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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二十六年(1900),上海河南路上新開了一家箋扇商號。因其主營信箋,便取古代書信雅稱“朵云”為名。40多年后那個著名的開篇寫道:“年輕的人想著三十年前的月亮該是銅錢大的一個紅黃的濕暈,像朵云軒信箋上落了一滴淚珠,陳舊而迷糊”,寥寥數語,既定格了一個時代的情感印記,也見證了彼時朵云軒信箋在文壇雅士間的美譽。
百余年來,朵云軒幾經變遷,從早期的箋扇經營、文房四寶,逐步拓展至書畫收藏、出版、拍賣等領域,更形成了獨步藝林的木版水印絕技。其發展歷程,既是一部江南文脈向海派文化嬗變的微觀歷史,也是一座連接傳統與當代的美育橋梁。近日于上海美術館舉辦的“云藏千年·朵云軒庫藏作品展”,集中呈現了朵云軒庋藏的105件精品,可謂以實物寫就的一部江南文化向海派藝術轉型的視覺史詩。
正值馬年,因此徐悲鴻筆下的四匹駿馬成為貫穿展覽的精神主線。由此,馬年觀馬,觀的不只是筆墨筋骨,更是一個多世紀以來海派藝術從傳統向現代轉型過程中,那種沉潛的定力、回望的智慧、奔赴的勇氣,以及傳承的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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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古出新:從江南到海派的藝術創新
步入展廳,首見朵云軒鎮店之寶《宋人畫冊》。此冊為朵云軒自日本購回,本次展出六開,《乳犬戲蝶圖》繪三只乳犬嬉戲追逐,憨態可掬,雙蝶翩躚,坡草與乳犬茸毛皆纖毫畢現,足見宋人寫生之功力;《高閣消夏圖》作高士閑臥水榭,荷塘掩映,云霧縹緲,尺幅之間,盡顯江南詩意;《月下撥阮圖》一老者坐于松干撥阮,折枝松樹與邊角構圖,隱見馬遠遺韻。后有董其昌跋云:“此冊皆南宋人筆,雖未有荊關董巨等大家,差喜其少贗本,所謂買王得羊,不失所望。”此冊曾為董其昌所藏,后流失海外,終由朵云軒迎歸故土,見證了一家老店的文化守望。南宋馬麟《古澗寒梅圖》,繪梅枝橫斜臨水,幽深野逸,深得宋人“橫斜疏瘦”“老枝怪奇”之審美意趣。此作尺幅別致,雙幀小幅在宋代繪畫中頗為罕見。據楊仁愷先生考證,此作原為宋宮中燈上的貼片。“奩十八號”的題記記錄其曾是清代著名收藏家高士奇孫女出嫁時的十八號嫁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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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馬麟《古澗寒梅圖》局部
宋元以降,江南漸成書畫淵藪。至明代,蘇州更以繁盛的經濟與深厚的人文底蘊,成為文人畫創作與收藏的重鎮。吳門畫派承宋元余緒而自開戶牖,將文人理想融入江南風物。本次展出的文徵明《玉蘭小景圖》清雅出塵,畫家自題:“孤根疑自木蘭堂,怪得人呼作女郎。繞砌春風憐謝傅,一庭明月夢唐昌。”文氏藏書樓號“玉蘭堂”,象征文人修身克己之高潔品格。展期恰逢上海市花玉蘭盛開時節,觀此畫,便有了跨越時空的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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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徵明《玉蘭小景圖》
董其昌《臨褚河南枯樹賦卷》則體現其師古而化的藝術智慧,自題云:“此卷背臨以己意參合成之。”全卷用筆率意,時見側鋒,在漫不經意中透出平淡天真的韻致。作為松江畫派領袖,董其昌以“南北宗論”奠定畫史脈絡,其強調“士氣”與“逸筆草草”的思想深刻影響了此后三百年的文人畫進程,從吳門到松江,江南文人畫的中心悄然轉移,也為日后海派的興起埋下伏筆。
有清一代,上海開埠,四方畫家云集。江南的文人傳統與商業都會的開放氣息相互激蕩,海派繪畫應運而生。作為江南收藏巨擘,吳湖帆的鑒藏視野滋養其創作格局。本次展出的《四景山水》堪稱“無一筆無來歷”:春景《漁浦桃花》取董源江南意趣;夏景《石壁飛虹》以家藏文徵明《飛虹圖》為藍本,融荊浩、關仝之法;秋景《秋山晴靄》化用黃公望淺絳法;冬景《群峰雪霽》追曹知白筆意,樹木則仿李成寒林。四景合觀,恰應郭熙《林泉高致》“春山澹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凈而如妝,冬山慘淡而如睡”之妙境。吳湖帆正是江南文人傳統向海派過渡的典型,他不是簡單地摹古,而是在廣收博取中熔鑄自家面目,這種“集大成而開新境”的路徑,已然透露出海派“海納百川”的精神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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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湖帆《四景山水》之《漁浦桃花》
江寒汀與張大壯、陸抑非、唐云并稱海上花鳥畫“四大花旦”。本次展出其兩件作品,皆以精微見宏大。《螺螄殼里做道場》取吳地俗語為畫題,在扇面咫尺間繪七枚田螺殼,殼中竟刻畫道場乾坤——75位人物各具情態,栩栩如生,盡顯海派小品的匠心妙韻,堪稱繪畫版《核舟記》。《翎毛草蟲雙面袖冊》一面作山雀或飛或啄、棲于梅竹松間,一面繪四季花木間雜草蟲,兼采宋人寫生之精微與明人寫意之韻致而成玲瓏妙趣的海派小品。取法古人而自出機杼,這正是海派繪畫能獨領風騷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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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寒汀《螺螄殼里做道場》
金石書畫:海派文化的通人之學
金石碑帖乃朵云軒收藏之大宗。本次展出的北宋拓《集王圣教序》,歷經千年而墨色如新,字口鋒芒畢露,為朵云軒藏歷代善拓中年代最早的善本。被譽為“北魏碑志之冠”的《崔敬邕墓志銘》拓片傳世僅五本,近代大收藏家潘祖蔭、端方多方求之而不可得,朵云軒所藏為費念慈舊藏本,近日更以“數字藏品”形式化身千百,讓金石孤本“飛入尋常百姓家”。
以金石入畫,是海派繪畫的重要特色。趙之謙展品橫跨詩、書、畫、印、著作諸門類:《書畫扇面集錦冊》集書法、折枝花卉、山水于一冊,盡顯其藝事之能;《補寰宇訪碑錄》稿本體現其金石考據之功;“華延年室收藏校訂印”則展露其篆刻之精。潘天壽在《中國繪畫史》中稱趙之謙“以金石書畫之趣,作花卉宏肆古麗,開前海派之先河”。趙之謙非單一畫家或書家,而是打通諸藝、博通兼擅的“通人”。這種通識素養,正是海派文化最核心的基因——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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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昌碩《玉堂春韻圖》
本次展覽遴選吳昌碩八件代表作,時間跨度自光緒至民國辛酉,完整呈現其藝術巔峰軌跡。《玉堂春韻圖》作于1906年,時吳昌碩62歲,筆力雄渾蒼勁,用色古艷厚重,蕩漾著勃發的“金石氣”——將石鼓文筆意融入花卉,使柔媚的玉蘭頓生雄強質感。其書學石鼓文的典型,便是本次展出的《苦鐵老人吳昌碩石鼓文墨寶》,自跋云:“予學篆好臨《石鼓》,數十載從事于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值得一提的是,戊午年(1918)初秋集石鼓文所作八言婚聯,所用聯紙正是朵云軒早期木版水印“花箋楹帖”。吳昌碩以金石入畫,承趙之謙“通人”格局而發揚光大,所代表的海派書畫,已然超越揚州八怪的“縱逸”,走向更雄渾、更開放的藝術境界。
木版水印:江南藝苑的丹青傳承
如果說金石入畫代表了海派藝術的“創造”,木版水印則代表了海派藝術的“傳承”。新中國成立前,朵云軒木版水印僅能制作詩箋小品;新中國成立后技藝大進,無論工筆重彩還是潑墨寫意,皆能形神兼備。
本次展出任伯年通景十二屏《群仙祝壽圖》,原作為上海市美術家協會鎮庫之寶,高206.8厘米,長714厘米,真跡難得一見。朵云軒木版水印《群仙祝壽圖》,由20余位非遺匠人歷時八年,刻制2300余塊木版方才完成。1872年,任伯年以金箋為底,以西王母壽辰蟠桃會為主題創作此畫,繪46個人物,融合陳老蓮、任熊雙鉤填彩及民間年畫,參以歐化寫實造型與色彩組合,堪稱海派繪畫扛鼎之作。若說《群仙祝壽圖》代表木版水印之鴻篇巨制,則宋人《消夏圖》及其分版,盡顯其精細入微——不足0.35平尺的畫面,分版竟達66塊,套印數百次,神乎其技的背后,是精益求精的執著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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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版水印《群仙祝壽圖》
木版水印之妙,不止于書畫,在古籍方面亦臻化境。本次展出的《明刻套色西廂記圖冊》,每幅五色套印,線刻精細,設色典雅,被譽為“明代木刻彩印之翹楚”,原件藏于德國科隆東方藝術博物館,國內難得一見。朵云軒勾描雕印歷時近三年,以木版水印技藝原汁原味重現了明刻神采。而有“當代宋版書”之譽的“朵云四刻”——1970年代用傳統木刻雕版的《共產黨宣言》《楚辭集注》《毛主席詩詞》《稼軒長短句》,雕印精良,連古籍大家周叔弢先生亦贊嘆不已:“昨見木刻《稼軒詞》,名為仿元,實是自成一格,寫刻殊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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