凈增45%是假象？贛州銀行董事長疑涉腐被查，20張罰單撕開行傷疤

2026年開春，江西地方金融圈再起波瀾，贛州市屬法人銀行贛州銀行黨委書記、董事長徐松疑似在任被查的消息持續發酵，盡管官方尚未發布正式通報，但這場突如其來的人事風波，早已撕開這家城商行表面光鮮的業績面紗，暴露出其治理失序、內控失守、風險暗藏的深層病灶。作為從國有大行空降的“專家型”金融高管，徐松執掌贛州銀行四年多來，看似亮眼的經營數據背后，是屢罰屢犯的合規亂象、懸而未決的資產風險、形同虛設的內控體系，如今掌舵人突遭變故，不僅讓銀行陷入經營與聲譽雙重危機，更給地方城商行的規范化發展敲響警鐘。

徐松的職業履歷曾被視為地方金融高管的“范本”，深耕國有大行系統二十余年，從基層支行管理崗一路晉升至建行南昌分行黨委書記、行長，邁入正處級干部序列，2021年的職業轉折更顯突兀。當年4月他調任建行江西省分行住房金融業務部總經理，僅四個月便閃電離職，空降贛州銀行出任黨委書記并提名為董事長人選，2022年3月正式獲監管核準。這場快速的職務變動，在當時被外界解讀為贛州銀行引入大行管理經驗、推動轉型發展的重要舉措，卻也為后續的治理隱患埋下伏筆。作為兼具黨委會與董事會決策權的“一把手”，徐松集多重權力于一身，內部制衡機制逐漸弱化，為違規操作與風險滋生提供了空間。

執掌贛州銀行期間，徐松對外主推普惠、綠色、科技金融三大戰略，2025年交出的業績報表看似亮眼：全年凈利潤10.06億元，同比增長45%，普惠小微貸款、科技貸款均實現雙位數增長，不良貸款率降至1.59%。但這份光鮮數據的背后，是靠激進擴張掩蓋歷史包袱、靠違規操作粉飾資產質量的權宜之計。公開信息顯示，徐松上任之初，贛州銀行便深陷不良資產泥潭，2022年不良貸款率飆升至2.27%，不良貸款余額同比激增57.57%，逾期貸款總額突破60億元，占比升至3.6%，加權平均凈資產收益率更是連續七年腰斬，從2016年的11.88%暴跌至5.32%。即便后續數據有所改善，也并非經營質效的本質提升，而是通過虛假轉讓不良資產、以貸收息、違規續貸等手段掩蓋風險，資產質量的真實性大打折扣。

內控合規的系統性潰敗，成為贛州銀行最刺眼的短板，也是徐松任內無法推卸的管理責任。據不完全統計，徐松掌舵期間，贛州銀行累計收到監管罰單超20張，處罰金額合計超700萬元，違規事項覆蓋信貸管理、票據業務、不良處置、信息報送等全流程，呈現出高頻次、屢罰屢犯的特征。2022年6月，銀行因未按規定報送案件信息被罰款20萬元，作為法定代表人的徐松被明確追責，而該處罰遲至兩年后才正式披露，信息披露嚴重滯后；2024年銀行單日連收5張罰單，因虛假轉讓不良資產、違規辦理按揭貸款償還不良等問題被重罰，試圖通過“假出表”掩蓋風險；2025年又因辦理無真實貿易背景的銀行承兌匯票業務、授信管理不到位等問題接連被罰，票據業務違規已成頑疾。從貸前調查不盡職、貸后管理真空，到貸款資金挪用、借名貸款頻發，銀行風控“三道防線”全面失守，合規文化形同虛設。

更令人擔憂的是，贛州銀行的經營亂象早已超出業務層面，暴露出公司治理的嚴重失效。作為地方城商行，該行長期陷入“重規模、輕風控，重業績、輕合規”的粗放發展誤區，此前提出的“每年資產規模增長500億”“三年上市”目標，倒逼經營層盲目擴張，房地產貸款占比長期超出監管上限，不良貸款余額三年激增78.62%，歷史包袱沉重。徐松空降后，并未從根本上扭轉這一畸形發展模式，反而延續規模擴張路徑，異地分支機構違規展業、基層支行內控失效等問題頻發，吉安分行甚至出現員工侵占客戶資金案件，新余分行曝出高管向企業索賄6400余萬元的腐敗窩案，基層治理亂象叢生。與此同時，銀行信息披露極不透明，官網刻意隱藏年報披露入口，投資者與監管部門難以掌握真實經營狀況，治理透明度嚴重不足。

此次徐松疑似任上被查，雖無官方定論，但已引發市場對贛州銀行風險的全面擔憂。一方面，掌舵人突發變故導致銀行治理層真空，戰略規劃推進停滯，董事會決策機制失靈，日常經營管理陷入被動，同業授信、客戶存款均面臨不確定性，流動性與聲譽風險持續攀升；另一方面，銀行長期積累的不良資產風險、合規風險、治理風險集中暴露，疊加地方金融反腐持續加壓，過往違規操作與潛在利益輸送問題或將被逐一揭開。業內人士指出，地方城商行“一把手”權力過度集中、內部制衡缺失，是導致治理失效、風險滋生的核心原因，徐松事件絕非個案，而是地方中小金融機構治理沉疴的集中爆發。

截至目前，江西省紀委監委、贛州銀行均未就此事發布官方通報，事件真相仍籠罩在迷霧之中，但市場的擔憂與質疑從未消退。光鮮的業績數據無法掩蓋內控失守的事實，激進的規模擴張難以持續粉飾暗藏的風險，贛州銀行的困境，正是眾多地方城商行粗放發展的縮影。從國有大行高管到城商行掌舵人，徐松的職業變故警示所有金融從業者，無論資歷多深、業績多亮眼，合規經營與風險防控都是不可逾越的紅線；對于地方城商行而言，摒棄規模至上的畸形發展理念，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強化內控合規體系，才是行穩致遠的根本。

隨著金融反腐向縱深推進，地方金融機構的監管只會越來越嚴，那些試圖靠違規操作、權力尋租換取短期業績的行為，終將付出沉重代價。贛州銀行的風波尚未落幕，但其暴露的治理痛點、風險隱患，值得整個行業深刻反思。唯有回歸金融本源，堅守合規底線，完善治理機制，才能真正化解風險，守護區域金融穩定，這既是贛州銀行的自救之路，也是所有地方中小銀行的必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