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六縱司令部參謀武英問廖運周：你既然要起義，為何還要猛打我們

1947年8月的一個傍晚，汝河岸邊悶熱得讓人透不過氣來。河水并不寬，卻像一道生與死的分界線。一邊是急著南渡的大部隊，一邊是火力兇猛的整編85師。就在這樣的背景下，一段后來在戰爭回憶中反復被提起的緣分，悄悄埋下了伏筆——六縱和第110師，先在汝河上對峙，之后又在雙堆集“擦肩而過”，最后演成了一場震動徐蚌戰場的戰場起義。

多年以后，已經是解放軍將領的廖運周，再次見到當年的六縱參謀武英，兩人閑談間提起了當年的槍炮聲。武英忍不住問了那句讓他心里憋了很久的話：“你既然要起義，為何還要猛打我們？”廖運周只是苦笑，搖頭，說了四個字：“身不由己。”這四個字背后，牽出的是一整條復雜的時間線，一段在敵營潛伏二十年的心路，以及一次關系到整個黃維兵團命運的抉擇。

一

把時間往后推一年多，到1948年11月25日深夜，淮海戰役已經打到白熱化。黃維的第十二兵團四個軍十二萬人，被中原野戰軍圍在雙堆集一帶，成了一鍋難以脫身的“夾心餅”。當天晚上，中野六縱剛剛打退了黃維兵團18軍的一次猛攻，防線頂住了，可壓力并沒有減輕。

就在這時，一個身穿國民黨軍裝的人，在黑夜中摸到了六縱指揮部門口。警衛一看是“敵軍軍官”，氣氛瞬間緊張起來，多一秒都覺得危險。帶人進來的，是六縱司令部的作戰參謀武英，他知道對方底細，趕緊壓低聲音說明身份——來人是第110師的地下工作者楊振海。

身份剛一確認，話題就直奔核心。楊振海從懷里掏出地圖，壓在桌上，指著上面幾個標記清楚的缺口位置，小聲說了一句：“黃維要跑了?！边@一句話，把夜色徹底拽緊起來。

原來，蔣介石一開始是讓黃維兵團固守雙堆集，等外線友軍解圍。在南京的算盤里，黃維兵團裝備最好，戰斗力最強，只要能守住幾天，拖住劉鄧大軍，戰局就可能再有轉機。黃維接到這個命令后，也確實按“死守”來做部署，18軍圍著雙堆集周邊十幾個村子布防，把85軍壓在外圍防線。

誰想到，沒撐到第二天，蔣介石就又改變主意。他擔心黃維被殲，會影響徐蚌戰場的整體軍心，于是又下令兵團向雙堆集東南方向突圍。命令一到，黃維嘴上不說，心里其實頗有怨氣，覺得這是拿部隊當賭注。但將令如山，他只能硬著頭皮準備突圍，把原本準備固守的部隊重新調整。

就在這一輪緊張部署當中，85軍所轄的第110師，也被劃歸兵團部直接指揮。表面看，是為了防止85軍搞小動作，實則也是黃維慣用的“防范非嫡系”的做法。黃維兵團下轄的18軍、10軍、14軍，大多與“土木系”關系密切，屬于自己人。85軍則背景復雜，出身“雜牌”，他本就不放心。

突圍計劃中，黃維打算集中四個裝備較好的師當先頭部隊，硬鑿中野的防線。第110師，正是其中一支。這在兵團內部看，是極大的信任；可在地下黨眼里，卻成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二

黃維兵團的突圍時間定在1948年11月27日上午。根據楊振海帶來的情報，可以預見到那會兒的場景：四個師在一條并不寬的通道上，壓著隊形猛沖，只要有一點突破，數萬人的洪流就要傾瀉而出。對于防守的一方來說，這種壓力可想而知。當時，中野六縱圍困黃維兵團的包圍圈，并不算厚實，一旦讓四個整建制師硬沖出來，后果難料。

也就在這個關頭，第110師師長廖運周，做出了決定——趁突圍之機戰場起義。

廖運周不是臨時起意。他早在抗戰時期就已經在部隊內布置了不少力量。1927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過南昌起義；后來受組織安排潛伏敵營，從事兵運工作，一干就是近二十年。這樣的人，在國民黨隊伍里的存在，本身就說明了他身上的那種“夾縫身份”。

第110師的前身，是馮玉祥部隊的一部分——抗日同盟軍第二師。后來被閻錫山拉攏，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獨立第46旅，抗戰爆發后又被調往河南洛陽，整編為第110師，歸屬于第13軍。那時候，第13軍是湯恩伯的嫡系，他在部隊里搞過一輪清洗，想把自己不放心的人排除出去。

不過，軍隊的多次改編、調防，也給了廖運周機會。他憑借著軍校出身和作戰能力，一路從團長、旅長，做到師長。表面上是“老國軍”，實際上，他在悄悄把更多有黨組織背景的人安插到110師各個關鍵崗位。等到抗戰結束，解放戰爭打響以后，晉冀魯豫中央局成立了國軍工作部，開始系統地爭取國民黨軍中的有利力量。那時，廖運周已經與地下黨組織恢復聯系。

早在1946年底，黨組織就曾籌劃過一次110師在豫北地區的起義，只是計劃還沒來得及實施，蔣介石突然命令85軍調往徐州，這一變動打亂了原來的安排。中央隨即指示，今后110師的任務，重點是“在解放軍接應的必要條件下舉行起義，在此之前，要以收集情報為主”。正是這條指示，讓1948年的雙堆集之夜，有了逆轉的可能。

到了淮海戰役階段，廖運周手里的110師，已經基本被地下黨力量掌握。除了一個328團被吳紹周直接控制，師里另外兩個團，都在地下黨員手中。廖運周還編織了一整套情報網絡——有在師部工作的，有在后勤連隊的，還有打著“地方聯系”名義的聯絡點，層層嵌套，為一旦起義做好準備。

楊振海的出現，就是這張隱秘網絡中的一環。他作為偵察連長，既方便出入，又有軍事素養，不容易被懷疑。當他把黃維突圍的時間、方向、隊形，結合地圖一一說明的時候，六縱指揮部才意識到，這個“對手”，其實已經一只腳站在自己這邊。

三

掌握情報是一回事，怎么用，又是另一回事。六縱司令員王近山聽完楊振海的匯報，很快意識到，要想既打亂黃維突圍，又保證110師順利起義，就不能只靠硬打。于是，他讓武英帶著六縱的意見，再去一趟第110師。

那次見面，算是戰場上的“暗線會談”。聯絡方式很簡短，時間掐得很緊，雙方都清楚，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設想。六縱給出的一條關鍵建議是：“突圍時，最好分批行動，110師走在最前面?！边@幾乎決定了之后許多事情的走向。

廖運周拿著這條建議，轉頭就去向黃維“獻策”。他說，四個師同時突圍，隊形一旦被打亂，很可能前堵后擠，傷亡巨大；不如讓110師先打頭陣，試探一下中野的火力部署，一旦不順利，后面三個師還有余力，可以改換方向再找突破口。說到“保存實力”的時候，他刻意用的是兵團司令最聽得進去的邏輯。

黃維聽得十分順耳。他本來就擔心一次全線突擊會打成一鍋粥，現在有人幫他找到了一個看似穩妥的方案。更何況，廖運周是他的黃埔同學，人情上信得過，履歷上也講得出故事。他一高興，當場拍著廖運周的肩膀說：“你要什么就給什么，坦克、榴彈炮，盡管提?！边@一句話，讓110師手里突然多了幾樣在當時很吃香的“硬家伙”。

有意思的是，就在這些武器裝備調撥的時候，沒人想到，它們很快就會扭頭對著黃維自己。突圍那天，110師打著“先頭部隊”的名義，當先一步沖出陣地。隊形一拉開，廖運周迅速把部隊掉頭，向著預定起義區域運動，擺脫兵團直屬指揮，在戰火中完成了立場的公開轉換。

等110師過去，中野部隊立刻封住了缺口。黃維兵團原本準備突出的另外三個師，接連在激戰中折損，突圍行動遭到重創。戰后回顧淮海戰役的人，都提到過這一幕：一個合適的時間節點，一個掌握關鍵兵力的起義師，對整個戰局產生了出人意料的影響。

據后來的人回憶，當黃維從各種零碎消息里拼湊出“110師起義”的真相時，整個人怔了半晌，竟說不出話來。對他來說，這不僅是戰術上的失敗，更像是對信任判斷的一記重擊。

一九五五年九月，廖運周被授予少將軍銜。也就在那之后，他關于自己軍旅生涯的過往，才被更多人一點點拼接起來。

四

從另一個角度看，110師的起義，并不是從1948年的雙堆集才開始醞釀，而是從二十年前廖運周被安排潛伏，就已經在歷史進程中悄悄寫下了伏筆。有人說，他這一生像是在兩條路之間走鋼絲，一邊是國民黨軍官的日常，一邊是地下黨員的使命。走得太偏，前功盡棄；走得不穩，隨時掉下去粉身碎骨。

在110師內部，地下黨力量的成長并不能公開大談，只能通過調職、任命、考察這些細小環節來體現。有些軍官表面上只是在后勤位置“打雜”，實際卻掌握著情報傳遞線路；有些連隊骨干，看上去只是“作風硬、戰斗狠”，背后卻與黨組織有著密切聯系。起義之所以能在戰場上順利發生，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這些看似普通的小人物。

等到起義成功，110師并入解放軍序列后，許多隱蔽多年的身份終于可以拿到臺面上來講。那時，六縱部隊中，有不少人聽到110師出身，才找回了自己的另一段記憶——汝河北岸那一批沒有過河的傷員。

這一段經歷，是很多參加過大別山行動的干部，后來提起還會沉默片刻的話題。

五

再把時間撥回1947年8月。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是解放戰爭中公認極為兇險的一個戰略動作。為了阻擊這支部隊順利渡河，蔣介石沿途抽調了幾十個旅，像收緊的網一樣圍追堵截。汝河之戰，就發生在這樣的背景下。

8月24日晚，劉鄧部隊抵達汝河邊。河對岸，整編85師已經占據了有利地形，火力點布得頗為密集。只要有人在河面暴露片刻，就會成為目標。河這邊的大軍還在集結，后面追兵卻已逼近，時間被壓縮得幾乎沒有余地。

劉鄧下了死命令，各部隊必須不惜代價打過去。擔任先頭的是一縱、二縱、三縱，六縱負責殿后，掩護中原局及野戰軍直屬機關過河。這種情況下，誰都明白，殿后的部隊要承受什么。前沿指揮員傳達給戰士的命令簡單直接——刺刀上膛，手榴彈擰開，搶時間，搶灘頭陣地，見敵就打，不給對方留下穩定陣腳的機會。

六縱的任務尤其艱難。一路突擊，一路阻敵，沒有時間精細處理傷員，也無法照顧掉隊人員。任何停頓，都可能換來全盤被包抄的結果。為了保護常委機關和主力部隊，六縱的付出，在后來的戰例分析中，被反復提及。

那時，六縱第16旅擔負著直接護送劉鄧首長的任務。旅長尤太忠命令46團殿后。六縱政委杜義德給46團下達了一句很重的話：“如果最后打到過不了汝河，就地分散打游擊，或者設法返回魯西南?！睆囊粋€老紅軍政工干部口里說出這樣一條指示，其實已經表明了當時形勢緊逼到什么程度。

46團沖過汝河之后，尤太忠下達炸毀浮橋的命令。岸上還有一批重傷員和掉隊戰士沒來得及過河，兩邊的人隔著河面相望，有話喊出口，卻誰都明白結果已經注定。有人站在南岸，只能高聲喊：“同志們，你們好好養傷?！痹谀欠N背景下，這樣一句話聽起來很輕，可在當事人心里，分量卻極重。

處理傷員的一些細節，后來在十六旅會計趙歧賢的回憶中，被點點滴滴記錄下來。他說，絕大多數戰士選擇留下來時，沒有鬧，沒有吵，只是沉默；也有年輕人堅持要跟著大部隊走，一邊哭一邊央求。負責執行命令的人，并不是鐵石心腸，也有人在處理完傷員后躲起來抹眼淚。可從軍事角度看，當時不這樣做，就有可能讓整個大別山行動陷入絕境。

那些能夠被帶到大別山的輕傷員，有一部分被安置在老鄉家里，其中又有不少后來遭到地方土頑、保安隊等敵對勢力的殺害。能活下來的人，終究只是其中極少一部分。

六

在汝河北岸負責阻擊的，是整編85師的一部分兵力，其中就包括第110師。那時候，雙方站在河兩岸，槍口指向對方，誰也看不到一年多之后的雙堆集，也想不到再見面時，兩邊的身份已經完全改變。

有意思的是，六縱參謀武英本人，并沒有直接參加汝河那一戰，而是在后方養傷。但他對那場戰斗的細節聽得太多，對留下北岸的那批傷員，一直放在心上。等到后來有機會和曾經在對岸的110師師長廖運周面對面，他自然要問一句：“你們那時，為什么打得那樣緊？既然已經在考慮起義，怎么還不給我們留一點余地？”

這一問，是從解放軍角度出發的本能疑惑。畢竟在許多官兵記憶里，對岸的火力強度，的確給過河部隊造成了極大壓力。

廖運周當時的回答，并沒有回避。他說，在汝河阻擊戰期間，他召集手下幾個團長，曾經特別交代過：“要靈活一點，共軍打到哪個村，你們就后撤哪個村?！边@話聽起來像是在教人“保存實力”，但細細咂摸，又像是在為對岸打開一條模糊的縫隙。

據說，當時在場的幾個團長，有的人一開始還不大明白，覺得師長是不是太“惜兵”。廖運周又補了一句：“他們現在是殺紅了眼，不要命往前沖，我們把槍往天上打，別跟人家硬碰硬。”在國民黨軍隊里面，“保存有生力量”是老話，很多將領掛在嘴邊。但放到當時那個具體情境里，這句話還有另外一層意思——不要卡死這條渡河通道。

在許多后來才翻出來的細節中可以看到，汝河阻擊戰中，110師確實接收了一部分中野的掉隊傷員和未能過河的戰士。有些人被隱蔽安置在后方連隊，有些通過地方關系暫時藏了起來，避免在第一時間落入敵占區地方武裝之手。這樣的操作，很容易被上級視為“有問題”，但在當時的85軍體系里，出于怕損兵折將的考量，對這類情況往往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戰斗結束后，85軍軍長吳紹周還是找到廖運周，提了一句：“你是不是有意放走了共軍？”這句問話其實已經帶了明白人的味道。廖運周給出的回答，也算是“中規中矩”：“要我死頂也能頂住，可打到最后，110旅就全打光了，對85師也沒什么好處?！苯M織語言時，他刻意用的是“本師、本軍利益”的說法，既符合國民黨內部話語習慣，又能讓自己的真正動機藏在這一層理由后面。

吳紹周聽完，沒有繼續追問。這種“心領神會”的表態，某種程度上構成了后來許多歷史問題討論時繞不開的一層灰色地帶：很多事情當場沒說破，但內心有數的人并不算少。

七

時隔多年，當武英再回頭想起這些情節時，腦子里其實裝著兩幅畫面。一幅是1947年汝河岸邊的夜色與爆炸點，一幅是1948年雙堆集戰場上的火光與陣地。第110師從對岸的阻擊者，變成黃維兵團突圍隊伍中的先頭師，再到戰場上徹底倒向解放軍，這中間隔著的，是戰局的演進，也是個人命運的選擇。

從劉鄧大軍躍進大別山，到淮海戰役圍殲黃維兵團，時間線看著不算太長，前后也就一年多。但這段時間里，國民黨軍內部的動搖、分化和重新站隊，卻密集地集中在這一帶地區。第110師只是眾多部隊中比較典型的一個，在它身上，許多隱藏的線索被放大，變得清晰。

不少資料提到，廖運周在敵營潛伏近二十年，這本身就是個容易被忽視卻極其關鍵的事實。長期潛伏必然伴隨風險，也意味著有很多時候只能以“身不由己”的方式出現，表面上必須跟著大部隊作戰，實際上又要盡量想辦法減少對解放軍的打擊力度，同時保護好自己掌握的力量和地下黨的骨干。這種狀態，很難用簡單的是非來評判。

試想一下，在汝河那樣的戰場上，對岸就是自己真正認同的一方，可手里的軍隊還編在國民黨序列，任何明顯的“手軟”，都可能換來監視、調離甚至殺身之禍。于是，只能在火力強度、后撤節奏、接收俘虜和傷員的安排里，做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動作。等到時機成熟，再通過一場戰場級別的起義，從根本上改變身份。

也正因為如此，當武英問出“既然要起義，為何還要猛打我們”這句話時，廖運周只回答“身不由己”，并沒有再展開解釋。很多細枝末節，戰后即便說出來，也未必能完全說明白。當事人在當年的環境下作出的選擇，有一部分只能留在他們自己的記憶里。

八

從宏觀戰局來看，第110師的起義，對黃維兵團的命運是一個關鍵拐點。突圍行動失敗后，淮海戰役的天平迅速傾斜，華東野戰軍和中原野戰軍得以集中更多力量，圍殲被割裂包圍的敵軍。黃維兵團被殲，對整個國民黨軍在徐蚌戰場的信心，是一次沉重打擊。

與這些宏大敘述并列的，是許多細小的個人故事。那些在汝河南岸沒能過河的六縱傷員中，有人后來被110師悄悄收容，有人轉到別的部隊，有的則永遠留在了陌生的鄉間。戰后有少數人回來作證，說起當年被“敵軍部隊”救下、藏在隊伍里的情景，對于他們來說，這種經歷有點像命運開的玩笑——本以為是生死一線，結果卻被安排到一支未來會整體起義的部隊中。

不得不說，在那段戰火連年的歲月里，許多事情本身就帶著復雜的層次。表面上，是敵我分明的戰斗；稍往里看，則是各方勢力在同一片土地上反復博弈；再往深處，是一些具體的人，如何在大局之間尋找那一點點能夠掌握的主動權。

武英、廖運周、楊振海，這些名字在更宏大的歷史敘述中，并不總是處于顯眼位置。可一旦把汝河之戰、汝河北岸傷員、雙堆集突圍、110師起義這些節點連起來看，就會發現，他們之間那句看似簡單的問答——“既然要起義，為何還要猛打我們？”“身不由己?！薄鋵嵃涯嵌螝v史的復雜與無奈，壓縮在短短幾字之中。

九

1949年前后，戰事走勢已經很難逆轉。許多曾經站在國民黨一方的人，在這段時間陸續做出新的選擇。從檔案、回憶錄和口述資料中可以看到，有的人是出于對現實形勢的判斷，有的人則是把多年壓抑的真實立場公開。有的起義部隊，是在完全被動的包圍中臨時變向；也有的像110師這樣，背后有長期的組織工作和隱蔽布局。

1955年授銜時，許多原國民黨將領出身的解放軍將領，拿到軍銜證書的那一刻，難免會想起自己之前漫長的那一段曲折經歷。廖運周被授予少將軍銜，算是對他多年兵運工作的一個集中肯定。與那些一路在紅軍、八路軍解放軍序列中成長起來的將領相比，他走的是另一條更為隱秘的路，但最終走到的終點，卻指向同一個方向。

回看整個淮海戰役，黃維兵團的覆滅、雙堆集戰場的變化，常常被放在戰役級的分析中反復論證?？扇绻宴R頭適當拉近，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情節——汝河岸邊的浮橋，北岸那一群沒能過河的傷員，對岸110師火力的“彈性”，戰場起義時坦克和榴彈炮的掉頭——就會變得格外鮮明。相較于抽象的“戰役勝負”，這些畫面更能讓人理解，歷史并不是單一線條，而是被無數交織的行動、決策和隱秘選擇共同編織出來的。

在那樣的時代，一句“身不由己”，既是解釋，也是無奈。它背后既包括對組織長期安排的服從，也包含個人在戰火中對生死、立場和責任的衡量。無論站在哪一邊，這樣的處境，都不輕松。正因如此，當這些故事在幾十年后被慢慢整理出來時，人們才得以從更多角度去理解，那一段硝煙里并不簡單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