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貝馬斯去世｜輕輕敲響沉睡的嘴巴

1999年科索沃戰爭，北約未經聯合國授權轟炸南聯盟首都貝爾格萊德，哈貝馬斯給北約辯護，他期待的是北約拯救被迫害的少數民族，阻止人道主義災難，可能還有開啟國際新秩序的原則的效力。

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哈貝馬斯帶頭組織當時歐美最重要的一批哲學家辯論，反對美國單邊霸權主義。此后哈貝馬斯的重心轉向歐盟政治，維護其作為可擴展的民主秩序模版。

這可能是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哈貝馬斯最為中國人熟悉的兩次行動了。

2026年，美國以色列趁著伊朗經濟、內政不穩進行軍事打擊，試圖推動政權更迭，盡管很多人還是要去找一些價值觀的理由，證明這種軍事行動是正義的，證明伊朗政權需要被推翻這樣伊朗人民才能過得比之前更好，以及這種行動的成功將會加強追求和平、熱愛自由的文明力量，但為什么要此時此刻以這種方式，以這么高的對抗烈度來實現呢？

哈貝馬斯的理論并不因為當下世界愈加濃烈的戰火與硝煙而大打折扣，相反，他的思考是為了戰爭與沖突而生的，在康德政治思想框架下，作為康德永久和平和世界公民理念在當代的最重要代表，試圖為終結戰爭給出一個解決方案。

批判理論第一代的阿多諾和霍克海默看到，作為西方文明核心的理性正在經歷新的蛻變，啟蒙理性在資本主義早期本來是推動社會合理化的組織原則，而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新的利益集團逐漸固化，確立了自己的統治，那么理性的主要功能就成了尋求支配，理性失去其內在的價值而淪為工具。但是在哈貝馬斯看來還是應該堅持現代性和理性主義，后現代主義、結構主義更加不堪用，甚至更容易走向跟還沒被現代性徹底清理的保守倒退的勢力結合。

在他不太久之前的作品《公共領域的新結構轉型》中，哈貝馬斯試圖回應特朗普時代后的民粹主義興起，解釋資本主義民主的失敗，如果民主制度沒有帶來相應的經濟平等，就會摧毀自己的社會條件，如果不能維持一個培養健全理性的公共領域，沒有培養與制度適應的文化和心智條件，民主制度也會走向失敗。

我看得比較淺，關于批判理論如何面對現代民主政治的社會基礎被資本主義體系的無限度發展逐漸摧毀和敗壞的困境，如何解釋福利資本主義向新自由主義的轉向，這本書給我的感覺還是在追求他自己框架內的自洽，以及強調一些外部的原因導致了交往理性的失靈和公共領域的衰落。

他的交往理性預設的主體過于干凈（或者說過于不干凈）了，過于非歷史了，要說他事實上是將特定領域的理性商談模式提升為普遍性其實也不為過，關鍵在于這種普遍性具體地是怎么樣的普遍性，或者說排除了哪些東西，這種規范與現實的張力是否具有解釋力，我們能不能接受并加以利用的。

近幾十年來，交往理性在代議民主制的實際運作中遇到的內部對手是身份政治，這種話語很適合群體性政治動員，相應的它也塑造了一種思維傾向，尤其是在互聯網空間道德批評指責非常容易泛化、容易升級的環境中，強調同質性身份成了一個更安全、解釋成本更低的顯學，但這實際上又是退回到了身份的原則，還包括退回到無產/小資，粉紅/潤人、蘋果/安卓這樣的分類劃界和解釋模式。

實際上這一套恰恰是有效的，因為它更好適應了在市場秩序的框架將消費主義和公共政治相結合的路徑，因為它能夠很方便地調取你的公共激情，然后消耗在一個個被劃定好的戰場，你可能感覺到做了什么，突破了什么，但也感覺到自己似乎在兜圈子，即便有這種局限，也可以被解釋為是觀念或話語相對于實踐的局限，更準確說是相對于來自外部的落后而惰性的力量的局限。

跟交往理性對立的概念是朗西埃的岐感/歧義，這也是很常見的一個批評角度，雖然看似粗糙但可能現在也依然適用。朗西埃會質疑設定理性對話模式的框架，它已經進行了無形的篩選，所以你得先把不能被納入現有對話框架的、被排除的分歧轉變為可以溝通的分歧，這樣才能開始有效溝通對話。

顯然這種過于干凈的理性背后有其預設，是站在單一的主導性秩序一邊的，試圖掩蓋矛盾、調和矛盾的，是一種失敗主義的理性，它也必然失敗，因為是靜觀的、不粘鍋的、不介入矛盾的理性。

當然，需要將哈貝馬斯本人和劣化的等而下之的哈貝馬斯的追隨者聯系起來或者切割開。

千禧年前后的很多中國人很單純而狂熱相信文明敘事，二元對立的敘事，北約轟炸是對的，打伊拉克也是對的，應該堅決告別GM，告別陳舊的一切。這種理性在突破舊敘事上確實有很多合理的地方，但在那個自由主義剛開始自我重啟的時代也給了很多人扮演先知，扮演審判者的幻覺，他們簡簡單單確認你是專制的，它是神權的，誰又是前現代的，從而策應高歌猛進的商品經濟和商業精神，幫助其清理掉潛在的障礙。

那時候他們可能沒有意識到的是他們擁抱的理性是一種有立場的理性，是既得利益者的理性，是掌握在個別人手里的，最終會變成一種監視一切人的理性，實際效果是壓制和排除反抗者、弱者的聲音。他們對特定的語境下的粗野、暴力是零容忍的，你不夠理性甚至可以把你開除人籍，人為抬高了講道理的門檻，本來這樣的門檻是可以基于信賴、權衡、善意等而不斷降低的。

他們非理性地死皮賴臉地將自己跟“理性”“文明”綁死在一起，其實他們自己才是獨斷、偏執的，只顧信仰不顧事實的。并不是說倡導經濟理性、自由開放就一定不是拉偏架的，就不是信仰的話語，它也可能是服務于維護某種利益分配格局。

對抗這種信仰的結構的最直接的就是退回到事實，實事求是去看北約、美國的干預的原因，導致了什么樣的結果，去看伊朗走現在道路原因、結果，當然也免不了新的爭論。

哈貝馬斯其實還是相對公正地看待前現代性，承認極端主義背后是現代化的失敗，是被西方式現代理性刨掉了根的人。在人類社會的演化中，堅執形式合理性的規范主義的確是一項非常強大的力量，但起碼對于實現永久和平的目標來說也沒那么強大，它很容易就變成刻舟求劍以及無腦盲信，跟不上塑造世界各種力量的動態。

我們對其滿懷希望的那種理性應該是不能有太多自我限制的，是對自身的局限矛盾有清醒認知，同時對其內在力量充滿信任的，是一直尋求扎根又可以不斷重新出發的。

退回孤島的正義，無盡延宕的規范主義，面對更果決更死硬的力量時候只能是手足無措、徒勞吶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