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一句話從美國學界傳出,讓不少人愣住了。
一位美國頂級學者公開建議:聯合國不一定要一直待在紐約,可以在中國設立重要機構,甚至讓世界各國來中國學習新能源、電動車和5G技術。
這不是普通學術觀點,而是一種明顯的“風向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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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聯合國總部設在美國,幾十年來幾乎象征著美國對全球秩序的主導。
可現在,連美國學者都開始說:聯合國的會議地點不必局限于紐約。
美國學者突然建議“聯合國去美國化”
2026年3月,在一場并不算高調的中外對話中,一句話迅速引發關注。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解決方案網絡主席杰弗里·薩克斯,在與中國學者的交流中提出。
聯合國的會議地點不必局限于紐約,完全可以在世界其他地方設立重要機構,甚至可以考慮在中國建立一個聯合國層級的重要機構,例如可持續發展機構。
這句話的分量,遠超普通建議。
因為在過去80年的國際體系中,聯合國總部設在美國紐約,幾乎已經成為一種“默認秩序”。
從地理位置到政治象征,它不僅是一個辦公地點,更意味著美國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核心地位。
而現在,一位美國學者主動提出“可以不在美國”,本身就帶有明顯的突破意味。
但問題在于,為什么是現在?
要理解這一點,就必須把時間背景拉出來看。
過去幾年,國際局勢持續動蕩:俄烏沖突、巴以沖突、中東緊張局勢不斷升級,全球經濟復蘇乏力,地緣政治風險上升。
在這樣的背景下,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多邊體系,反而顯得運轉不暢,甚至在一些重大問題上難以發揮應有作用。
與此同時,美國在聯合國中的角色,也在發生變化。
一方面,美國仍然是聯合國總部所在地,也是重要出資國。
但另一方面,其在多個國際議題上的單邊行動、對聯合國機制的忽視甚至“選擇性參與”,都在削弱這一體系的整體運作。
正是在這種復雜背景下,這句話的意義被迅速放大。
它不僅是在討論聯合國“在哪里”,更是在觸及一個更深層的問題:當原有秩序的核心開始松動,新的支點是否正在出現?
美國為何“管不住聯合國了”
如果說“在中國設立聯合國機構”的建議觸動的是未來,那么它所指向的問題,其實已經在當下顯現。
一個最直接的變化是:美國對聯合國的影響力,正在出現松動。
首先,是資金層面的變化。
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美國拖欠聯合國會費已超過30億美元。
這不僅影響聯合國日常運轉,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財政穩定性。
其次,是政策層面的“選擇性參與”。
近年來,美國在多個國際議題上采取單邊行動,對聯合國機制表現出“合則用、不合則棄”的態度。
例如,在部分安全議題上繞開聯合國框架,在某些機構中則選擇退出或減少參與。
這種行為帶來的直接結果,是聯合國權威的削弱。
再者,是戰略重心的轉移。
材料中提到,美國長期將大量資源投入軍事行動與海外干預,而在國內經濟發展與全球公共產品供給方面的投入相對不足。
這意味著,美國在國際體系中的角色,逐漸從“制度建設者”,轉向更偏向“力量使用者”。
這種轉變,使得其在聯合國中的形象發生變化,從推動規則的一方,變成有時繞開規則的一方。
更深層的問題,在于認知差異。
薩克斯指出,美國仍然傾向于按照20世紀的邏輯行事,不愿意接受多極化現實,堅持單邊路徑。
但與此同時,其他國家已經開始適應新的環境,更加重視合作與多邊機制。
這種認知上的錯位,使得美國在聯合國中的行為,越來越難以獲得廣泛共識。
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聯合國本身面臨的困境開始加劇。
一方面,它仍然是全球最重要的多邊平臺;另一方面,其運作卻受到主要成員行為變化的制約。
這就形成了一種矛盾狀態:大家都需要聯合國,但并非所有人都在維護它。
而美國的角色變化,正是這一矛盾的關鍵因素之一。
為什么是中國,不是偶然選擇
在“聯合國可以設立機構”的討論中,一個最關鍵的問題是:為什么會指向中國?
首先,是發展能力的現實基礎。
薩克斯在對話中明確指出,中國在新能源、電動汽車、遠距離輸電、電池技術以及5G等領域,已經具備顯著優勢。
換句話說,如果聯合國未來要在可持續發展議題上發揮更大作用,那么它的實踐基礎,就需要建立在這些技術和經驗之上。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在相關領域具備實際條件。
其次,是發展經驗的獨特性。
在過去40多年中,中國實現了大規模經濟增長,并成功消除極端貧困。
對于聯合國而言,其重要職能之一就是推動全球發展,尤其是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增長與減貧。
因此,能夠提供可復制經驗的國家,自然會在相關議題中獲得更多關注。
再者,是全球經濟中的角色變化。
數據顯示,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長期保持在較高水平,并已成為1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主要貿易伙伴。
這意味著,中國不僅是一個區域性經濟體,而是全球經濟體系中的關鍵節點。
當聯合國需要協調全球發展議題時,這種節點地位,本身就具有重要意義。
還有一點,是參與度與支持度。
在聯合國體系中,中國是重要成員,也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并在維和、發展援助等方面持續參與。
這種長期參與,使其在多邊體系中積累了一定的信任基礎。
也正是在這種變化背景下,“設在中國”的建議,才顯得具有現實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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