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運某滴網絡貨運平臺虛開案會是另一個沈氏省心嗎？

編者按：2025年12月，國家稅務總局集中曝光的3起平臺企業涉稅違法案件中，陜西運某滴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案引發關注。官方披露的有限信息勾勒出空殼公司虛開的特征，但對于一家曾依法取得網絡貨運資質的平臺企業，其運營是否完全脫離真實業務，有待審慎審視。在兩高司法解釋限縮虛開犯罪、強調主客觀相統一原則的當下，運某滴案的司法定性走向，不僅關乎涉案企業及數百家下游受票企業的命運，更將對網絡貨運行業發展產生深遠影響。本文呼吁理性看待“開票經濟”，應審慎區分真實業務與違規操作，為新興業態留足規范發展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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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某滴案基本案情

2025年12月，陜西省稅務局曝光了運某滴公司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案。根據稅務部門披露的信息，該公司在2020年至2022年期間，接受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2028份，價稅合計13.04億元；對外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4411份，價稅合計18.55億元。2024年3月，西安市稅務局稽查局對其開具的發票定性為虛開，并將379戶下游受票企業線索移送相關稅務部門查處。公安機關已抓獲6名主要犯罪嫌疑人，案件目前已進入司法審判階段。需注意的是，官方披露的信息僅為稅務稽查與偵查階段的部分線索，并非法院最終認定的事實，不可避免地存在信息局限性。

稅局指出，運某滴公司的進項結構嚴重異常。以2021年為例，其從上游8家企業取得的1665份增值稅專用發票，價稅合計10.88億元均為“油票”，占當年全部進項稅額的比例接近100%。這一現象確實異于常規網絡貨運平臺的成本結構，但未必構成對業務真實性的根本否定。運某滴油票占比畸高，可能存在合理原因，物流行業存在個體司機掛靠經營模式，大量個體司機通過車隊統一對接平臺，成品油由平臺或車隊統一采購、統一開具發票，導致進項集中體現為油票。而路橋通行費、車輛維修費等其他進項，可能因個體司機未及時提供票據、平臺財務歸集不規范等原因未在賬面完整反映，而非業務中根本未發生此類成本。

在業務真實性認定上，稅局披露的合同無金額、信息不匹配、司機不知情等線索，同樣不足以完全否定運某滴的真實經營行為。首先，制式框架合同在網絡貨運行業較為常見，許多平臺為提高運營效率，會先與承運方簽訂框架協議，再根據實際運輸業務補充具體金額、路線、貨物等細節，僅憑合同未載明具體金額即認定業務虛假，有失偏頗。其次，部分司機表示從未聽說過該平臺，這一現象在行業掛靠經營中并不鮮見。個體司機往往掛靠在車隊名下，由車隊統一與平臺對接、統一結算費用，司機僅需知曉向其派活、發薪的人，對上游平臺名稱不知情，不能直接等同于平臺業務虛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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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某滴案與沈氏省心案的模式差異

運某滴案的曝光，難免讓人聯想到此前引發廣泛關注的浙江沈氏省心案。沈氏省心公司作為網絡貨運平臺，主要通過居間撮合貨主和車主開展業務，享受地方財政返還政策，涉案期間累計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18323份，稅額8.27億余元，其中部分業務屬于對真實運輸業務的“補票”。該案一審以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判處主犯十五年有期徒刑，二審在兩高涉稅司法解釋出臺后，改判為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主犯獲刑十年。改判的理由主要是，無證據證明平臺明知受票企業騙取稅款，亦無證據證明存在騙稅共謀，故不滿足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主觀要件，應定性為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

然而，沈氏省心案的二審改判雖體現了對虛開專票罪的限縮，但其將全部開票行為一刀切認定為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仍存在值得商榷之處。網絡貨運平臺的核心功能之一，就是為無法自行開具專用發票的個體司機等主體代開發票，沈氏省心案中明確存在部分真實運輸業務對應的開票行為，即便存在部分違規補票或管理不規范，也應區分真實業務部分與無真實業務部分分別評價。將全部開票行為籠統歸入非法出售罪，不僅否定了平臺的正常經營功能，也使得本應合法抵扣的下游企業因開票方被判刑而喪失抵扣權，有違稅收中性原則。

與沈氏省心案相比，運某滴案的進項結構異常更為突出，面臨的刑事風險確實更為嚴峻，但這并不意味著可以直接參照沈氏省心案的定性邏輯，將運某滴案簡單歸入空殼公司暴力虛開予以嚴懲。運某滴案同樣需要審慎區分真實業務與違規操作，若運某滴公司能夠舉證證明，其對外開具的部分發票對應真實的運輸業務，則此部分業務不應被納入虛開或非法出售進行評價。對于油票進項異常的問題，可主張其屬于在應納稅義務范圍內虛增進項以少繳自身稅款的行為，根據兩高司法解釋及相關典型案例的裁判規則，更宜以逃稅罪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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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看待“開票經濟”，為新興業態留足空間

運某滴案被曝光后，其背后的開票經濟再次成為熱議焦點。2026年1月28日召開的全國稅務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深入糾治違規招商引資涉稅問題和“開票經濟”，但這并不意味著開票經濟本身就是違法亂象，更不能將其妖魔化。開票是市場經濟活動的正常憑證，是企業合規納稅、抵扣稅款的基礎，過度否定開票行為，不利于網絡貨運等新興業態的健康發展。

需明確區分違規開票經濟與正常開票行為。被嚴厲整治的，是部分地方政府為完成經濟指標，以超比例財政返還、獎補等方式，吸引無實體、無人員、無真實業務的空殼企業落戶，通過虛開發票制造虛假繁榮的違規開票經濟。這種模式確實會造成財政空轉、稅收流失，破壞市場公平競爭，需予以糾治。但網絡貨運平臺基于真實業務開具發票、為個體司機代開發票的行為，是行業發展的必然需求，也是稅收征管的重要組成部分，不應被納入整治范圍，更不能因部分企業的違規行為，否定整個行業的正常開票需求。

網絡貨運作為新興業態，其發展過程中難免出現財務操作不規范、進項票據歸集困難等問題。個體司機作為運輸行業的重要參與者，大多無法自行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網絡貨運平臺的代開票功能，既解決了個體司機的開票難題，也保障了下游企業的合法抵扣權利，對促進物流行業規模化、規范化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若將“開票經濟”全盤妖魔化，導致平臺不敢正常代開票、企業不敢合規抵扣，反而可能倒逼部分業務轉入地下操作，加劇虛開亂象，不利于行業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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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風險提示與應對建議

從運某滴案的當前進展來看，涉案主犯面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量刑預期，案件目前仍處于法院審理階段、尚未作出生效判決，這為企業尋找轉機、依法辯護提供了寶貴空間。結合前文分析，運某滴案的關鍵在于能否否定“空殼公司”的定性，能否舉證真實業務的存在，進而爭取更輕的罪名定性甚至出罪。同時，被移送查處的379戶下游受票企業，亦可通過合法途徑維護自身權益。

對運某滴公司及涉案人員，建議全面梳理真實業務證據。企業應系統整理涉案期間的貨主委托合同、實際承運人信息、真實運單記錄，包括北斗導航軌跡、貨物交接憑證、運費支付憑證等，用以證明其確實開展了運輸業務撮合服務，并非以開票為實質的空轉平臺。即便部分業務存在資料不規范、信息不匹配等問題，亦可主張是行業操作慣例或財務歸集失誤，而非故意虛構業務。若確實存在通過油票抵扣降低自身稅負的行為，可主張其主觀目的在于少繳自身稅款，在應納稅義務范圍內虛抵進項稅額的行為更符合逃稅罪的特征。

對下游受票企業，建議立即開展全面自查。梳理與運某滴公司的交易合同、物流單據、資金流水、發票信息等，重點證明自身與運某滴存在真實業務往來，且對運某滴的違規行為不知情、無主觀故意。若能滿足《國家稅務總局關于納稅人善意取得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處理問題的通知》（國稅發〔2000〕187號）規定的條件，可主張善意取得發票，不予行政處罰，僅補繳稅款。若被稅務機關通知協查，應如實說明情況，積極提供真實業務證明材料，主動補繳稅款及滯納金，爭取稅務機關的從輕、減輕處罰。對于涉案金額較大、可能觸及刑事風險的企業，應及時委托專業稅務律師介入，評估法律風險，與稅務機關、司法機關溝通辯護意見，必要時提起行政復議或訴訟。此外，未來與網絡貨運平臺合作時，應核實平臺資質，審查其經營合規性，確保業務真實、資金流向清晰、發票與業務匹配，并完整保存合同、運單、軌跡、支付憑證等證據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