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第一中將徐立清：讓銜讓位又讓級，辭去上將當中將

1955年秋天，北京的天空已經微微轉涼。軍委大樓里，關于軍銜授予的名單還在一遍遍核對。有人拿著名單，小聲嘀咕：“他這樣的資歷，當不上將，說不過去啊。”屋里一位老干部擺擺手：“他自己堅持的，攔不住?！闭f話間，桌上那幾個字格外醒目——“徐立清，中將”。

有意思的是，在那一年的授銜風波中，許多人在意的是自己能不能“高定”，而這位出身紅軍的老政工干部，卻在反復提出“往下調一格”。這在講資格、講資歷、講戰功的軍隊里，多少顯得有些“逆著來”。要看懂這件事，就得把時間往前撥，從他的職務、級別和幾次關鍵選擇說起。

一、在軍隊“吏部”里先給自己降級

1950年，新中國剛剛成立不久，解放軍的建制、序列還在不斷調整。就在這一年，中央軍委決定成立總干部管理部，由羅榮桓擔任部長，徐立清出任副部長。這個機構，主要負責全軍干部的任免、調整和管理，說白了，有點像過去朝廷里的吏部。

不難想象，這樣的部門，既是大事，也是“得罪人的事”。干部評級、任職安排，每一條都牽動人心。1951年，軍隊開始系統進行干部級別評定工作，具體實施的重擔就落在總干部部身上，落到徐立清手里。

當時的軍隊，按作戰單位和職務劃分級別。1949年11月，他已經出任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政治委員，按當時規定，應定為正兵團級。這在新中國剛成立的那幾年，是實打實的高級指揮干部?？墒虑榈搅司唧w操作，他卻做了個讓許多人想不明白的選擇。

在準備評級時，他主動提出，把自己從正兵團級降為副兵團級，用他的話說，這樣更有說服力：“我先往下挪一步，別人就好辦?！边@話一傳出去，有人覺得他太較真，有人則暗暗稱服，但真正拍板的，還得是軍委里的領導。

當時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是彭德懷。面對徐立清的“自降一級”建議，彭德懷很干脆地否決了。他的態度很明確：評級要按規定來，不能因為有人想高，也不能因為有人故意往下壓。彭德懷講得很直：“想要高一級，要批評；硬要低一級，也不對?！弊越导墑e，不但不能成為“高風亮節”的理由，反而會打亂評定尺度。

結果是，這一次“自降”沒有成功，徐立清仍被認定為正兵團級。從制度上看，這是堅持原則；從個人處事上看，這也埋下了一顆伏筆。等到了授銜時，他又一次站在類似的十字路口前，只不過，新一輪“讓級”，級別更高，影響更大。

二、評銜時本該是上將，卻堅決“往下走”

時間來到1955年，人民解放軍第一次實行軍銜制。軍銜評定，以1952年確立的干部級別為基礎，配合職務、資歷、戰功綜合考量。正兵團級，對應的就是上將的資格。按這條線算下來，徐立清理應在上將行列。

后來公布的上將名單里，有許多耳熟能詳的名字：陳賡、羅瑞卿、黃克誠、譚政、蕭克、王樹聲等等。若把當年的指揮層級、職務比較一下，就很容易看出，徐立清的資歷、職務都在這個檔次上。他不僅有紅軍時期的資歷，還有抗戰、解放戰爭多個戰場的經歷，還長期擔任要害部門的政工主官。

但就是在大家都往上看、往前擠的時候，他提出了與大多數人完全相反的意見。評銜工作討論到他本人時，他明確表示，希望把自己的軍銜定在中將。這一想法，不是一時沖動，而是反復思考后的堅持。

軍委方面，對這種“主動降銜”，起初是不同意的。羅榮桓找他談話，彭德懷也約他單獨交流，希望他按照客觀標準執行，不要隨意更改。對組織來說，如果這個口子一開，此后就難免有人打著“謙讓”旗號，搞各種變通。

據當時參加工作的人回憶，兩位老領導跟他講得都很直：軍銜制度剛剛建立，最需要的是嚴謹和統一。個人可以謙虛，但制度不能跟著走樣。不過，徐立清的態度異常堅決，他認為，授銜工作本身就牽扯面極廣，矛盾很集中，自己負責相關工作，如果在級別上做出讓步，能在一定程度上緩和部分心理上的不平衡。

談話持續了一段時間。等到周恩來親自出面和他溝通時，他已經把理由想得非常清楚。他對總理坦率地講，這次授銜，官兵之間議論不少，不少人盯著的是“高一點”“再高一點”，顧不上全局。既如此，作為總干部部負責人之一，總得有人做一個不爭不搶的榜樣，他愿意做這個人。

周恩來一向善于做思想工作，也深知制度的分量。但站在更大的角度看，這種主動“往下挪一步”，在當時的氛圍里有一定示范作用。最終，綜合多方考慮，這一“降銜”請求被批準，徐立清從原本應授的上將，改為中將。

從結果看，他成了開國中將隊伍中極特殊的一員。同為中將，卻有著上將級別的資歷和位置，這也就是后人為何會把他稱為“開國第一中將”的原因之一。把這段經歷放到粟裕、蕭克的例子旁邊，就更有對照的意味：粟裕原本有望列入元帥，最后成為大將之首；蕭克具備大將資格，卻是上將之首。而徐立清，本該在上將序列，卻站到了中將隊伍的最前列。

三、不是只讓銜，他還想“讓級”和“讓位”

如果說1955年那次“讓銜”，在外界看來多少帶點傳奇色彩，那么在徐立清本人身上，“往下退一步”并不是偶發事件，而有延續性。

早在干部評級那一輪，他就動過“讓級”的念頭，雖然沒有被采納。但在授銜之后，這種思路又體現了出來，而且不再局限于頭上的星星，而是延伸到職位本身。

授銜工作結束后，長時間高負荷的勞累壓了下來，他的心臟舊疾突然發作，被緊急送往醫院。對于剛剛經歷大規模組織調整的軍隊來說，總干部部的工作量一點也不比前線輕，一大堆任免、調整、培訓計劃都在排隊等著。羅榮桓身體本來也不算好，許多繁瑣的具體事務，原本就壓在徐立清肩上。

住進醫院后，他很清楚，短時間內難以恢復到能高強度工作的狀態。這位習慣了在戰場上、機關里長時間忙碌的老政委，躺在病床上，卻惦記的是崗位空出來會不會影響工作。有一次，他跟來探望的同志說：“副部長的位置不能空著，組織還是得另找人?！焙唵我痪湓?，聽上去有點“公事公辦”，但背后是不想拖累工作的心態。

他正式向中央提出，希望調離總干部部副部長的崗位，另行安排合適的干部接任。換句話說，不只是軍銜可以“往下”，連職務也愿意“往旁邊挪”。

不過，這一次，他的請求沒有被批準。中央的判斷是很清楚的：徐立清年紀不算太大，1955年時不過四十五歲出頭，正是可以大力施展的時候。更重要的是，他在干部工作上的經驗、風格和威望，是短時間不容易替代的。組織方面考慮到這一點，決定給他更多時間療養，而不是匆匆更換人選。

從表面看，他“讓銜”“讓級”“讓位”，是三件分散的事。仔細連起來看，卻是同一套價值取向的具體反映。對許多干部來說，級別和軍銜是一步步拼出來的，是個人一生功勞的體現；而在他眼里，這些固然重要，卻始終排在工作需要、整體安排的后面。這種態度，在干部評定、授銜這樣敏感而復雜的環節里，的確“有點不尋?！?。

四、紅軍出身，走過西路軍的苦路

回到源頭，想理解他后來的選擇，還是要看看他早年的經歷。徐立清1910年4月出生在河南商城縣，只在私塾念了三年書。家境一般，讀書不多，卻很早接觸到了革命思潮。1929年，他19歲，參加紅軍，從此走上了另一條路。

在紅四方面軍時期，他主要從事政治工作，先后擔任師、軍政治部主任，還當過紅四方面軍總醫院政治部主任、總衛生部政治委員。戰場上的政治工作，遠遠不是發幾篇文件那么簡單。前線傷亡重，戰士情緒波動大，如何穩住軍心，如何在嚴酷環境下保持隊伍的組織性，需要極強的耐力和細心。不得不說，這類經歷，對一個人的性格塑造影響很大。

1935年，紅四方面軍長征北上，隊伍在川、甘、青一帶輾轉穿插。1936年，西路軍渡河西進，向河西走廊進發，徐立清隨部隊一路向前。在后來的戰史中，西路軍的結局眾所周知：戰斗極端慘烈，傷亡極大，許多干部、戰士犧牲在冰雪覆蓋的戈壁和山地之間。

在那一段歲月里，他曾率部渡黃河，在河西走廊苦戰，隨后部隊遭遇嚴重挫折，西路軍的整體行動失敗。他本人在祁連山一帶堅持了很長時間，經歷了斷糧、嚴寒和敵軍圍追堵截。那不是紙上談兵的艱苦，而是每天都要和生死對面相逢。

后來，他終于輾轉找到了援西部隊，走出了困境。從長遠看，這段經歷對他影響極深。西路軍的失敗，是整個紅軍歷史中最沉重的一頁之一。很多參加過那段戰斗的人，后來都顯得更加冷靜、務實，也更少張揚。徐立清身上的那種厚重、低調，大概也和這些年頭脫不開關系。

有意思的是，這樣一個在前線經歷過極端環境的人，后來卻多在機關、政治工作崗位上任職，看似離槍炮遠了一些，但那種從實戰中磨出來的直率勁兒，一直保留著。對干部級別、職務，他當然明白意義，卻也更清楚，真正要緊的是隊伍本身的戰斗力和團結度。

五、抗戰烽火中的政治干部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八路軍三個師相繼開赴華北戰場。徐立清被調到一二九師，先后擔任政治部組織部長等職務。一二九師是八路軍主力之一，后來在敵后根據地的建設和運動戰方面經驗豐富，像劉伯承、鄧小平、徐向前等人都在這個系統里活動過。

組織部長的工作說起來簡單，實際上很“磨人”。部隊擴編、地方武裝吸收、黨組織建設、干部調配，樣樣都牽一大片。戰斗打贏了，大家記得前線的指揮員和沖鋒的戰士；陣地穩定下來，部隊要恢復、要補充、要教育，便離不開這些“看不見硝煙”的工作。

在抗日根據地建設時期，他還出任聯防軍新四旅政治委員，旅長是后來赫赫有名的王近山。王近山以“猛將”著稱，作戰風格敢打敢拼，性格也頗為剛烈。一個是愛沖鋒在前的猛將，一個是以厚道、公正著稱的政委，兩人搭班子，其實頗有互補的意味。

據當時身邊的干部回憶，兩人在處理部隊紀律問題時，有過意見不同的時候。有一次，王近山因為部隊違規問題，主張“從嚴從重”，徐立清則提醒，要區分情況，不能“一刀切”。王近山急脾氣上來了，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你總是往回拽?！毙炝⑶逍χ卮穑骸翱偟糜腥瞬葎x車?！边@一來一回，倒也更顯出了他做政工干部的風格——既堅持原則，又盡量考慮人的感受。

在華北敵后，這樣的搭檔既要打仗，也要抓群眾工作。政治干部每天面對的，不只是作戰命令，還有戰士的家庭、地方干群關系、黨組織建設這些瑣碎細致的事。長年累月下來，他處理人和人之間問題的耐性，被不斷放大。也正因如此，到了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央把他安排在總干部部這樣復雜度極高的崗位上，并不令人意外。

六、解放戰爭、西北戰場與新疆之行

抗戰勝利后，國內局勢很快發生變化。1945年末至1946年，國共關系急速緊張，內戰陰云再次壓來。解放戰爭爆發后，他被調到西北戰場，先后擔任西北野戰軍政治部主任、第六縱隊政治委員、第二兵團副政治委員等職務。

西北戰場的復雜性，不僅在于地形，更在于力量對比和地方局勢。敵我雙方兵力規模與中原、東北相比有所不同，但每一仗都牽動全局。政治部主任、政委的工作，在這種環境下更講究細致。既要保證戰斗方向正確，又要安撫部隊情緒，還要和地方黨組織密切配合。

在西北取得一系列勝利之后，局勢開始向有利于人民解放軍的方向傾斜。隨后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擺到了面前——進軍新疆，爭取和平解放，穩住大西北邊疆。徐立清率部挺進新疆，在開辟新局面、穩定局勢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新疆地理位置特殊，民族成分復雜，歷史問題多。部隊進駐，不是簡單地“打進去”就結束。需要大量政治工作，需要細致的協調溝通。按照當時的方針，爭取和平解放、減少流血，是首要目標。在這樣的任務中，他過去在政治工作、組織協調方面積累的經驗，得到了充分發揮。

從紅四方面軍，到西路軍，再到一二九師，最后到西北野戰軍和新疆，他幾乎走過了中國革命戰爭中多條最艱難的線路。也難怪，在后來評價他時，許多老同志都提到，“老實”“厚道”“公正”這幾個詞同時出現。這種評價，不是客套話，而是幾十年戰場與機關生活累積下來的印象。

七、“第一中將”的由來與爭議

講到“開國第一中將”這個說法，其實帶有一定民間意味。嚴格說，在1955年的授銜制度中，并沒有所謂“第一”“第二”的官方排名。但在后來許多軍史研究和愛好者的討論里，“誰是第一”，成了一個頗受關注的小話題。

說到“第一中將”，常被提起的是兩個名字：徐立清和廖漢生。兩人都在革命戰爭年代經歷豐富，資歷不淺。廖漢生在紅軍時期就是重要干部，抗戰、解放戰爭中先后擔任多種職務。新中國成立后，1954年，他被任命為國防部副部長，當時正值建國初期，國防部副部長陣容強大，黃克誠、譚政、王樹聲、蕭勁光、蕭克、李達都在其列。身處這樣一排重量級將領中，廖漢生的能力可見一斑，也是當時最年輕的國防部副部長之一。

從職務角度看，兩人都稱得上“重量級中將”。不過，如果把時間線拉回到1952年干部級別評定，再對照1955年授銜的規則，就會發現一些差別。177位開國中將（包括后來補授的兩位）中，只有徐立清在1952年就已是正兵團級。按當年的對應關系，他完全符合上將標準。

也就是說，他并不是“不夠上將”，而是在制度允許范圍內主動“往下走了一格”。這和粟裕、蕭克的情況，形成了一種微妙的呼應：該更高而未更高，形成一種特殊的“排序感”。于是，在民間討論中，“第一中將”的名號，自然更容易落在他頭上。

當然，單從戰功、資歷和職務看，廖漢生的分量也絕不輕。新中國初期能與一大批著名上將、海軍司令、老政工干部并列成為國防部副部長，本身就是極高的信任。對比兩人，誰更“第一”，其實很難下絕對結論，只能說“各有側重”。不過，如果把“應該是上將卻成了中將”這一條擺出來，多數研究者傾向于把“開國第一中將”這一稱呼放在徐立清身上，這也是一種約定俗成。

八、一生行事風格的底色

回顧徐立清的一生，從1910年出生，到后來參加革命、長征、西路軍、抗戰、解放戰爭，再到新中國成立后的干部管理工作，有幾條線始終貫穿在一起。

其一，是對組織原則的尊重。他不止一次提出“自降級別”，但在彭德懷堅決要求按規定評定時，他沒有繼續“較勁”，而是服從決定。這說明，在個人想法面前，他并不把自己的意愿凌駕于制度之上。

其二，是對個人名位的淡化。軍銜評定時，他并非不知道自己具備上將資格，也清楚上將和中將在軍隊體系里的象征意義。但在關鍵時刻，他還是選擇了犧牲自己的“檔次”，來平衡更大的局面。這種做法，也許不適合所有人，卻在當時的語境下，具有一定代表意義。

其三，是對工作責任的敏感。病倒在醫院，他想到的不是“總算可以休息一下了”，而是“崗位不能空著”。這種思路，在經歷了長年戰爭洗禮的一代人身上并不少見，但在涉及自身職位時能主動提出讓位，還是需要相當的決心。

從個人經歷看，他從青年時代起便處在長期的高壓環境中。西路軍的失敗、祁連山的堅持、敵后根據地的建設、西北戰場的輾轉，這些都塑造了一種不太張揚、卻很堅韌的性格。到了和平時期，體現在職務、軍銜態度上，就是“多干活、少計較”，簡單直接，卻透著一股老一輩革命干部的味道。

對于“開國第一中將”這一稱呼，或許爭論永遠存在。但從1910年那座河南小縣城走出來的年輕人，一步步走到新中國軍隊干部工作的要害部門，又在軍銜、級別上主動退后一步，這些事實本身，已經足夠說明他的選擇和立場。至于頭頂星星少一顆多一顆，對這樣一位把一生交給革命戰爭和軍隊建設的人來說，恐怕并不是最在意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