢利效應”（當某事物過于流行時產生的回避心理），或者說是對獨特性的需求。他表示，這些動機并非截然相反或互斥；它們可以而且確實會共存。“并不是說人們只想融入，或者只想脫穎而出，”他說，“兩者是并行不悖的。”

? The Economist

或許這意味著，對熱度的抵制并非勢利，而是身份認同的維護——一種在個體感到自身自主性受到威脅時便會觸發的差異化需求。換句話說，我對《匹茲堡醫護前線》的排斥或許與文化產品本身關系不大，而更多地源于一種維護自身獨立性的努力。我并非排斥文化本身，而是排斥過度認同——在像美國這樣高度個人主義的社會里，這或許并非一種奇怪的反應。

我和布魯爾的談話讓我意識到一些我之前沒想過的事情：我的態度可能與海量的文化產品以及這些產品被分析和傳播的速度有關。或許，對于我們這些很容易被社交媒體算法加速消費、并驅使人們參與公共對話的方式所淹沒的人來說，對文化不屑一顧是一種自我保護。當文化迫使人們證明自己消息靈通時，我們中的一些人可能反而會更傾向于一開始就避免了解真相。

或許，我對流行文化式“布道”的抵觸之所以愈發強烈，是因為我們如今消費文化的方式變得愈發碎片化，流媒體幾乎徹底摧毀了同步、集體觀看的傳統（除了體育賽事直播、頒獎典禮和大型政治活動）。畢竟，我還是看了超級碗，也打算看奧斯卡頒獎典禮，這兩項活動都讓人感受到參與到共同的文化時刻中。至于《匹茲堡醫護前線》——我可以隨時隨地獨自一人點擊播放——或許我選擇不加入人群，真正抵制的并非熱度，而是孤獨本身。

文/Anna Holmes

譯/樹上的男爵

校對/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www.theatlantic.com/culture/2026/03/pop-culture-hype-aversion/686312/

本文基于創作共享協議（BY-NC），由樹上的男爵在利維坦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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