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的理論品格

1500年前的齊梁時期，劉勰撰著的《文心雕龍》，不僅建構了自身的文學理論體系，其文論思想還融入后世的文學與文學理論批評，參與中國文學理論精神品格的塑造。

君子必辯

辯論是從事理論研究必須具備的品格。古今中外有成就的理論家都善于辯論。戰國時期，孟子為了維護和發揚周孔之道，距楊墨、放淫辭、辟邪說，就表現出勇于辯論的精神。他自己感嘆：“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破邪立正，須要辯論。稍后荀子直接提出“君子必辯”。理論的提出和堅守，要具有辯論的勇氣。劉勰在《文心雕龍·序志》中就引述孟子的話，感慨“豈好辯哉，不得已也”。整部《文心雕龍》都表現出鮮明的辯論色彩，劉勰既充分掌握前代的文學理論遺產，又指出它們“各照隅隙，鮮觀衢路”，視野狹窄，觀點存在偏頗。如陸機《文賦》、摯虞《文章流別志論》等文論的許多見解都為劉勰所吸收。劉勰又在《文心雕龍·論說》中直接反駁陸機所謂“說煒曄以譎誑”的說法，對摯虞的品評也多有糾正。辯論并非故意地獵奇立異，辯論的勇氣來自對道理的認識和堅守。劉勰在《文心雕龍·序志》中說：“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茍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從道理上作出判斷，既不故意求同，更不標新立異。

君子必辯，表現出文學理論家對現實的關切。理論的力量來自切中時弊，指摘現實癥結并開出良方；對現實問題具有咬合力的辯論才是堅實的。劉勰敏銳地覺察到當時文壇，“去圣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作家過于趨新，乃至文章訛濫。《文心雕龍·通變》曰：“宋初訛。”《文心雕龍·定勢》曰：“自近代辭人，率好詭巧。”《文心雕龍·程器》曰：“近代詞人，務華棄實。”他的整個文學理論，都是為針砭當時的文壇問題而發，所提出的觀點具有現實針對性。如魏晉以來，士族階層占據高位，卻不處理實事，望白署空，居官者只署文牘，簽簽字，而不問政務，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南朝政權的孱弱不競。針對這種政治積弊，劉勰提出“士之登庸，以成務為用”，文士應該具有實際的治世才能，“摛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梁”，擔當起經邦緯國的大任。寫實用文章的人尤其應該具備切實的生活經驗，如作議對，“郊祀必洞于禮，戎事必練于兵，佃谷先曉于農，斷訟務精于律”。當時的膏腴子弟，終朝點綴，分夜呻吟，附庸風雅，而缺乏治理國家的才能。劉勰這部書廣泛論及各種實用文體，是有糾正當下不良士風與文風的用意的，展現出“君子必辯”的品格。

立本趨時

理論不能止步于對現實弊端的揭露，還應該在揭露弊病的同時，提出糾正錯誤的方法，指明矯正弊端的方向，這樣的理論才具有建設性意義。為了扭轉當時文壇“遠棄風雅，近師辭賦”的風向，劉勰提出“矯訛翻淺，還宗經誥”。當時一般文學理論家未能振葉尋根、觀瀾索源，劉勰則從根本上做起，開篇提出“原道”“征圣”“宗經”，從本源上重新認識文的源流、性質和準則，可謂立本有體。清人紀昀稱贊說：“彥和以此發端，所見在六朝文士之上。文以載道，明其當然；文源于道，明其本然，識其本乃不逐其末。首揭文體之尊，所以截斷眾流。”因為能立本，劉勰的見解超越了一般文士，即便是論對偶也推究到“造化賦形，支體必雙”，論聲律也推究到“聲含宮商，肇自血氣”，從本源上認識漢字美的屬性。

劉勰并不是一個復古主義者，強調“立本”的同時也注意“趨時”。他關注當時新的思想動態，如他所“原”之“道”，已不是先秦兩漢時期的儒學之道、老莊之道，而是他那個時候玄學化的儒家之道，是時代的新思想。佛學是當時外來的新潮流，他吸取其中圓照、圓通的思維方法和系統性的理論表述，提升自己的理論水平。六朝時的審美意識更為自覺，在文學表現方法上作出諸多探索，劉勰及時吸取這些新因素，重視文學的情美、形美和聲美，設專篇探討風骨、比興、聲律、對偶、用典、隱秀、結篇、練字等具體問題。特別是用當時流行的駢體文撰寫這部文學理論著作，符合南朝辭賦駢文的審美要求。“抑引隨時，變通適會”本來就是儒家經典的一個特征，重儒的劉勰怎能墨守成規。“趨時”賦予立本以新鮮的活力；“立本”是趨時的思想源泉，保障“趨時”的正確方向。故實與新聲相濟為用，才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

唯務折衷

折衷是中華文化的思維智慧。辨析事理，執其兩端而折其中，不偏激、不片面、不走極端。劉勰在《文心雕龍·序志》明確地說：“擘肌分理，唯務折衷。”折衷是劉勰闡述文學理論的一個基本思維方法，在正與奇、今與古、新與舊、通與變、雅與俗、華與實等問題上都做到執其兩端用其中。折衷不是各打五十大板，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這是平庸的鄉愿，而不是折衷。劉勰的折衷是以“擘肌分理”為前提的。《文心雕龍》全書論及的作者三百多人，廣泛覆蓋前人文論的成果，甚至曹操、劉楨等人的一些今已不存的文論見解，也賴此書得以保存，可謂是彌綸群言。只有在充分占有前代的文學理論資源、充分掌握研究對象的基礎上，立論才能做到唯務折衷。理論往往以感性經驗為起點，但不能停留在模糊印象和心靈感悟上，須要“擘肌分理”。試讀《文心雕龍·辨騷》，劉勰在辨析《楚辭》與五經“四同”“四異”以及后人學習《楚辭》的得失之后，才提出“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這一折衷論斷。一般人基于對失敗者的同情而褒揚曹植，貶抑曹丕。趣味無爭辯，普通人不妨各有所好，但這不是文學理論家的中正態度。劉勰在《文心雕龍·才略》說：“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于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長，亦無懵焉。但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為篤論也。”他分析曹植、曹丕性格的差異，在文體上的偏擅，給予二人公正的評價，并剖析“揚植抑丕”論的社會心理原因。這就是“擘肌分理”，這樣的立論才是折衷。“擘肌分理”后的折衷才能顯示出理論的鋒芒。

后世有些文學理論家缺乏這種折衷的態度，如南宋末年的嚴羽，執拗地標舉盛唐，貶抑蘇黃和江西詩派，甚至聲稱“雖得罪于世之君子，不辭也”。他的這種理論勇氣很可嘉，但態度是偏激的，雖然在元明兩代產生很大影響，但其影響不一定是正面的。清初馮班專門作《嚴氏糾謬》，指摘嚴羽詩論“似是而非”“惑人為最”。從中可見，折衷之可貴。

立論成家

古人有“三不朽”之說，立言為其中之一。成一家之言，足以令人超越死亡而聲名不朽。從諸子立說到詩文鳴世，追求不朽的確是強大的精神動力。劉勰說：“君子處世，樹德建言。”立言不朽也是他撰著此書的動力之一。劉勰本想從事經學，發揚孔子思想，但因為有馬融、鄭玄在先，“就有深解，未足立家”，于是就轉而論文。他覺得文章很重要，而當時文章問題很嚴重，著作此書“述先哲之誥”，而“益后生之慮”。可見他是以撰著“子書”立論成家的抱負從事《文心雕龍》寫作的。故理論研究應該有立論成家的品格，用今天的話來說，立論成家就是理論自信。不論是古人的學說，還是外來的觀念，都不能生搬硬套，而應該消化吸收，使之成為自己的思想理論。低層次的一家之言，只是個人偏頗的見解，在劉勰看來是“曲論”；高層次的一家之言，是君子通天下之志而切中問題的本質，并建設性地提出改變現狀的方法和前景，從而入道見志，立論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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