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志丹遺孀同桂榮，曾為賀子珍接生，李敏親昵的稱她為：劉媽媽

1936年冬天的陜北，風一到夜里就像刀子一樣往人身上割。窯洞門口的幾棵酸棗樹被寒風刮得直響，守夜的戰士縮著脖子，在火堆旁哈著白氣。這一年，紅軍東征正打得緊，一邊是前線的槍炮聲，一邊是后方的哭聲、笑聲、嬰兒的啼哭聲，交織在一起，構成了那個年代特有的背景音。

對很多后來被稱為“共和國元勛”的人來說，這一年極其關鍵；對一個普通的陜北婦女同桂榮來說，這一年則是一生中最沉重、也最不平凡的轉折點：4月，丈夫劉志丹犧牲；冬天，她卻要親手迎接另一個孩子來到這個艱難的世界。

有意思的是，在這一年里，她既是新生生命的接生人，也是犧牲烈士遺志的守護者，兩種截然不同的身份，都被她默默扛在了肩上。

一、寒冬崗樓里的“產房”

1936年冬，同桂榮剛收拾完手里的活，還沒來得及喘口氣，窯洞外突然響起急促的腳步聲。緊接著，是一陣有些上氣不接下氣的喊聲：“劉嫂子！快去，賀大姐要生了，主席讓你趕緊過去！”

喊話的是毛澤東的警衛員，臉上凍得通紅，胡亂抹了一把額頭的汗，又用力跺了跺腳。那神情，說是著急，其實更像是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她身上。

同桂榮沒多問一句，隨手抓起早已準備好的小衣服、小鞋子和棉被。這些東西，她是從夏天就開始攢的，心里清楚，按照月份算，年底差不多就該用上。她一邊往外走，一邊在腦子里飛快過了一遍：開水要趕緊燒，干凈的布要提前準備好，孩子生下來后還要趕緊保暖。

崗樓離窯洞有一段路，還沒到跟前，她就聽見樓里傳出女人忍著疼痛的呻吟聲，夾雜著冷風穿過石縫發出的嗚嗚聲，聽得人心里發緊。

進了崗樓，她看見賀子珍蜷縮在石頭壘成的地鋪上，臉色蠟黃，身子又瘦又單薄，身下鋪著的，只是幾層單薄的東西。寒氣從石縫里往外冒，連呼出的氣都能很快冷下去。

她下意識抬眼看了一圈，眉頭一下子就皺成了一團。這哪里像個生孩子的地方，更像是個前沿的哨位。石墻粗糙冰冷，房頂是泥和高粱桿糊成的，風一灌進來，四面透寒。

“怎么能在這地方生孩子呀？”這句話沒等她忍住，就脫口而出。

站在一旁的毛澤東聽見這話，略帶歉意地解釋：“石窯里有點潮，是子珍自己跑到這里來的。”那一刻，他的神情里有明顯的心疼，也有幾分無奈。轉頭又低聲問同桂榮：“現在怎么辦？”

“來不及了，就在這里吧。”她答得干脆，語氣卻不由得緊了幾分。

她一面吩咐身邊的人趕緊去燒水、找干凈布，一面把賀子珍扶起來，先灌了半碗熱水，讓她身子暖一點，又用凍得僵硬的手慢慢給她按著肚子。沒有多余的條件，也沒有精密的器械，能依靠的，是多年積累下來的土辦法和一個婦女的經驗。

不得不說，在那樣的環境下，能讓生產過程盡量平穩，本身就是一種本事。等到孩子平安落地的時候，外面的風還在呼呼地刮，可崗樓里，卻多了一陣嘹亮的嬰兒啼哭聲。

醫生在孩子出生后才趕到，簡單處理好臍帶，眾人七手八腳地把賀子珍抬回窯洞。身為“接生婆”的同桂榮，抱起那個剛出生的小女嬰，用熱水仔細擦洗，又一層層把小衣服、棉被裹緊。那一刻，她的眼神明顯軟了下來，連動作也格外輕。

毛澤東站在一邊，看著這個剛來到世上的孩子，臉上露出了壓抑不住的歡喜。風雪、征戰、艱苦，仿佛在這一瞬間都被壓到了后面。

同桂榮心里也有種說不出的高興。畢竟，在戰爭的日子里，一條新生命的到來，總帶著一點難得的暖意。她突然想到前些天還攢著幾個雞蛋，想給產婦補補身子，急匆匆跑回去找，卻怎么也想不起雞蛋被放到了哪。

在短暫的慌亂間，一個身影忽然在她腦子里一晃而過——劉志丹。

半年前，也就是1936年4月14日，劉志丹率領紅二十五軍，在東征時的中陽縣三交鎮戰斗中犧牲，年僅三十三歲。那天的消息傳來時，她整個人就像被抽空了一樣。如今，懷里抱著的，是別人家的新生命，心里藏著的，卻是自己的巨大空缺，這種反差感，讓人說不出是苦是甜。

二、從“包辦婚姻”到生死與共

如果把時間往前撥，撥到1910年代的陜北，同桂榮的人生起點，其實平凡到了不能再平凡。

同家和劉家兩家，早年就是世交。劉志丹的祖父劉士杰，同桂榮的祖父同錫瑞，是那種能在茶桌邊坐一下午、什么都能聊到一塊去的老朋友。孩子還沒長大，兩位老人就把婚事定下，算是典型的“娃娃親”。

1918年，劉志丹跟著祖父到同家“見未來岳父岳母”。那時的他，剛進私塾不久，算是有點讀書人氣質。兩人第一次見面，很短，沒說上幾句話，禮節一過，長輩便把三年后的婚期定下。

1921年，兩人正式成婚。那一年，劉志丹考上了陜北聯合縣立榆林中學，在當地算得上“有出息的學生”。同桂榮就完全不同了，沒上過私塾，連個正式的名字都沒有，只因為家中排行老三，被叫作“三秀子”。

結婚后，劉志丹給妻子起了正式名字——“桂榮”。“桂”字取自他原名“劉景桂”中的一字，多少帶著一些期望；“榮”則是希望她這一生能有自己的光彩。隨后，他開始教她識字。白天忙學業、忙工作，晚上有空就給她寫幾個字、認幾個字，在當時那個陜北小村子里，這樣的“丈夫教妻子認字”的場景并不常見。

說起來，這是包辦婚姻。可婚后的相處，卻不僵。劉志丹性子溫和，少年時就有理想，擔任學生會主席，組織學生運動，與地方軍閥井岳秀對抗。這些活動難免要奔走忙碌，他在家里待的時間本就不多，但對妻子，卻始終溫和有禮。

1924年，他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一年后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秋，他奉組織安排，南下報考黃埔軍校，準備走一條更危險、也更堅定的路。

臨行前，他看得出妻子的笨拙心意：同桂榮想給他做雙鞋，手里拿著布和針，卻總是下不了針。她平日里主要在地里干活，針線活并不熟練。這一點小小的窘迫，落在劉志丹眼里，只覺得心里發軟。他干脆把自己的腳印描下來，笑著遞給她：“你照這個樣剪布，就差不了。”

這一段很日常，但往往就是這種細節，能讓一段婚姻從“指腹為婚”走向“真心掛念”。

隨著革命斗爭不斷深入，“在家時間少”幾乎成了所有革命者的常態。劉志丹也不例外。他很清楚，自己走的是一條隨時可能付出生命代價的路，也擔心把禍水引到家里來。有一次他回到家，語氣有些沉重：“干革命是要冒風險的，家里也難免要受牽連。要是有一天敵人把你抓走，你怎么辦？”

同桂榮沒有讀過很多書，卻明白個大概，她知道丈夫所做的事情，是為了那些窮苦人能翻身。她只簡單說了一句：“要抓就抓，要殺就殺，我啥也不知道。”這話不華麗，卻很決絕。

劉志丹當時把她摟進懷里，忍不住低聲說了一句：“你跟著我，受苦了。”

話雖簡單，態度卻很清晰：革命路上，他對家人的愧疚，是實實在在存在的。

不久之后，這句“要殺就殺”的硬話，就被現實按在了她面前。

那一次，她帶著女兒去看望丈夫，等回到家，慶陽軍閥頭目譚世麟就帶人抄家。幸虧鄉親提前通風報信，她緊急帶著孩子躲進山里。敵人撲了個空，惱羞成怒，放火燒了劉家老屋，還毀了祖墳。

那一段在山洞里躲藏的日子，后來女兒劉力貞回憶起來，都覺得心里發冷。母女倆藏在大渠溝的山水洞里，八天八夜見不到天日。孩子餓了，母親就用炒面糊兌一點水喂她，自己八天連一口糧食都沒吃上，只靠喝冷水撐著。那時的同桂榮，還不過是二十多歲的年輕婦女。

追兵逼近的一次，她被趕到了懸崖邊，眼看就要被抓住了，她猛地一咬牙，喊了一句：“我是劉志丹的婆姨，我就是死也不能讓敵人抓住！”說完，人就往下跳。多虧半山腰的灌木擋了一下，才僥幸撿了一條命。

敵人撤走后，親戚來山上找她，勸她先回家躲一躲。就這樣，一家人輾轉流離，一直到1934年4月，黨組織才把劉志丹的父親劉培基和同桂榮母女接到了南梁根據地。

那一年，她正式走上革命道路。

一家團聚的時候，劉志丹的心情可以想見。他一把摟住妻子，帶著幾分放松地說：“我早就想把你接過來一起干革命了，現在好了，咱們在一塊兒，以后不用老彼此掛念。”

到了根據地，她被分到部隊里，做的是洗衣、縫補、照顧傷員這些繁瑣卻必不可少的工作。她對戰士們極熱情，說話直爽，做起事來一聲不吭，久而久之，幾乎沒人叫她名字，都親熱地稱她“劉嫂子”。

戰爭年代的家務，常常與危險同在。1935年初春，她生了一個兒子，劉志丹匆匆給孩子取了名字，又去前線。沒過多久，兩個孩子先后發起高燒，她只好請一個被俘的國民黨軍隊軍醫來給孩子看病，喂藥。誰知道那人趁機逃跑，留下的藥卻沒能救下這個未滿周歲的男嬰。兒子夭折，女兒劉力貞好不容易挺了過來。

兒子的離去，對她是沉重打擊。可戰火之中，她沒有太多時間沉浸在悲慟里，只能咬牙往前撐。

1935年10月，劉志丹被機會主義分子誣陷，一度遭到關押。她跟著受了不少委屈。好在1935年10月底至1936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局面逐漸扭轉，劉志丹獲釋，重新走上指揮崗位，擔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紅二十八軍軍長等職務。

風波暫平之后，她的人生，又被帶向了一個新的交匯點——與毛澤東、賀子珍一家結下了一段特殊的緣分。

三、從“劉嫂子”到“劉媽媽”

長征結束后不久，毛澤東同中共中央在陜北安頓下來。一天，他提出想見見劉志丹一家，同桂榮也第一次見到了這位后來為全國人熟知的領袖，以及他的妻子賀子珍。

兩位女人見面，很快就找到了共同話題。年齡上，同桂榮比賀子珍大四歲；經歷上，一個一路在陜北根據地堅持，一個從南方紅軍部隊一路長征而來，走過雪山草地，渡過大江大河。一個講的是南梁、南泥灣、瓦窯堡的故事，一個講的是湘江戰役、四渡赤水、翻越夾金山的細節，不知不覺間，兩人就拉近了距離。

值得一提的是，同桂榮的眼睛，始終盯得很細。第一次到毛澤東住處，她一眼注意到他腳上只穿著一雙單鞋。那時已是陜北的十一月，風冷得厲害，本地人早就換上厚實的棉鞋了。

她忍不住問賀子珍：“這么冷的天，他咋還穿著單鞋？”

這個問題，讓賀子珍印象很深。當時紅軍剛剛會師，部隊缺衣少食，是擺在眼前的現實。很多戰士連棉衣都湊不齊，更別提又暖又結實的棉鞋了。毛澤東自己當然也沒有多余的棉鞋。只是，當著外來人的面，賀子珍不好把困難全盤托出，就解釋說：“他腳在長征路上凍壞了，天冷一腫，原先那雙棉鞋穿著太緊，只好先穿單鞋。”

話說得委婉，可意思也算清楚。只是同桂榮心里“犯勁”的地方，在于“這么冷，咋能穿單鞋”。她回去后，找來一張紙，對著毛澤東留下的腳印，小心剪了個鞋樣，又上街買了布和棉花，用了三天時間，給他做了一雙又大又軟、好穿又保暖的棉鞋。

毛澤東收到這雙鞋時，明顯很高興，連聲道謝。后來有一次，他在火盆邊聊天，不經意間把鞋烤得太近，竟在鞋幫上烤出了一個洞。同桂榮一聽，二話不說，又做了一雙新的送過去，還順手給其他中央領導人各做了一雙。看似只是女紅活計，其實是用手藝，把自己的心意縫進了棉鞋里。

幾十年后，新中國已經成立二十多年，毛澤東在北京再見同桂榮，還特意提起這件事：“劉嫂子在瓦窯堡給我做的那雙棉鞋，又軟又結實，穿上可暖和嘍。”這句話不長，但足夠說明那段記憶在他心中的位置。

接生賀子珍的孩子，是1936年冬天的事；為這對夫婦緩和矛盾，則發生在1937年。

那年，賀子珍和毛澤東因為一點家庭瑣事拌了嘴。博古在一旁勸了幾句，發現說了也不見效，干脆跑去請“外援”，他想到的第一個人，就是同桂榮。

同桂榮放下手里的活，一路小跑到賀子珍住的窯洞。還沒進門，就聽見屋里嬰兒響亮的哭聲。推門一看，才幾個月大的“嬌嬌”——也就是后來大家熟悉的李敏——正被放在地上哭得上氣不接下氣。

她趕緊上前把孩子抱起來，嘴里忍不住埋怨：“你們吵架，咋還能把娃撂地上？”一句話說得不重，卻直戳心窩。毛澤東難免有點過意不去，趕緊接過孩子來哄。

過了一會，同桂榮又接過孩子，一邊輕輕拍著，一邊轉頭對毛澤東說：“你們男子漢的心就是鐵，不曉得管娃有多難。”又扭頭對賀子珍說：“你也別頂嘴太狠，你看主席熬夜熬得眼睛都紅成啥樣了，娃哭成這樣，他還能工作嗎？”

這幾句帶著鄉音、帶著生活氣的“嘮叨”，比大道理好使得多。兩口子尷尬一笑，脾氣也就消了。

這種“打圓場”的功夫，不需要讀多少書，卻非常見功力。戰爭年代，許多緊繃的神經，就是靠這樣一點一點松開。同桂榮在這一家人心目中的角色，也在這樣的細節中慢慢變化：從“劉嫂子”變成了“劉媽媽”。

這種變化，在一個細節里體現得很清楚。建國后，她在西安生活，突然收到一封掛號信，里面夾著一張黑白照片。照片背后寫著一句話：“敬贈劉媽媽留念。毛嬌嬌。”署名用的是童年小名，卻加上了“敬贈”二字，這種親昵里帶著敬重的稱呼，已經不只是一家人的私人感情，更摻雜著一代人的記憶。

1979年，她赴上海，再次見到了賀子珍和李敏母女。多年不見，大家都已滿頭華發，可提起當年瓦窯堡那個寒冬、那個簡陋的崗樓，誰也沒有忘記。賀子珍握著她的手說：“多虧了你當年幫我接生。”這句話，說給別人，可能只是客套；說給她，卻是發自內心。

四、一生淡泊，母女兩代人的選擇

戰爭結束了，新的國家建立起來了，很多人的人生軌跡也隨之改變。同桂榮卻沒有順著“烈士遺孀”的光環走向個人享受，而是幾乎本能地，把“照顧孩子”當成了終身事業。

劉志丹犧牲的那一刻，對她來說是項沉重的打擊。1936年4月，東征前，劉志丹對她說：“你要好好把孩子撫養大，讓她好好念書，將來做個有用的人。明天一早部隊出發，你帶上力貞來送送我。”她原本答應了，誰知第二天一早，家里來了位老同志，她忙著接待，耽誤了時間，等趕到集合地點時，隊伍已經出發，只留下遠去的塵土。

這成了她心里一直過不去的一道坎。

劉志丹臨行前，特地留下一封信。信中寫得很明白：這次上前線，是為了心中的信念而戰，為國家、為人民、為黨，他可以付出一切。他也坦承，過去對妻子和孩子關心不夠，希望她能夠體諒。信寫得不冗長，卻帶著明顯的訣別意味。

后來事實證明，這幾乎就是一封絕筆。

犧牲消息傳來后，組織上問她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她沉默了一會，只說了兩句：“我就是把孩子養大，讓她將來繼承他的遺志。我雖然文化不高，還能為革命做點事。”

從那之后，她一邊辛辛苦苦把女兒拉扯大，一邊主動承擔起照看烈士子女、戰士后代的任務。在根據地里，哪家女同志剛生了孩子，缺羊奶、缺米湯，她總是幫著四處打聽、想辦法；哪個同志因為要上前線，需要把孩子寄養在農戶家，她就認真挑選可靠人家，一次次地上門溝通。

周圍的姐妹們常說：“多虧了劉嫂子。”她只淡淡一句：“我喜歡娃，他們都是革命的后代。”

新中國成立后，她沒有去爭任何頭銜，而是投身幼兒教育事業。在托兒所、幼兒園工作，不一定天天站在臺前，卻要天長日久地跟孩子們打交道。她擔任過多家托兒所、幼兒園的名譽院長，更多時候像個親自帶班的老人，盡心盡力地陪著一茬又一茬孩子長大。

那些孩子后來在社會各個崗位上工作，有的成了干部，有的成了普通工人，有的走上專業技術崗位。等到他們在某個會議、某條街道、某次探訪里重遇這位老人，下意識冒出來的稱呼，是“劉媽媽”。

這種稱呼，既有感情，也是一種認可。

她和劉志丹唯一長大成人的女兒劉力貞，也在這樣的家庭氛圍中長成。她繼承母親的堅韌，又有自己的一條路。

解放后，她考入中國醫科大學，畢業后成績優異，被選拔為研究生。按當時的條件，這已是一條很體面的道路。但她后來的選擇，更能看出她內心的那根弦。

20世紀60年代，陜西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災。省里決定組織醫療隊，赴米脂等災區巡回醫療。那時的劉力貞身體并不好，患過結核病，尚未完全康復。本可以以此為理由，留在條件相對好的地方工作，她卻堅持要求報名。

面對組織的考慮，她說了一句頗有分量的話：“我要去那兒，那兒有我千絲萬縷的根。我是劉志丹的女兒，是父親讓我這樣做的。”這句話里有明顯的個人情感，也有一份對父親的理解：為老區群眾做一點實事，是最自然不過的選擇。

到了陜北，她投入工作幾乎到了忘我的程度。幾十年前，她父親在這片土地上戰斗、犧牲；幾十年后，她以醫生的身份回到這里，為父老鄉親看病。當地老百姓一聽說是劉志丹的女兒回來了，紛紛趕來看望，有人從家里捧出不多的雞蛋，硬塞到她手里，說要給她補一補身體。她那時感動得眼圈發紅，這種情感，其實是老區百姓對烈士、對烈士后代的一種樸素回報。

她的人生命運中，還有一個小插曲頗值得一提。她原名叫“劉力真”，1980年陜西省人大第五次工作會議上，要補選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打印名單時，工作人員一時疏忽，把“真”字錯印成了“貞”。選舉結果出來，她高票當選。既然名字已經在正式文件上用了，她索性就把名字改成“劉力貞”，也算讓這次“誤打誤撞”成了個人履歷中的一件小趣事。

1980年代之后，她連續當選為第六屆、第七屆陜西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一直在陜西工作，把主要精力放在地方建設和民生事務上。她受母親影響頗深，始終保持淡泊的態度，曾說過一句話：“只想為人民做一些實在的事情，只要能減輕病人的痛苦，就是對自己的最大認可。”

1993年退休之后，她依然保持著簡樸的生活習慣。家里鋪著常見的水磨石地面，墻上掛著父親劉志丹的畫像，一張舊沙發、一張不大的書桌，布置可以用“簡單”來形容。對子女，她要求得很直白：“要做端正的、能自食其力的大寫的人。”這句看似平常的叮囑，其實就是她一生的行事準則。

母女兩代人，一位選擇在戰火中守護孩子，在建國后扎根幼教；一位選擇在醫療系統辛勤工作、在地方人大盡責履職。她們的共同點，在于對名利并不熱衷，卻對責任格外看重。

1999年5月4日，同桂榮在西安去世，享年94歲，一生跨越清末、民國、抗戰、解放戰爭直至新中國成立后的數十年。她走得安靜，卻留給很多人一段難以忘卻的記憶。

2014年，劉力貞去世。那時，她家中墻上的那張劉志丹遺像，仍在原處。這張照片，成了她留給后人的重要紀念，也默默見證了一家三代人的選擇。

回過頭看，同桂榮這一生，從陜北農村的“三秀子”，到“劉嫂子”“劉媽媽”，身份不斷變化，性格卻始終如一：樸實、堅韌、不張揚。她在最艱苦的歲月里，給無數孩子剪過鞋樣、縫過衣服、端過米湯，也在一間簡陋崗樓里，接生過那位后來被眾人稱作“毛嬌嬌”的小生命。

生命來來往往，歷史潮起潮落。對她來說，所謂“偉大”，并不是站在前臺，而是在寒風中多抱緊一個嬰兒，在危難時刻多為別人想一步，在漫長歲月里，把“為別人著想”當成習慣。正因為如此，“劉媽媽”這個稱呼，在很多人心里，顯得格外沉穩而踏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