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養心志與情操，增強社會韌性（下） | 社會科學報

國民群眾的文明素養、道德品行、審美情趣是國家文化建設的最生動、最直接的載體。當億萬個體在弘揚正能量的實踐中展現出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精神狀態時，中華文化才能真正贏得世界的尊重。因此，新時代文化建設要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文化人”的人文精神傳統，秉持馬克思主義的感性實踐觀與中華禮樂文明相結合的作用機理，以實現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

原文 ：《存養心志與情操，增強社會韌性》

作者 |上海交通大學長聘教授 王強

圖片 |網絡

[前文詳見2026年3月31日頭條推送]

植根中華文明的歷史資源與話語理論

從詞源學來看，心-志與情-操是中華民族獨有精神標識的概念。傳統文化中“心”被視為德行的生發根基。孟子主張“四端四心”說，即“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同時，心作為一種官能，“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與“心”相連，“志”是“心所念慮、心意所趨向”。在傳統語境中，情操是分開使用的，情作人情、本性之意，儒家文化中情往往與道相關，“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操”在漢語語境中含義是把握、把持與駕馭，操與仁、義、節等倫理概念緊密相關，與“理”相通，朱熹言“操存涵養無須臾離”。情操（sentiment）是西方近代產物，是多種情感成分以某種觀點為中心形成的較為穩定的系統，被“理”規定的“情”與中國古代對“操”的理解結合起來，成為情操。于是，發揮文化養心志育情操的作用要植根于中華文明的歷史資源與話語理論之中。中華文化是倫理-審美型文化。講究禮樂倫理與審美品味的根本目的在于人格的塑造，在于人生境界的提升，在于人與世界和諧關系的建立。這表現在三個層面。

情志本體論。《周易》說：“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重審天人關系上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天人合一的禮樂秩序中“志于道”“道始于情”意味著心志與情操的本體論建構。從原始禮樂尊神事神，再到儒家釋禮歸仁與樂以成人，體現將宇宙秩序化為個體精神自覺的發展脈絡。《為政》的“志于學”、《述而》的“志于道”、《里仁》的“志于仁”等之“志”，都是志愿、志向，表現為對道德禮法的追求與堅持。詩言志中“志”與“情”大同，還原為“情志”。中國文化是一種審美型文化，特別重視人的審美體驗。心志情操的倫理精神將道德理性內化為生命本能，使情感表達自然契合天理人倫，最終實現個體生命與宇宙秩序的和諧統一。詩、禮、樂這三種載體又往往交錯輝映，增強情感的激發和共鳴效果。

君子人格論。“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正道直行的君子人格是天道的啟示。通過“自強不息”君子人格的構建，孔子將整個民族引向一種道德自覺的人文精神追求。立志確立了人生的方向，在實踐中的篤定有賴于“存養”的工夫；而樂不但可以抒發情志，還可以涵養情志。重視心志情操，通過人文化成而成人，學以成人成為中華文明鮮明特征。“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論語·憲問》）儒家以個體的“成人”為著眼點，以禮樂教化實現社會和諧有序，最終以化成天下、實現天下大同。審美的感性傳統從最簡單的感官快樂到“高峰體驗”，共通感的審美文化在生成人的品味、審美與境界上發揮了重大作用。一方面在理論上，它將道德人格的根源內置于人的本心良知，確立了文化育德的內在可能性與主體性前提。另一方面在實踐上，它圍繞“心”“氣”“身”發展出層次分明、具體可操作的功夫次第，將抽象的德性轉化為可體證、可磨練的生命體驗，其內在精神指向了在當代語境中進行創造性轉化的可能。

精神境界論。中華禮樂文明構建“情”與“理”相統一的文化心理結構，形成以“窮神知化，德之盛也”為標志的理想境界。這一傳統自思孟開啟的“為仁由己”“反求諸己”內在超越之路，至宋明理學與心學臻于完善，形成了一套以“心性”為本體、以“修養”為工夫的完備體系。通過情感將道德理性轉化為生命體驗。“情”為主、“理”為用、“理”在“情”中的精神結構，既避免了“情”的泛濫失序，又防止了“理”的僵化冷漠，最終在“天理人情”“通情達理”的統一中構筑起兼具人文關懷與倫理秩序的道德世界，即通過功夫論、心學修煉，以深化內心道德修養來實現“內圣外王”“反求諸己”的超越境界。在大是大非面前堅守心志，富貴貧賤不動搖，形成了以道德氣節為核心內容，即便在亂世中也能保持的底線。這不同于西方倫理悲劇、道德沖突中自我與世界“斷裂”的解決機制，在審美化藝術中通過提升境界（工夫論、心學修煉）安頓自我，形成“內向超越”的精神境界論。

馬克思主義感性實踐觀與禮樂文明相結合

心志剛毅與溫良性情成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血脈。梁漱溟先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就指出：中華傳統文化的優秀因子——“一為向上之心強”“一為相與之情厚”深深融于每個中國人的文化基因之中，使得中華民族炎黃子孫始終葆有剛毅的民族氣節與溫良的民族性情（辜鴻銘）。從歷史傳統來看：一方面形成了心志剛毅的民族氣節，即天下為公理想、修齊治平責任、勤勉篤行意志等強大精神力量；另一方面是溫潤如玉的民族性情，這是一種基于向善情感生成的心靈生活。心志與情操的內在統一使中華兒女每每遇到艱難險阻，都能實現精神覺醒，并化作強大精神力量以維護民族主體性與尊嚴。

于是，文化建設要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文化人”的人文精神傳統，同時秉持馬克思主義的感性實踐觀與中華禮樂文明相結合的作用機理，以實現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一方面，把家國情懷升華至超越個人生死的崇高意志層面，將個人的精神超越融入經世致用的實踐當中，使個人精神追求與實現社會價值達到統一。由此，個人主義升華至國家倫理，體現為無數仁人志士、革命先輩們將救亡圖存的愛國情操，升華至超越生死的崇高心志，實現從古之圣賢“三不朽”境界向革命生死觀“為人民服務”境界的轉變，即以超越有限生命來實現無限的價值。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滋養的人民主體性與平民化的自由人格，不是培育全知全能的圣賢，也不是西方資本主義的現代心性（舍勒稱之為怨恨）。這既是文化強國建設的內在要求，又是人的全面發展的必然要求。就個人層面而言，人的情感需要越是得到幸福感和主體價值感，就越有利于促進人的全面自由的發展和社會進步；就社會群體而言，這就需要加強情感動員的整合，把不同的思想情感和意志協調統一起來，形成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共同的思想、情感和意志。

新時代，在激發創新創造活力中增強人民精神力量，才能更好實現“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首先，在“知”的層面上，涵養全民族昂揚奮發的精神氣質。尤其是經典典籍、文物遺產以及書法詩畫等“六藝”傳習，構成新的文化生命體生生不息的重要載體。其次，在情的層面上，以愛國主義為核心形成中國精神情感認同。以古典經典的閱讀、書法的模仿、詩詞的感興、繪畫的情境等感性審美藝術的形式“寓教于樂”，將抽象的心志情感的倫理道德要求轉化為可感知的感性審美與感知體驗。再次，“心志”層面上將重點群體作為突破口。號召青少年群體要“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擔大任”，黨員干部要“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修好共產黨人“心學”，教師要立德樹人、爭當“四有好老師”，文藝工作者要“德藝雙馨”。最后，在行的層面上豐富具有共同記憶的民俗體驗、文化遺產的場景實踐，文博熱、非遺熱不斷升溫，精神共富是在精神的具象化與生活化場域中實現的。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94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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