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系北京的老人——回憶晚年侯仁之

2003年侯仁之在梁啟超幕前

侯仁之先生是中國現代歷史地理學的奠基人，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北京大學教授。2013年10月22日侯先生在北京友誼醫院與世長辭，享年102歲。侯先生在歷史地理學理論、城市歷史地理學研究和沙漠歷史地理學研究方面都有很高的建樹，而他花費心血最多的是北京歷史地理的研究。在他晚年，由于體力和精力的限制，已不能遠行，也無法開展大型課題的研究，于是他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對北京城市發展的關懷上來，發表了多篇論文，提出了許多寶貴建議。

從蓮花池到后門橋

記得1998年元旦剛過，侯先生告訴我一個消息，北京市委邀請他在當年4月份給市領導講北京歷史。北京市委、市政府有一項制度，即定期請專家學者講課，以加強領導班子建設。侯先生接受了這個任務之后，就陷入了長時間的思考之中，在一段時間里幾乎每次去見他，他都要提及此事。他希望講課能有針對性，而不是泛泛而談，而且講課內容還要符合自己學科的研究特點，發揮自己的專長。

侯先生那時已是87歲高齡的老人，體力和精力都不如從前，但他從事研究時的那種專注精神卻一點兒也沒有改變。有一次他對我說，為了思考講課內容，他幾個晚上都沒有睡好。在2個多月的時間里，他始終在考慮如何講好這一課。侯先生很注重講課的針對性，希望能通過講課解決一兩個實際問題。他從水系與城市發展的關系想到了河湖水系的整治，他要從北京河湖水系變遷的角度來講解北京城市發展的歷史，同時提出北京河湖水系治理中存在的問題。

侯先生對北京歷史地理的研究正是從河湖水系研究開始的。他認為，北京城的前身是薊城，薊城選址于蓮花河水系，蓮花池是它的水源。到了忽必烈建立元朝，興建大都城的時候，蓮花河水系已不復使用，于是新城改址于高梁河水系，從而解決了城市水源問題。大都城的中軸線沿海子東岸設置，正好穿過后門橋，即元代的大寧橋。元朝在開鑿通惠河后，在大寧橋設置澄清閘，它是元大都城內海子出水口的閘涵，也是北京中軸線上的一個標志。蓮花池和后門橋是北京城發展的重要標志點，當時尚未治理。蓮花池已成為傾倒垃圾的大沙坑，后門橋下的河道也被填死，兩側河道里建起了房屋。侯先生想要通過講座提請市領導關注這兩個結點，改變混亂的現狀。

為了能準確掌握現存問題，侯先生提出要進行實地調查，于是付諸行動，我有幸參加了其中的一次調查。這次調查是在市文物研究所王武玉先生的幫助下實現的，先后調查了金中都魚藻池遺址、菜市口和后門橋。那時的后門橋兩邊石欄桿外側豎起兩塊巨大的尋呼機廣告牌，用來遮擋兩側河道中建起的雜亂無章的房屋。見此情景，侯先生十分感慨，他走到廣告牌的側面，查看被廣告牌遮擋的房屋。他提出要向當地人了解情況，這時在橋頭走過來一位老人，侯先生迎上去和老人攀談起來，拿出筆記本和筆，時而記錄著。老人76歲了，對當地的變遷很了解，也知道侯先生。兩位老人站在古老的石橋上，談論起橋的未來。

后來，在給市政府的講課中，侯先生通過水系的變化以及后門橋與城市中軸線關系的解說，巧妙地講出了北京城市的歷史，同時也提出有待改進的問題。他建議恢復蓮花池，整治后門橋周邊環境，實現橋下通水。北京市領導對侯先生的意見十分重視，立即在蓮花池和后門橋召開現場辦公會，限期整治。2年后，蓮花池畔柳青岸綠，后門橋下水流暢通，侯先生的講座收到了實效。他的講座內容后來以《從蓮花池到后門橋》的題目發表出來，成為他晚年的重要文章之一。

那時北京舊城正在進行大規模的舊城改造，由于一些施工單位對文物保護不夠重視，致使考古工作者疲于奔命，常常處于被動。侯先生作為北京文物保護委員會的主任，在講課時沒有忘記為這些文物工作者說話。他在講課的最后說：“附帶地提一個意見，……特別是文物工作者、考古工作者，盡心竭力，想通過地下的發現更好地了解這個城市在過去建設上所取得的成就。現在，工程往往進行得很緊張，文物考古工作者常常反映，來不及做更詳細的考察研究，我也希望替考古工作者做一個呼吁。”這在當時是很少有的聲音，反映了侯先生對文物保護的關心。

海淀鎮與北京城

在北京市政府的講課之后，又有一件事牽動了侯先生的思緒，這就是海淀鎮的改造。侯仁之先生對海淀有很深的感情，視海淀為故鄉。從1932年他來燕京大學讀書起直到去世，他在海淀生活了70年，期間只有短暫的離開。他對海淀一往情深，為之付出許多感情和精力，即使到晚年，海淀的變化仍時時引起他的關注。

1998年，有人向海淀區政府提出建議，利用中關村的品牌效益，將海淀古鎮改造成為中關村西區。1999年，中關村西區建設受到市區兩級政府的高度重視，拆遷改造工程隨之上馬，這件事深深地觸動了侯先生。侯先生對海淀有著很深的感情，始終關心著海淀的規劃建設，曾多次為海淀規劃建設提出建議，如保護作為清代御路的海淀斜街就是他的建議之一。如今眼見海淀這座千年古鎮就要消失了，自然依依不舍。那段時間他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縈繞于心頭的幾乎都是海淀。有一次我同他談起海淀鎮的改造，他說：“我們能做些什么呢？”他想到了從自己專業角度提出建議。侯先生不論是提建議還是發呼吁，總是堅持一條原則，即它必須是自己研究領域內的事情，一件事如果超出自己的研究領域就沒有發言權了。他想到了海淀的環境建設和歷史承傳，希望海淀鎮上獨具特色的自然景觀能夠在西區建設中得到繼承和發展，期盼海淀歷史的精神承傳，不要讓它在改造中消失。思考成熟之后，他決定寫一篇文章，對海淀的未來發展提出自己的意見。

寫作過程中他沒有忘記實地調查，他想了解海淀的環境現狀和存在的問題，以便有針對性地提出問題。他那時因腿痛行動不便，于是也征求我的意見，了解海淀現狀。后來在海淀鄉領導的協助下，他對海淀及海淀周邊進行了調查。年底，他寫成了《海淀鎮與北京城——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地理關系與文化發展》一文，從歷史地理的角度全面論述了海淀鎮的發展歷程，希望今后的海淀仍能保存住“精神的家園”。這是侯先生晚年撰寫的一篇重要文章，文章寫好后，未及發表，他即寄給市領導汪光燾和林文漪，足見他對海淀未來發展的重視。我為文章畫了10幅插圖，畫圖過程中不斷和他討論，以使圖的表達符合文意。

侯仁之在北京規劃展覽館觀看北京小平原模型

侯先生在2000年2月1日給林文漪寫了一封信：

頃與助手岳升陽合作完成了《海淀鎮與北京城》一文，文字部分由我執筆，早在一個多月前已脫稿，只是研究附圖及繪圖，最近才完成。該稿已送《北京規劃建設》雙月刊，即便得以發表，也是兩三個月以后的事了。現將該文復印稿一份送上，或許您有興趣一閱。另有一份已送汪光燾副市長。

我初到海淀就讀于燕京大學，院系調整后轉為北大，前后已是六十七八年時間，視海淀為故鄉，現在看到它迅速發展的前景，極望在生態環境上也能大有改善。

從這封短信中可以感受到侯先生對海淀的感情，他早已把海淀當做自己的第二故鄉，海淀的變化時刻牽動著他的心，面對即將消失的千年古鎮，他所能做的是從自己專業的角度提出補救建議。

《海淀鎮與北京城》一文得到海淀區領導的重視，2001年春節前夕，海淀區政協主席王珍明先生要來看望侯先生，感謝他對海淀區工作的支持。席間我向王主席提出對海淀古鎮進行調查的建議，侯先生馬上給予支持，認為這件事很必要。王主席當即決定由區政協負責開展這項工作。春節之后這項工作就正式啟動了。這是一次多方位的調查，區政協文史委負責口述史料的收集，區廣播局負責街道景觀的攝像，區文物管理所負責收集拆遷中出現的文物，我則組織北大考古文博學院和清華建筑學院的15名研究生分成5組進行老建筑調查。隨后我又約了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的夏正楷老師和徐海鵬老師，進行海淀鎮的古環境調研。我常向侯先生匯報調查進展，也常得到他的鼓勵。這次調查為海淀古鎮留下了大量珍貴資料。

不待揚鞭自奮蹄

侯仁之先生在他的晚年仍然惦記著北京城的發展，希望用余熱為北京的建設盡一份力。他關心北京的發展建設，不但先后撰寫了多篇有關北京歷史地理和北京發展建設的文章，而且多次參加有關北京文化遺產保護的會議，不辭辛勞地接受記者采訪，宣傳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的重要意義。他時時關心著圓明園遺址、什剎海歷史風貌保護區和北京的河湖水系，關心著他所生活工作的燕園，希望這些地方能夠得到很好的保護和利用。他在晚年患上了腿痛病，走路有些困難，但在他尚能走動的時候，仍進行了多次野外考察，北京舊城、海淀、西山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跡。

1999年侯仁之與岳升陽在圓明園文淵閣遺址前

1999年，侯先生在撰寫《海淀鎮與北京城》期間，專門對圓明園遺址進行了實地調查。他在《海淀鎮與北京城》一文中呼吁保護圓明園。他認為圓明園“福海”以西部分，是全園最初興建也是最有重要意義的部分，這里的破壞狀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他提出圓明園西部的整治“應‘以水為綱，以木為本’，只需恢復其河湖水系，清理并保存其尚能確定的建筑遺址，因地制宜，加以綠化，并一一設法加以說明，就足以為人民群眾提供一處可以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基地”。2000年，北京市規劃院完成了圓明園遺址保護規劃，負責此項任務的市規劃院領導拿著規劃圖登門拜訪侯先生，征求侯先生的意見。侯先生聽了規劃的介紹后，稱贊規劃做得好，他提出圓明園西部是圓明園的主體，應該修繕開放。他再次表達了圓明園西部遺址整治的思路，即遺址的修繕不必大改大建，只要對山形水系做一些整治，疏浚河道，實現水清岸綠就可以了。他的圓明園治理思路對今天的圓明園遺址公園建設來說，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2000年，在侯先生90歲生日即將來臨的時候，聽說有臺灣學者要來拜訪，請他講北京城。他為此克服身體的不適，花費了兩個月的時間，專門為臺灣學者準備了講解北京城的報告。那次報告會十分成功，得到臺灣學者的熱烈反響，并開啟了兩岸學者對大學校園建設研究的興趣。在臺灣大學圖書館林光美副館長的積極推動下，由此形成大學校園研究的年會，輪流在兩岸舉行，至今已舉辦了12屆，為兩岸的文化交流做出了貢獻。

侯先生長期關心什剎海的建設，曾積極倡導編修《什剎海志》。在侯先生的積極支持下，《什剎海志》在2004年得以出版，他為該《志》撰寫了序言，并向國外介紹該書。這一年，他還應邀為東城區出版的《東華圖志》一書撰寫了序言，贊揚東城區所做的這項工作。

后門橋環境改造之后，北京市在后門橋下的河道與什剎海相接的河口處修建了一座橋，以便連接起什剎海環湖道路。橋建好了要有個名字，時任副市長的汪光燾先生請侯先生命名并題字，侯先生于是冥思苦想，并向大家征求意見。一天他對我說，他想好了一個名字，就叫“金錠橋”。中國人有金銀并稱的習慣，什剎海上原有一座銀錠橋，此處叫金錠橋，正好相互呼應。過了幾天，他又高興地說，他征求了徐蘋芳先生的意見，徐先生說名字起得非常好。他于是給汪副市長寫了封信，說明命名“金錠橋”的理由，并申明自己的字寫得不好，希望能請書法家題字。沒過多久，汪先生竟然親自登門，拿來了侯先生題寫的“金錠橋”橋欄板設計圖樣，請侯先生簽名蓋章。原來，他把侯先生信里的“金錠橋”三字摘出來，設計成圖樣，侯先生只好從命。

1995年，侯先生為當時的宣武區撰寫了《北京建城記》，開篇即說：“北京建城之始，其名曰薊。”他認為北京城的源頭是西周初年分封的薊，而不是封于房山琉璃河的燕。然而當時的宣武區宣傳部領導為了迎合市里的宣傳口徑，將這句話改為：“北京地區建城，始于燕與薊。”侯先生對這樣的改動很不滿意。2002年原宣武區準備重刻該碑，將碑文抄錄給侯先生過目，侯先生又將這句話改回原樣，并特意強調：“燕在薊之西南約百里。”他認為這座薊城百里之外的燕，無論如何不能當做北京城的起源地。2003年北京市紀念建都850年，他又應邀撰寫了《建都記》，以金遷都燕京，建立中都，為北京建都之始。《建都記》紀念闕矗立于《建城記》碑南不遠的地方，成為《建城記》的姊妹篇。2005年，宣南博物館開館，他又為宣南博物館題詞：“宣南史跡，源遠流長。周封薊城，金建中都。古都北京，始于斯地。”表達了對北京建城之始和建都之始的觀點。

他也關注著北京植物園的建設。2003年他曾兩次帶學生考察植物園。在考察園內的梁啟超墓時，他坐在墓前的臺階上，給同學們講述了70年前帶領燕大附中學生拜訪梁啟超墓的情景。他看到植物園修復了一段清代引水石渠十分高興，于是坐在水渠的石槽上，打開地圖，向學生們介紹石渠的歷史以及60多年前他調查石渠的故事。1936年，侯先生在燕京大學讀書時，就曾來此調查石渠。他那時坐在此地的石渠上，聽四王府老人李二講述有關石渠的前朝故事。他感慨石渠的命運，希望這些石渠遺址能得到妥善保護。

侯先生為北京的城市規劃做出了重要貢獻，在他的晚年仍然關心著北京的發展。2004年，北京規劃展覽館落成，他兩次前往參觀。北京展覽館根據他的思想特意制作了北京小平原的銅質模型，侯先生來到模型前，興致勃勃地給前來參觀的市領導和友人講述北京城起源的地理環境。

有許多次他忍著腿痛，親自帶著來訪的客人或青年學生游覽燕園。每當他走到燕園西門內的方池時，總會引用朱熹的《觀書有感》詩：“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云影共徘徊，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他把教育看做是決定人生命運、國家和民族命運的源頭活水。他總希望燕園能恢復昔日的水源，從西門南面引萬泉河水入校園，他不止一次將這一愿望寫入文章，而且還向學校提出建議。為此他調查了燕園現有的引水狀況，也考察了校園外面的萬泉河。

在侯先生因病住進醫院之前，他一直堅持著做研究工作。他有一個習慣，每天凌晨4點半起床，看書、寫作和鍛煉。他喜歡在清晨寫作和思考問題，每當需要我幫忙時就會給我打來電話。我沒有他起得早，所以他怕影響我休息，總要等到早晨6點才給我來電話。以至于每當早上6點電話響了，我就想到一定是侯先生打來的。

侯先生的勤奮精神貫穿一生，從不懈怠，年紀大了就更加珍惜時間。在他的案頭擺放著一尊牛的塑像，牛頭沖著書桌的主人。有一次我問到這只牛的來歷，他卻脫口而出：“老牛自知黃昏晚，不待揚鞭自奮蹄。”他更在意的是老牛的精神，這是他的座右銘，也是他晚年心境的真實寫照。侯仁之先生正是以不待揚鞭自奮蹄的精神度過了他的晚年，他懷著這樣的精神為北京的發展嘔心瀝血，付出自己的余熱。

* 本文選自《北京觀察》2013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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