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戈：明鄭集團中前期的政治與海洋經略

〔摘要〕明清鼎革之際鄭成功集團在東南地區與清廷進行了長時間的戰爭。起初，由于鄭芝龍時期的集團傳統產生的負面影響，鄭成功進行抗清活動并不順利。因而鄭成功為了貫徹其抗清戰略著手改造鄭氏海上集團。鄭成功在十多年的時間里，經過三個階段的改造使明鄭集團轉為明鄭政權，并以此為基礎展開抗清活動。而且在當時的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的過程中，明鄭集團作為政治實體同西方殖民者進行了正面“碰撞”。得益于明鄭集團的政權化，鄭成功不但使集團抗清能力大大提高，也為明鄭集團經略海洋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進而在同西方殖民者的競爭中有力地維護了中國的海洋權益。雖然鄭成功未能徹底解決集團內存在的問題，但經其重新改造之后，原先由武裝商人群體組成的海上集團已然演變為明鄭政權。

〔關鍵詞〕文明交流互鑒鄭成功明鄭集團海洋權益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中國歷史研究院中國歷史重大問題研究專項2021年度重大招標項目“明清至民國南海海疆經略與治理體系研究”（項目編號：LSYZD21011)的階段性成果。

鄭芝龍、鄭成功父子經營的海上集團〔1 〕自建立以來就“反對明朝的鎖國政策，積極向海上活動”〔2〕。其海上貿易活動聯結中外，并深深嵌入東亞乃至世界的貿易網絡中，在明清鼎革之際的歷史時期產生了巨大影響。有研究者認為，從明鄭集團的發展中看到“中國傳統社會轉型以及飛越的一線希望，一部分樂觀的史學家們，甚至在東南地區海商集團身上看到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而這種萌芽，無疑預示著中國嶄新時代的即將到來”〔3〕。在明朝經過200余年嚴格的海洋管控之后，鄭氏集團作為唯一同世界直接“碰撞”的大型組織，〔4〕是當時中國同世界連接的重要一環。集團內的鄭成功等領導者對于世界，或者說對西方殖民者所運行的制度以及行為方式是有所認識的。一般認為，明清時期的對外交往管制導致了大多數中國人缺乏對外部世界的交往與認識，這很大程度上導致了中國近代以來的逐漸落后。同時，西方殖民者采用的殖民掠奪和資本主義經營方式被認為是有利于當時殖民者母國經濟的發展，進而使西方在近代以來的國際競爭之中取得了優勢。然而，在與西方殖民者頻繁接觸的過程中，明鄭集團并沒有學習借鑒殖民者的經營方式，反而在中國傳統社會的土壤繼續發展，并與西方殖民者展開直接的競爭。過去的學者主要著眼于鄭氏集團與資本主義萌芽之間的關系，〔1 〕但是從鄭成功同西方殖民者競爭的過程中，可以看到集團體制迸發出來的能量并不遜于對手。

以往的研究多是從鄭氏集團貿易形式的視角出發，將鄭氏集團視作海商—軍事復合體進行討論，將明鄭集團視作一股政治勢力的討論則較少。衛思韓從鄭芝龍集團作為一股明末政治勢力的角度，對其內部存在集體決策的議事傳統進行了討論，〔2〕但是他并沒有對鄭成功時期的情況繼續展開討論。如果說鄭芝龍時期鄭氏集團的經濟性質還是主要的，〔3 〕那么到了鄭成功重建、改造鄭氏集團后，這一集團的性質已經大為轉變。因而有必要將明鄭勢力作為一股政治集團做進一步的討論。此外，學界對鄭氏集團同西方殖民者的競爭曾多有討論，認為鄭氏集團在鄭芝龍統轄時期就已獲得對西方殖民者的優勢，鄭成功對荷蘭殖民者的勝利只是順勢而為，〔4〕這種觀點似乎仍值得進一步討論。同時如果將明鄭集團經略海洋的歷程同鄭成功對集團內部的改造歷程疊加進行考察，可以為觀察鄭成功改造明鄭集團的效果提供一個側面視角，并推進明鄭集團對西方殖民者取得勝利原因的認識。

本文利用鄭氏部屬所編寫的筆記〔1 〕以及殖民者檔案〔2〕等史料，從梳理鄭成功改造集團“集體政治”傳統的過程以及同西方殖民勢力競爭的歷史出發，討論明鄭集團在中前期〔3〕鄭成功改造活動的作用、影響以及對于其經略海洋的效果，進而推進對明鄭集團的認識與理解。

一、鄭成功經營明鄭集團初期境況

鄭芝龍早年由海商—海盜活動起家，并聚合鄉族組建了鄭氏海上集團。鄭芝龍明末歸順明廷之后實力進一步增強，成為東南沿海主要的海上勢力。不過明清鼎革之際，鄭芝龍首鼠兩端逢迎隆武朝廷，隨后又投靠清廷，卻未得到清廷信任并被擄往北京。鄭氏旗下諸部見此，自為“海上藩鎮”〔4 〕各自為政，想要進行抗清活動的鄭成功只徒具鄭芝龍長子名號，未能繼承父親勢力，十分弱小。順治三年(1646),鄭成功在廣東南澳取得鄭芝龍部將陳豹支持，獲得少量兵員開始組織抗清活動。其后鄭成功并未留在廣東發展，而是回到福建試圖打開局面，但當時鄭氏旗下原本的海上勢力大多輕視鄭成功，甚至與其敵對。如鄭氏集團原來的重要據點中左所就為鄭聯、鄭彩兄弟占據，鄭成功只能棲身于缺乏兵糧的小島鼓浪嶼。這使鄭成功只能將眼光投向福建之外，選擇與當時的同盟者鄭鴻逵一同率部南征潮州，可是南征行動最后被鄭鴻逵破壞?！? 〕但鄭成功對這位既是叔父又是同盟的人物毫無辦法，只能悔嘆鴻逵壞其大事，而無法將其治罪，〔6 〕最終退回鼓浪嶼。

順治七年(1650)年末，鄭成功再度南征，其屢屢離開福建南征引發旗下閩籍部屬不滿，反復遭到阻撓。如鄭成功在潮州接到南明永歷朝廷從廣州發來的入援詔令，計劃揮師入援，鄭軍將領施瑯即與新歸順粵籍將領發生矛盾。當時潮州多有地方抗清勢力慕名歸順鄭成功，而宿將施瑯在此時欺壓新歸順粵籍將領陳斌，導致陳斌率部出走，這不但破壞了鄭成功招納潮州兵將的計劃，還使得鄭氏為協調二者矛盾又在潮耽擱數月，貽誤了入援廣州的時機。抵達廣州后，想繼續揮師西進，駐守南澳的將領陳豹又出來勸阻鄭成功“此去或恐不遇，而中左根本，亦難舍也”〔1 〕，希望鄭成功固守福建放棄西援廣州。但鄭成功并未聽從陳豹的勸阻。施瑯見此，也出來對鄭成功說，昨晚發噩夢為勤王兇兆，欲以天人感應的方式繼續阻攔鄭成功入援。鄭成功對此怒而不發，事后解除施瑯左先鋒之職，毅然開拔西征。正當鄭軍先鋒行至珠江口附近，清軍攻陷了福建的鄭軍基地中左?！? 〕一時間軍心大亂。但鄭成功意在西進，無意回師。豈知“三軍知之，哭聲遍聞。諸鎮亦來勸駕回，謂三軍各懷家屬，脫巾亦是可虞”〔3 〕，在“三軍”以及集團內實力派諸將的勸阻下，鄭成功只得回師中左結束第二次南征。

在前兩次南征中，鄭成功是有很高的戰略期待的。第一次是自己在福建的基地過度狹小，想通過在清廷勢力較為薄弱的惠潮地區活動招兵將、備糧草以打破在福建的困局。第二次南征遇到了永歷朝廷的求助，西進勤王如若成功，不但可以減緩清軍的攻勢緩解各條抗清戰線的壓力，還可以使得西南的抗清同東南沿海的抗清相聯，改善永歷朝廷的困境，更重要的是，可以大大提升鄭成功在南明各股勢力中的地位。但是部下中叢生的“異見”及集團內部分裂，對鄭氏實現戰略目的造成了重大障礙，集團各股勢力以自身利益為第一位，這與鄭成功調動集團資源積極抗清的戰略是相左的。這些群體對鄭成功所作的“反動”不但使鄭成功的戰略意圖無一實現，更讓其遭受中左失陷這樣的慘重損失，這就是傅衣凌等學者所說的限制鄭氏集團發展的鄉族關系在政治上的表現。為了解決明鄭集團內部“不團結”的弊病，鄭成功自順治七年始進行了一系列對屬下集團結構的“重新鍛造”。

二、“重鍛”明鄭集團

面對集團內的反對者，鄭成功為了抗清順利進行，開啟了對集團內部的專制集權改革以及政權化。經過三個階段的改革行動后，鄭成功加強了對鄭氏集團的掌控并推動鄭氏集團的政權化，最終有力地推動了抗清的進行。

第一階段(1650),鄭成功重點重新統合鄭氏集團。首先是統合原鄭芝龍集團內各股勢力。第一次南征回閩后，鄭成功為解決軍事實力不足的問題，對占據中左且實力最強的鄭聯、鄭彩兄弟“開刀”。順治七年，鄭成功擊敗鄭聯兄弟勢力，奪得鄭氏集團重要據點中左，隨后將基地自鼓浪嶼移至中左，大大擴展了發展空間，且直言“定遠水師已歸于我”〔4〕。自此，史料中關于鄭成功部隊的描述才開始大量出現水師〔1 〕的記載，可見鄭成功由此掌握了強大的水師力量，旗下實力大大增加。同時鄭成功還著手整頓旗下勢力過大的鄭氏族人。如曾破壞其南征戰略的叔父鄭鴻逵等人。鄭成功先將中左防守重任交托鄭鴻逵，將其調離前線。鄭鴻逵雖接受調令，但仍將部屬二人留在前線，稱其“愿效忠勤王”〔2 〕，此舉應是鄭鴻逵為了繼續保持在集團內的話語權而作，鄭成功欣然納之，但亦重新改編鄭鴻逵留下的部隊。同年因鄭鴻逵等人失守中左，鄭成功以此罪斬殺鄭芝莞，并將鄭鴻逵流放至中左外的小島。經此一役，曾與鄭芝龍共事的鄭氏族人勢力大多被驅逐出中左，不再對鄭氏集團保有較大的影響力。

其后，鄭成功又對異姓部屬進行整治。比如從鄭芝龍創業時即歸附于鄭氏旗下的施瑯家族。施瑯本人早年備受鄭芝龍重用，后來依附于鄭成功并屢立戰功，深受信任。隨著施氏家族坐大，施瑯及族人每每驕橫跋扈欺壓他人，軍中多敢怒不敢言。先時施瑯與陳斌發生矛盾阻鄭成功南征后，鄭成功數次試探，施瑯均不見收斂。此時鄭成功仍忌憚施家在軍中勢力，對其隱忍不發，只將其調離職位派回中左閑住。鄭成功回到中左后卻沒有恢復施瑯兵權，更將施瑯部屬升為鎮將代替施瑯，以分化施氏勢力。施瑯見此，假意出家試圖要挾鄭成功，鄭成功為穩住施瑯又再許其重新招募兵馬新立軍鎮。但施瑯未理睬鄭成功更負氣削發，對鄭成功避而不見。不久又去其他將領營中砸罵并私自斬殺鄭成功旗下親兵。鄭成功此時決定處理施氏勢力，但并無把握一舉清除施家，轉而決定用計擒拿施瑯。于是鄭氏表面上不動聲色并出言安撫，半月后，以調令將手握援剿左鎮兵權的施瑯族弟施顯騙出監禁，而后再派人抓捕施瑯及其親屬。雖然施瑯在軍中好友的幫助下得以逃脫降清，但其父施大宣及弟施顯均被處死。自此之后，鄭氏集團內驕橫跋扈的將領大為減少，鄭成功也基本壓制住了會對自己提出反對意見的軍官勢力。

第二階段(1651—1652),鄭成功逐漸掌握集團領導權后，開始推動集團內的制度建設。順治八年(1651),鄭成功“頒定《殺虜大敵、中敵賞格》……設督陣官”〔3 〕，建立軍內法規，以明確賞罰功過。另外“設局督造軍器、藤牌、戰被、火筒、火罐”〔4 〕，建立專門的軍備制造機構。隨著鄭成功集團的發展壯大，原來與鄭成功相抗衡的如張煌言等人亦前來歸附。在吸收大量新歸附成員的背景下，順治九年(1652),鄭成功借攻打漳州的契機將全軍改編為“二十八宿營”〔5 〕，再次打亂新歸附勢力的原有權力結構，以便其掌控新納入的部隊。同時，鄭成功于中左建忠臣廟祭陣亡將士，通過樹立“紀念碑性”〔1 〕的建筑以團結部眾，鄭成功本人的統治亦愈趨穩固。總體上這一階段仍屬于鄭成功推動集團政權化的過渡性階段。

第三階段(1653—1661),鄭成功在推行了兩年的制度建設后，順治十年(1653),永歷朝廷派兵部主事萬年英前往中左冊封鄭成功為延平王。明朝滅亡前沒有對在生者進行異姓封王之制，到南明永歷時期，永歷帝為籠絡各方抗清勢力，改成對功高者封王，〔2 〕此時鄭成功也由于在東南抗清得力為永歷朝廷所封賞，制誥中〔3〕將鄭氏比作東南砥柱，贊譽其建功頗多，忠誠不二。得到王爵的鄭成功的政治地位以及集團合法性得到大大提高。馬克斯·韋伯對政治合法性的來源歸納為，一是根據自覺訂立的理性規則體系，即得到制度或者法律的授權；二是根據傳統的神圣性或者相沿成習的對于某個特殊人物的服從，在中國古代應該是世襲制帶來的傳統權威；三是對個人超凡魅力的信服?！? 〕這三種類型一般在現實中會結合出現。

鄭成功組織抗清，從父親處得到的傳統性權威不多，他能夠舉起反清大旗主要還是得益于隆武帝等南明統治者對他的嘉遇。隆武帝最開始賜鄭成功國姓并給與駙馬都尉的待遇，順治三年，又命其為招討大將軍。此后鄭成功長期以“招討大將軍國姓”的旗號號召部眾，順治七年又受封為漳國公。通過從明朝正朔繼承者處獲得的封賞，鄭成功領導的抗清得到法理上的“授權”，雖足以讓其豎旗反清，但并不能讓鄭成功獲得更大的政治空間，比如在集團內仍未能自由地設官建置。但是到了順治十年，被封王爵之后，鄭成功便可援引《大明會典》對明代宗藩的規定合法開府置官。這大大增強了鄭氏的政治地位及號召力。同時，鄭成功通過數年屢敗屢戰的抗清活動，旗下部眾以及反清民眾中間逐漸積聚了巨大的個人魅力，這些都讓他在統領東南沿海進行抗清活動中的政治合法性大大增強。

順治十一年(1654),鄭成功在兩廣開科取士吸納地方士人，〔5 〕同時還建儲賢館“考諸生優行者”〔6〕，以類似太學的“兩館”吸納占領區內的希望考取功名的士人群體。一時間“島上衣冠濟濟，猶有升平氣象”〔7〕。通過在新占領區拓寬統治基礎及人才儲備，稀釋原來日益固化的集團內部結構。在建立人才獲取通道之后，同年末鄭成功向永歷帝疏稱“行在遙隔，軍前所委文武職銜一時不及奏聞”〔1 〕，要求自行設官便宜行事，永歷朝廷隨后允許請求。由此鄭成功順利按制使用國家“名器”在其“王國”之內設置文武官員，為部屬打開了向上流動的通道。〔2 〕這進一步增強了鄭成功對于抗清群體的號召力，也增強了明鄭集團的實力。順治十二年(1655)初，鄭成功將原有混作一團的政務工作，按照中央六部的結構分設“六官”負責行政事務，并設立“六察官”“察言”“審理”等官分理監察、司法事務。同年，鄭成功還以“中左興王之地，不宜因循舊址”〔3 〕為由，將中左改稱思明，有意識地制造都城意象，〔4 〕進一步推進集團的政權化。

鄭成功在這一階段除對一般軍隊保持不斷的調整整編之外，還增設了一支精兵。這支精兵從各營中挑選精銳建成，鄭成功任命侍衛親兵任戎旗鎮各層軍官并親督戎旗鎮操演，名為戎旗鎮，不久又擴編為左、右戎旗鎮，隨即又改為左、右武驤鎮，同時再次增設左、右虎衛鎮，這些部隊作戰時全身披掛鐵甲，在明鄭政權內部被稱為“鐵人軍”，其時鄭氏軍中有“鐵人著做，一出便好”〔5 〕之諺。鄭成功創設這些部隊時稱是為與清軍苦戰。但梳理歷次出征，左、右虎衛及左、右武驤鎮，此四鎮人馬多居軍中后程，作預備隊時多，與清軍苦戰時少，而且每每稱之為“親軍”〔6〕。這幾支新設軍鎮與普通部隊相較，更像一支直屬鄭成功控御臣下與督戰的“禁軍”部隊。這些都是鄭成功進行專制集權的重要舉措。

同時，鄭成功還將文官勢力引入軍隊之中以制衡軍官集團。軍隊之中早前就已經設有監督、監紀等文官擔任的軍紀監察職務，此外新設“大餉司”〔7 〕“總理監營”〔8 〕等機構，分別對明鄭軍隊的經濟活動以及指揮調動進行監督。這些監察機構的職務多由新納的士子擔任，鄭成功顯然是想以文官勢力監督制衡軍官集團。通過這些舉措，鄭成功大大地加強了對部隊的控制能力。

順治九年至順治十二年初，即鄭成功推動改革的第二階段，明鄭軍隊又兩次南征均未受到集團內部意見的影響。正是在順治十二年的南征中，即使面對強大的清軍，鄭軍仍連戰連勝，接連攻占澄海、普寧、揭陽等縣，取得了諸次南征廣東戰役中的最大戰果。在三萬清軍進逼思明想要迫使鄭成功放棄南征戰果的背景下，鄭氏旗下引禮舍人許靖等人請鄭成功調回南征部隊救援思明，似乎又再次同入援廣州那次的場景那般，不過此次鄭成功直接下令“梟示”反對者，由此軍中的反對意見不再出現。可見經過對集團的改造，鄭成功進行南征雖偶有反對的聲音，但這些噪音已經不能影響鄭成功的用兵了。鄭成功在集團內進行專制集權改革，如同為鄭氏集團更換了一臺質量上乘的“發動機”，能夠更加有效地將鄭氏手上的海貿利潤轉化成巨大的抗清“動能”。鄭成功所發起的戰役亦由初時在閩粵間組織的小規模戰役，至鄭氏集團政權化幾近完成時，已可組織規模浩大的北進長江收復南都大戰役。這都是明鄭初期難以做到的。

康熙元年(1661),鄭成功收復臺灣，隨即在臺設置一府二縣，將承天府設為“延平王國東都”，其后又命“查報田園冊籍，征納□銀”〔1 〕，要求清核田土，征收賦稅，同時命令官員“當以己力經營，不準混侵土民及百姓現耕物業……如有違越，法在必究。著戶官刻板頒行”〔2 〕，以明文法約束部屬行為?！? 〕至此明鄭集團擁有了一定的土地、人口，以及按照明朝的典章制度建立了文武分野的包含行政、司法、監察的統治機構，并且還根據自身情況新制定了一些規章制度，以及在統治區域內設置具有層級的行政區劃和都城，具備了一個政權的特征。另外，在進行專制集權以及推動明鄭集團政權化的過程中，鄭成功也逐步被其部屬稱為“藩”或“藩主”，反映了在集團內其“君主”地位以及進行專制統治也受到集團部屬的承認。更重要的是其子鄭經獲得了世子身份，鄭經對于爵位的世襲以及明鄭政權的繼承是具備合法性的，不需要再像海盜集團那樣推舉產生領袖。這些都表明原來的海上集團在鄭成功的推動下演變成了一個在南明朝廷體系下的政權性集團。

三、鄭成功改革前后明鄭集團與西方殖民勢力的競爭

鄭成功在開展專制集權活動的同時也積極經略海洋，由此不可避免地同西方殖民者進行了激烈的競爭。針對16至17世紀各方勢力在東亞〔4〕海上主導權的爭奪，過去學界展開了許多討論，多數觀點肯定鄭成功將荷蘭人驅趕出臺灣是鄭氏集團對西方殖民勢力取得的重大勝利，并多把勝利的原因歸結于鄭成功的軍事勝利，〔5 〕未從更深層次的角度討論鄭成功集團在對西方殖民勢力的競爭中取得優勢的原因。本節將鄭成功集團同西方殖民勢力長時間競爭的歷程疊合鄭成功對其集團的改造活動進行考察，以做進一步的討論。

鄭成功崛起之前，眾多西方殖民者就已在東亞展開激烈的競爭。最早在中國沿海站穩腳跟的是租借澳門的葡萄牙殖民者，西班牙人隨后而來，二者展開競爭。隨著西葡兩國在1580年建立聯合統治，兩國在東亞建立了合作下的競爭機制，成功構建并運營澳門—馬尼拉—美洲的太平洋航線。荷蘭人的到來，改變了西葡勢力構建的貿易格局。荷蘭人在16世紀末開始大力經營東方貿易，〔1 〕17世紀初形成了以巴達維亞為中心，以日本平戶商館、香料群島德那第等地為支點的東方貿易網絡，并以此與西葡兩國直接競爭?！? 〕雖然英國也在該時期成立東印度公司進入亞洲，但由于荷英兩國在外交上對西班牙的一致性，二者進行了聯合。經過激烈的沖突，荷蘭人在東亞海面逐漸取得優勢。

由于明末的明清戰爭及農民戰爭的爆發，明朝官方逐漸無暇經營海權，中國海商在海洋活動中飽受欺壓。〔3 〕面對蠻橫的西方殖民者，中國海商的反抗效果甚微，使得當地華人海商的財產及人身安全都沒有任何保障。這沉重打擊了中國海商到馬尼拉進行商業活動的熱情，船只數量從數十艘下降到個位數?！? 〕顯然西方殖民者的活動使得中國海商的權益受到嚴重的侵害。有研究認為，由于官府對殖民者的成功打擊以及中國海商對大陸貨源的掌控，所以中國人在東亞海面的貿易上占據了優勢，〔5 〕但從中國海商頻繁遭受打擊的情況看，很難說中國商人可以在貿易等海洋活動中取得了主導權，僅僅只能說在官府嚴格的海洋管理政策之下西方殖民者無法對大陸地區進行侵害。

西方殖民勢力侵害中國海洋權益的行為直到17世紀20年代才受到鄭芝龍集團的限制。起初荷蘭人為同西葡殖民勢力競爭，謀求侵占澎湖以直接展開對華貿易，在明朝官府的驅逐下未能成功，轉而在臺灣建立殖民地同中國海商交易，但其并未放棄在中國大陸上獲得貿易據點的企圖。鄭芝龍集團崛起后，荷蘭人想利用鄭芝龍打開對華貿易的大門，而此時較為弱小的鄭芝龍則想借用荷蘭人的力量擴充勢力，雙方就在貌合神離的狀態下建立了合作。此時的合作中，荷蘭人實力較強，因而簽署的協議對荷蘭人更有利，但隨著鄭芝龍勢力的壯大，集團開始同荷蘭人競爭對日貿易的壟斷權并爭奪海洋霸權，利益受到損害的荷蘭人對此感到不滿。1633年料羅灣海戰爆發，荷蘭人被鄭芝龍擊敗，其在中國東南沿海的活動稍稍收斂，并于1640年再次與鄭芝龍簽訂協議。有研究認為，荷蘭人此時“放棄在中國大陸口岸直接貿易的企圖，只能按照鄭氏安排，依賴中國海商提供中國商品”〔1 〕。但從戰后鄭芝龍同荷蘭人簽訂的協議看，荷蘭人要求鄭芝龍不再到日本貿易，并阻止其他中國人前往貿易，并保證提供荷蘭人用于對日、對歐貿易所需商品?！? 〕禁止中國人到日本貿易以及要求鄭氏集團穩定提供貨源等要求的協議顯然對荷蘭人更有利。雖然鄭芝龍對荷蘭這一協議陽奉陰違，暗地里仍努力同荷蘭勢力進行博弈。但荷蘭人依然在中國東南沿海搶掠中國商船，擄劫中國人到臺澎為奴，侵害中國海商的利益?！? 〕這些都可以反映出僅僅取得料羅灣軍事勝利的鄭芝龍，在當時并未能徹底改變中國海商海洋權益受侵害的情況。

鄭芝龍被清軍擄劫后，荷蘭人在海上勢力進一步增強。有學者認為荷蘭殖民者僅在1634—1644年間主導了臺灣海峽間的貿易，而后貿易主導權又重回中國海商手上?！? 〕不過1646年鄭芝龍被清軍擄至北京后，原來旗下各股勢力各自為政。繼鄭芝龍而起的鄭成功剛剛重新組建鄭氏集團，無力與荷蘭人爭鋒。沒有了鄭氏集團的限制，荷蘭人在東亞海面再無敵手，在中國東南海疆更加肆意地擴張并打壓作為對手的西葡勢力。尤其是日本鎖國后，荷蘭人獨占了日本的對外貿易，西葡勢力失去了長崎—澳門航線的利潤，使西葡勢力在亞洲的商業活動進一步受到了沉重打擊。與此同時，伴隨著鄭氏集團暫時的衰弱，此時才是荷蘭在東亞海域的“黃金時代”，中國海商在面對西方殖民者時落于下風。

1650年代中前期，經過幾個階段的集權化活動，逐步掌控鄭氏集團的鄭成功開始派出自己旗下的商船參與海貿活動。此外，在1653年的文獻中開始出現鄭成功對中國海商直接征稅（牌餉）的記載。〔5 〕鄭成功集團對中國海商普遍行使征稅權，使得在東亞海面進行貿易的中國商船基本上都打著鄭氏旗號。但當時仍擁有東亞海面霸權的荷蘭人繼續采取以往打擊西葡勢力以及侵侮華商的政策，劫掠、攔截前往馬尼拉及東南亞各處的中國商船。據荷蘭人的記載，僅1652—1658年期間，荷蘭人就劫掠、扣押了鄭氏商船8次。〔1 〕荷蘭人的活動給鄭成功的商業利益以及聲譽帶來負面的影響。從這些情況看，至少在17世紀50年代中期，荷蘭人還是在東亞洋面處于主導地位。

1653年后，即鄭成功進行專制集權改革第三階段之時，鄭氏政權雛形已現，政治、軍事實力逐漸超過鄭芝龍集團時期，文獻中也開始頻繁出現鄭成功就海洋活動對荷交涉的記載，比如鄭成功就旗下商船為荷方所劫等事，在1653—1654年間數次致信巴達維亞及臺灣的荷蘭長官要求賠償。但受實力及戰略方向所限，此時鄭成功還不想完全挑破與荷蘭人的關系，鄭成功還請荷蘭人派來醫生，為其診治傷病。因而鄭成功對荷交涉仍留有余地，去信的態度亦較為和善。

雖然態度較為和緩，但荷蘭人也認識到逐步建立起政權化組織的鄭成功當時在政治上對清廷取得了某些優勢，并且“已與韃靼人達成和平協議”〔2 〕，已有余力從經濟上封鎖荷蘭在臺殖民地，貿然得罪鄭成功會使其殖民活動更加艱難，因而在回信中也對鄭成功十分客氣。與此同時，實力漸強的鄭成功希望壟斷對日貿易，同時還和越南的鄭主簽訂貿易協議，荷蘭人日漸感受到強大的鄭成功帶來的危機。但鄭成功此時仍未直接同荷蘭人鬧翻，而是對實力較弱的西班牙殖民勢力開刀。由于馬尼拉的西班牙人長期對華商、華人進行欺壓，為保護鄭氏集團及其他中國海商的權益，1655年鄭成功發出了禁止中國商船到馬尼拉的藩令，這份藩令讓西班牙人陷入經營困難的局面。特別是鄭成功同時要求荷蘭人也在臺灣各處頒布限制西班牙人的藩令，這份藩令的用語使荷蘭人“汗毛直豎”〔3〕。鄭成功應該有借此敲打荷蘭人的意圖，這也讓荷蘭人感到鄭成功對其在臺灣殖民事實的漠視。面對實力與日俱增的明鄭集團，臺灣的荷蘭殖民者委婉拒絕了在臺發布藩令的要求，希望鄭成功知難而退，鄭成功對此隱而不發。同時在巴達維亞的荷蘭殖民者眼見明鄭集團旗下的船只越來越多前往荷蘭人的勢力范圍進行貿易，搶占屬于荷蘭人的利潤，便選擇在海面上頻繁地攔截、劫掠明鄭旗號的船只。這些行為無疑使鄭成功對荷蘭人的憤怒不斷積累。但是當年鄭成功正在如火如荼地開啟第三階段的集權化行動，在集團內設置一系列的機構建立制度，暫時無暇顧及荷蘭人。

順治十四年(1657),鄭成功基本上完成了以其為首的專制集權體制，一方面對清戰爭暫時進入休戰狀態，另一方面明鄭集團在海上實力經過數年積累有所增強。鄭成功讓通事何斌傳信，發布禁止中國商船前往臺灣及巴達維亞的禁令，直接對荷蘭殖民者實行禁運。此時在臺荷蘭人對其在東亞的實力依然保有信心，同時亦相信巴達維亞的荷蘭同胞會支持其斗爭策略，對鄭成功極端憤怒地表達了“既不愿看到，但也不怕”〔4 〕的態度。于是鄭成功堅決執行了制裁措施。在強有力的制裁下，臺灣殖民地內各種貨物堆積如山無法出貨，鄭成功甚至處斬了一名違規從臺灣攜帶胡椒回廈門的商人，從此再沒有商船敢去臺灣進行貿易，荷蘭人也無法得到任何的中國商品，在臺貿易受到了沉重的打擊，缺乏中國商品的巴達維亞也同樣受到沖擊。直到荷蘭人通過何斌傳信，承諾同意鄭成功的要求〔1 〕才獲得諒解〔2 〕，并得以在鄭成功制定的規則下繼續在臺進行對大陸的貿易。同鄭芝龍時期雙方簽訂的協議相比，此時荷蘭人顯然已經在同鄭成功的競爭中落了下風。此后荷蘭人與明鄭集團之間的實力此消彼長，明鄭集團收復臺灣是這一過程的直接結果。

從鄭成功同殖民者交涉的過程觀察，鄭氏之所以能遏制荷蘭人，除了對手實力下降外，鄭成功通過對明鄭集團的專制集權改造，進而使得原有的海上集團轉變成明鄭政權是鄭成功同西方殖民者競爭過程中的重要因素。正如歐陽泰在論述鄭成功能夠從荷蘭人手里奪回臺灣的原因時所說“國家組織乃是關鍵因素”〔3〕。從上述討論看，不止是奪回臺灣，在維護海上利益的過程中也是因為鄭成功通過將其集團政權化，建立了相關的政權組織并形成了專制體制，進而大大增強了明鄭集團統籌各方面資源經略海洋的能力，才得以使強大的荷蘭殖民勢力向其屈服。從上述實際競爭的過程也反映出，政權化后的明鄭集團在組織與運營能力上是不遜于西葡乃至荷英等殖民勢力的。

四、專制集權背后的陰影

盡管鄭成功對集團長時間的集權化提升了抗清及同殖民勢力對抗的能力，但并不能徹底解決舊弊病。鄭芝龍留下的“遺產”，即傳統海商集團組織結構依舊作用于明鄭集團中，鄭成功的專制集權這一副“猛藥”也未能根除集團中久積的“沉疴”。集團內各個派系的存在不但讓鄭氏政權發展長期受到負面影響，甚至影響了鄭經對明鄭政權的繼承。

鄭成功雖著手清洗族人勢力，但為了平抑外姓將領勢力也就未完全消除集團內族人的勢力，使集團中外姓官員與鄭氏族人間的矛盾長久存在。順治十二年末，已被流放白沙島五年的鄭鴻逵還可命其部將黃昭等幫守白沙城等處，可見鄭鴻逵雖被流放但轄下仍有兵將。同時政權內部分重要職位亦由鄭氏族人掌握，如擔任戶官的鄭泰就長期掌控鄭氏政權的財政及貿易活動，這樣的安排亦引起集團內其他勢力的不滿。順治十四年，監察官員常壽寧參劾鄭泰侵吞海貿收入，圍繞此事二者屢番對質，后因常氏指控鄭泰證據不足，常壽寧被流放方才事歇。〔1 〕兩個派系的矛盾使鄭氏政權內紛擾不堪。

除鄭氏族人外，明鄭集團早期頻繁進行戰爭活動，集團內軍官勢力坐大。鄭成功曾試圖讓文官勢力介入軍隊管理，制衡軍官集團，由于政權內的文武官員進入政權的方式、途徑不同，在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小集團，相互間原已存在摩擦，鄭成功的舉措進一步加重了政權內的文武矛盾。鄭成功進行專制集權過程中曾在軍中推行監紀制度，令士子入營中監察。宿將周全斌即密諫鄭成功：“監督監營久在行陣，至于監紀，或初拔士子，或裘袴公子，能識軍中功罪為何物，而可令其監紀統鎮提督耶？”〔2〕可見軍官群體對鄭成功讓文官勢力介入軍隊感到不滿，希望爭取減少文官系統對軍隊的滲透。鄭成功雖不喜周氏及其背后的武官群體對監紀人選的反對，但還是選擇妥協，轉命武將世家出身的士子柯平前往營中任監紀。順治十五年(1658),文武官員間進一步爆發了激烈的正面沖突，戶官潘庚鐘乘船隨鄭成功北征，駛出思明后，半夜又溜回思明搬移女眷上山避敵，期間與巡查兵將發生沖突。這些兵士隨即以抓獲清軍奸細為由扣押潘庚鐘及家眷，鄭成功雖居中調解，文獻記載“自是文武不和矣”〔3 〕，但冰凍三尺顯非一日之寒。

除文武沖突，武官勢力內部亦有派系之爭。鄭成功抗清期間為擴充實力，大量吸收其他南明勢力及清軍投降兵將，鄭成功曾出于平衡新舊勢力與集權的考慮，對這些兵將進行改編，大量不同來源的兵員混雜一體，卻未能彌合軍隊中各“山頭”間的嫌隙，反而加劇了政權內部矛盾。比如上文提到的施瑯與陳斌之間的閩粵籍將領間的矛盾。又比如“定西侯張名振與陳忠靖北上不和，藩委刑官程應璠解之，名振尤未降心，故我師至舟山，馳會攻城。不至?！薄? 〕可見從外部歸附的將領與鄭氏集團成長起來的將領間，為了派系斗爭可以視鄭成功制定的軍事計劃為廢紙，公然為個人矛盾進行抗命。

隨著鄭成功進行北伐，愈來愈多的清軍投降兵員被納入鄭氏政權，因而也產生了新的派系矛盾，這進一步使鄭氏政權內部的“摩擦系數”升高。時人稱“成功之部曰南郎、北郎。南郎者皆閩廣人，及所招島夷蛋蜑烏鬼之屬，其將多芝龍舊部曲，如甘輝等，號為心腹者也。北郎者乃江浙人及所招北方劇盜、旗下逃兵，其將多浙閩降將”〔5〕。以地域與歸附鄭氏的途徑不同，政權內已形成明顯的南、北兩股勢力，原本的閩粵籍矛盾讓位于南北矛盾。在抗清活動的過程中，由于南郎出身閩粵，許多將領與降清的閩粵地方勢力保持密切的聯系，因此鄭成功亦對“南郎”逐漸產生戒心，有重用“北郎”的趨勢。順治十五年，鄭成功南征廣東，意欲前往潮州掃蕩劫掠其商船的敵對勢力，鄭成功為免南郎泄露消息，先令心腹密尋向導，出發前先下令大軍北征，而自領新軍“星夜溜下，不及會舟宗”〔6〕。鄭成功一面欺騙部下，一面率親軍南下，方取得該戰役的勝利，這不可避免地使南郎勢力對鄭成功產生怨言。

順治十五年，諸將于思明會議北伐事宜，兩股勢力又圍繞北伐意見相爭執。

諸北郎曰：“藩府舉事十余年矣。所得郡邑皆濱海支郡，故棄而不守，日復一日，師老財匱，漸不可用。今聞北方精銳盡入滇黔，其國內空，若以此時悉舟師入長江，直取金陵，有破竹之勢，金陵既破，天下震動，山東、河南豪杰蜂起，北兵之征滇者，且潰散不支，其居守者，亦不能南援。我撫有江南，徐圖北伐，國勢已定，莫不順從。此時也，不可復失。”諸南郎曰：“北方雖有黔師，勝負難定，無釁可乘之，進取未易。今我眾雖多，收買游掠足以自給，此歲且宜按兵以觀事變。北方若勝滇黔，欲有加于我，我大舡如城，小舡如屋，器槭精好，乘風出奇，是無如我何。若為滇黔所敗，則國勢已絀，有釁可乘，我鼓帆而前，耀兵江浙，進取金陵，乃可萬全?！? 〕

北郎希望前往江南、中原等地抗清，以進一步打開抗清受困于東南沿海的局面。這雖符合鄭成功的戰略意圖，但南郎卻表示反對。南郎從鄭反清時間長，號稱心腹，且在鄭成功封賞時屢受優待，但此時卻皆因不愿拋棄家眷以及在閩粵的生計，去支持鄭成功北伐。鄭成功對此頗為失望，為實現政治抱負只能以北郎軍鎮為先鋒北入長江。

然至北伐途中，北兵因不習海上風浪，開始出現逃兵。軍中亦開始流傳北郎將領賀世明將船頭桅桿刷紅，準備率一眾北郎兵將叛逃降清的謠言。從動機論，這則謠言很可能是南郎為了打擊北郎勢力所散播。此時正值北伐關鍵時刻，鄭成功不敢托大，即時要絕大部分的北郎將領交出兵權。賀世明當下氣憤而死，北郎旗下官兵頓時受激，部分北郎兵士更一哄而散，使得作為北伐主力的北郎官兵戰力受到沉重打擊?！? 〕兩派的斗爭使得北伐尚未開始，軍心卻已有動搖。其后，鄭成功因輕敵冒進被清軍在南京城下擊敗，鄭成功退至長江口的崇明島休整，意欲攻下崇明縣城作為基地以圖再進長江，南郎將領周全斌直言得此孤城絕島亦是無益，不如回閩休養號召精銳，等明年再進長江，直接表明并不支持鄭氏此時再進長江。〔3 〕由于支持鄭氏的北郎在先前的事件中已然實力大減無法再支持北伐，鄭成功無奈只能放棄計劃撤軍。回到思明后，鄭成功再次調整軍鎮編制，除撫恤陣亡兵將，又與陣亡的南郎將領子女結親，以穩定心存不滿的南郎派系?！? 〕面對南郎漸有坐大之勢以及缺兵少將的情況，鄭成功重新啟用許多此前被責罰的北郎將領，〔5 〕重新扶植北郎以平衡一支獨大的南郎勢力。

鄭成功雖然在集權化的過程中曾通過調整軍鎮編制、新建親軍部隊，意欲解決內部不同勢力的矛盾，但長久以來，為快速擴充兵員，收納了大量來源復雜的人員，使集團內始終處于吸納新派系中，因而時常爆發矛盾，其旗下軍隊的戰力也深受影響。另一方面，缺兵少將的鄭成功根本無法拒絕這種飲鴆止渴的擴充方式。積重難返之下，鄭成功統治后期對由此產生的紛爭幾乎束手無策，這亦成了鄭成功北伐失敗在組織上的原因。

北伐失敗帶來的威望下降與難以逆轉的南郎勢力坐大趨勢，都減弱了鄭成功對政權的控制力。北伐失敗后，鄭成功計劃收復臺灣。但“時眾俱不敢違，然頗有難色。惟宣毅后鎮吳豪經到此處，獨言風水不可，水土多病”〔1 〕，面對威望衰退，鄭成功此時只能通過處死吳豪來壓制反對意見?？滴踉辏嵆晒Τ晒κ諒团_灣，但威望并沒隨著收復臺灣而完全恢復，隨之而來的是動搖明鄭政權的統治危機。其時鄭成功命鄭泰搬遷署廨機構及運糧至臺以救糧荒之急，〔2〕然鄭泰糧船遲遲不至，官兵已開始吃木子充饑，鄭成功見部屬日有“脫巾之變”〔3 〕，對鄭泰十分憤怒。鄭泰聽聞更加憂懼，其后鄭成功催促鄭泰等人搬遷眷屬至臺，鄭泰則伙同不愿赴臺的將領不發一船至臺灣并扣押前來的監軍，使島上信息隔絕。在鄭泰為代表的勢力推動下，鄭成功統治末期爆發了危機?！? 〕不久又爆發鄭經亂倫事件，鄭成功想要處死鄭經，〔5 〕而在思明的鄭氏官員幾乎全體違抗鄭成功命令。此時鄭成功的專制集權行動，陷入了尷尬的境地，雖然部屬沒有直接反對，但是對其命令都不予執行，這可能是導致鄭成功憂憤而死的直接原因?！?〕

在認識到鄭成功推動集團集權化為抗清帶來積極效果的同時，不能否認明鄭集團中被削弱的各種群體并非“束手就擒”〔7〕。他們作為集團利益的持份者，時有圍繞自己的利益對鄭成功的命令陽奉陰違，甚至到最后鄭成功要求鄭泰等人放棄思明與處死鄭經時，他們完全背叛了鄭成功，使鄭成功的個人威權某種程度上出現垮塌，這是鄭成功專制集權背后一直存在的陰影。明鄭集團內的“反動勢力”通過鄭成功進一步的清洗和改造，或許可以得到緩解乃至解決，可惜的是，歷史留給鄭成功的時間實在太短了。雖然鄭成功對集團進行的改造不盡完美，但依然給繼承者們留下了一個立足于海洋的明鄭政權，這是此前歷史上從未發生的。

余論

鄭成功通過持續不懈的努力，整頓族人勢力及跋扈將領，制定各項制度，雖未能完全清除政權內的“離心勢力”，但整體上推動鄭氏集團成功轉化為明鄭政權。在政權機構的支撐下，鄭成功的抗清活動得以順利開展，同時亦能在海洋經略中與西方殖民者相抗衡，并在執政中后期取得對西方殖民者的優勢，最終將荷蘭人驅逐出臺灣。這一成就，正是鄭成功在明清鼎革與17世紀東亞海洋變局交織下做出理性抉擇的結果。以往研究中，有學者對“鄭氏集團未向資本主義發展”表示惋惜，〔1 〕亦有觀點認為鄭成功囿于孤臣忠節的傳統心態，文化認同固守專制意識，未能與其集團的海洋開拓實踐相協調。〔2 〕這些觀點實則未能充分體察鄭成功身處的歷史情境與戰略目標。以下就這兩個觀點作進一步的考察。

部分學者惋惜鄭氏集團未向資本主義形態發展。資本主義發展的核心目的是資本增殖，但這并非鄭成功運行集團的核心訴求。一方面，鄭氏控制區域受戰亂影響，商品市場萎縮，工商業凋敝，缺乏發展資本主義的土壤。另一方面，鄭氏海貿所得利潤主要用于補充抗清軍費，以維持集團生存，而非用于資本的再積累與商品的再生產。因此，盡管鄭成功面對17世紀東亞海上蘊藏的巨大貿易利潤，曾采取過一些具有早期資本主義特征的政策，也積極在海洋上與西方殖民者競爭、維護中國的海洋權益，但這與西方國家為積累財富而扶持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政策存在本質區別。事實上，抗清活動對軍費的巨大需求，才是鄭成功積極開展海洋活動的主要目的。雖然明鄭集團經略海洋的過程與成果引人注目，但終究是抗清活動的“副產品”。如果說對鄭氏集團的惋惜，源于將社會形態的線性演進邏輯強加于歷史情境，那么對鄭成功專制意識的批評，則更需置于抗清復明這一歷史主線中重新審視。

對于認為鄭成功專制思想限制了其戰略格局的觀點，恰恰忽視了明清鼎革之際忠明與集權的內在統一性。鄭成功的忠明認同，并非僵化的孤臣執念，而是為明鄭集團的集權轉型與發展提供了忠明抗清的大義名分。同時南明政權授予的爵位，更在法理層面為明鄭集團的成功轉型提供了保障。這使鄭氏得以據此確立世襲傳承秩序，其子鄭經、孫鄭克塽皆能以世子身份承繼政權，避免了如鄭成功抗清初期那般重起爐灶，這無疑增強了明鄭政權的穩定性。若說鄭氏集團的開創者鄭芝龍是集團神話中的“禹”，那么忠明的鄭成功無疑扮演了奠定世襲傳承格局的“啟”的角色。這也是鄭成功通過忠明抗清取得的重要成果。而集權體制則為抗清使命的實現提供了制度保障，使其能夠合法有效地整合資源，提高抗清能力。所謂“專制”，是亂世中凝聚力量的必要權威，而非意識形態上的倒退。二者相輔相成，而非相互桎梏。在明清鼎革、清軍壓境的生死關頭，構建以儒家倫理為內核、具備高度動員能力的集權體制，實為維系集團存續的理性選擇。

而鄭成功之所以堅持以忠明大義為旗號并推動集團變革，除了為打破海盜集團集體主義對其施政的桎梏，〔1 〕更在于其深刻的儒學認同與堅定的抗清使命感。鄭成功自少年時便被父親當作儒生培養，赴南京國子監就學期間，他曾親見明朝政務系統的運作模式，〔2〕還投身東林鉅子錢謙益門下求學，頗受賞識，同時廣泛接觸徐孚遠、李世熊等復社人士。從其在父親降清后“焚儒服”的行為中，足以見其對儒生身份的深刻認同。加之隆武帝的知遇之恩，更讓他樹立了牢固的忠明信念與抗清復明的決心。正是這些經歷促使他掙脫海盜集團的傳統桎梏，做出構建集權政權的政治選擇。

值得注意的是，鄭成功推動集團變革雖根植于個人的儒學認同與抗清使命感，但其能夠順利推進，亦離不開特定的時代契機。明清鼎革的亂局為其提供了獲取南明政權法理授權的可能。那么，時局是否才是主導鄭成功選擇的核心因素？但事實上，與鄭成功相似，元明易代之際的方國珍海上勢力也曾通過與元廷博弈獲得高官厚祿，元廷將浙江沿海大片區域的權力讓渡于他，以換取支持。然而方國珍得此機會后，卻未能對旗下勢力進行有效整合，也未提出具有廣泛號召力的政治綱領。其謀士勸其加入爭霸天下的行列，亦被他拒絕?！? 〕這一鮮明反差恰恰表明，方國珍雖在鼎革之際據地自雄，但卻限于自身認識、組織結構等因素，終致勢力局限于地方割據。由此可見，亂世只是鄭成功做出抉擇的充分條件，其個人的抗清意愿與價值認同才是起決定性作用的核心因素。

盡管鄭成功的制度選擇具有歷史合理性，但其個人作為并非毫無爭議。不可否認，鄭成功確有希求個人權力的一面，曾借南明朝廷授予的封爵屢有逾制行為，但他始終未做出另立爐灶抗清的舉動，這與一般海盜集團挑戰現有統治秩序的行為有著本質區別。也正因其恪守這一界限，反清復明的大旗得以長期牢固地掌握在鄭成功及其子嗣手中，明鄭政權亦能借此號召、吸引各方勢力，不斷壯大，而無需像海盜集團那般依賴集體決策、平均分配戰利品換取人才加入。最重要的是，若不堅決開展抗清活動，明鄭集團便無法獲得后來的號召力與規模。由此觀之，將明鄭集團轉化為由專制“君主”領導的集權式政權，并始終如一地堅持抗清的策略，對明鄭勢力而言無疑是最優選擇。

總之，鄭成功的政治選擇應置于明清戰爭與17世紀東亞海洋變局的背景下審視。在西方殖民者于東亞海面上積極擴張積累資本的同時，鄭成功積極經略海洋，并將海洋資源轉化為抗清力量，以海上集團為基礎構建了一個雖然短暫卻極具號召力的抗清政權，展現出一條不同于中國歷史上其他海上集團的發展路徑。明鄭政權存在與發展的歷史意義，并非單純是軍事上對清朝或西方殖民者取得勝利，其活動歷程本質上是中華文明在早期全球化浪潮中與西方文明碰撞、調適與互鑒的生動實踐，展現了傳統中國應對全球化挑戰的務實、自覺的文明調適智慧。

作者阮戈：華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特聘副研究員

來源：《海交史研究》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