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惠堯：李時岳老師和我的最后一次談話

4月5日下午兩點鐘，我準備外出，赴朋友之約。走到研究生樓的樓梯口時，有一個同學從遠處向我奔來，叫道：“小蔡，李老師去世了。”我心里一愣，“什么?不會吧，這怎么可能”!?我自言自語地看著他。那同學重復了一遍，“真的，大概一點四十分左右”。我“哎呀”一聲，三步并兩步地跑去李老師家。推門一看，已經滿屋子人了。噩耗終于證實了。我木然地站在門口，良久，鐘燕群老師拎了一張凳子，拉我坐下。不一會兒，孫老師從里屋出來，一見我就叫一聲“小蔡……”“師母”,我本能地迎上去，緊緊地擁抱著她。在那一刻，我聽不到師母的哭泣，觸不到她心跳的起伏，只感覺到她很平靜，那是任何突如其來的震驚也不能震蕩的平靜；那是一種力，一種無所懼懾的意志力。在那一刻，在肅穆、深重得近乎凝結的氣氛中，我眼前晃過的是領導和師長在商量善后事宜，腦中卻掠過李老師和我第一次見面傾談的情景。印象最深的，是3月25日他和我的最后的談話。

我認識李老師，是在大學二年級學習中國近代史時讀他的那一篇《從洋務、維新到資產階級革命》開始的。以后，又陸續讀到他的其他歷史論文，才真正注意到“李時岳”三個字，才開始向老師和同學打聽李老師的事，才開始去翻看介紹李老師的文章及李老師的自傳。那時，離李老師發表的關于中國近代史線索的思考的文章已較遠了(我是1989—1993年在華中師大念歷史系的),但那幾篇文章讀來仍擲地有聲、振聾發聵、啟人深思。現在想來，我之所以報讀碩士研究生，與受李老師的文章的啟發有密不可分的關系。我第一次見到李老師，是在1993年寒假。那時研究生考試剛結束，我乘回家之便，壯起膽子，冒昧登門造訪。那是一次親切的，給我信心和決心的見面。被錄取攻研后，我和李老師有了更多的接觸。我一般是每月去一次李老師家，每次一個小時左右，有時和李老師談得多，有時和孫師母談得多。這樣一來，對他的學術思想、生平經歷的了解也由少至多，由淺及深。

3月25日早上，我敲開了李老師家門。迎我進去的是師母，“你先坐下，我叫老李去”。天灰沉沉的，有點冷，屋里卻暖和，李老師穿了一件灰色的長衣，剛坐下，李老師便問我：

“論文寫得如何了?”

“正在寫，寫了一半。”

李老師酷嗜煙酒，此刻，他點燃一根煙，吸了一口，緩緩說道：

“保皇會是一個比較新的題目，以前很少人去碰它，或者淺嘗輒止。你有未刊檔案，加上其他資料，按照上次你說的思路構想，應該可以寫出新意來。”

我聆聽著，用心地記住李老師的一字一語。

“可以說，你的選題不僅合乎學術研究的需要，也可以發揮你的知識結構的長處。保皇會的活動大多在國外展開，尤以在美國、澳洲和南洋的活動為多，不僅有中文資料，而且有許多外文資料保存下來，外文專著中也涉及到保皇會。這些外文資料和專著都可資利用，你的外語不錯，在這方面有優勢。”

“但是，李老師，我老覺得文章很難寫，有時思路跟不上去，斷了，為了思考連接上文的一句話，得苦思冥想半天，才能繼續寫，甚至有時被迫擱筆。”

“這是第一次作論文的人經常會碰到的，說明你的構思并不很緊湊，考慮還不成熟，不過，鍛煉鍛煉，這種情況是可以改變的；而且，當你靈感來了，會一發不可收拾。只要把思、說、寫統一在文章中，功力就會慢慢練出來的。”

師母一直坐在沙發上聽我們聊，她的聽力不好，側著頭聽。過了一會兒，她給我徹了一杯茶，給李老師的杯子添了開水，說：“小蔡，來，到老李身邊坐。”

說實在的，我從沒有靠李老師這么近，現在，我挨著他坐下，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威嚴與和藹。威嚴，來自于對李老師作為近代史專家的認同。我們師兄弟都深深感到李老師的學問深博，總不免覺得李老師身上流露一種學者的威嚴，擔心和他在一起聊不起來，但是，當我們和李老師侃起來，那種威嚴就漸漸遠離了我們。他會講許多做學問的竅門途徑，使我們豁然開朗，身心愉悅，備感親切。

“李老師，在這幾個月翻閱資料的過程中，我發覺徐勤是個頗值得研究的人。他身為保皇會的副會長，肩負起大量的組織、聯絡工作，在海內外保皇人士心目中威信甚高。可以說，在保皇會的歷史中，他起的實際作用不僅超過梁啟超，在很多方面也超過康有為。徐、梁是屬于同一時代的知識分子，其信仰卻有差異。如果說，研究梁啟超可以折射出與康有為保持若即若離的關系的知識分子群的心路歷程，那么,研究徐勤則可以了解與康有為站在同一條戰線上的知識分子群的發展歷程。但是，我們對徐勤的研究卻幾近空白。徐勤的資料集中在哪兒呢?”

“徐勤的文字比較分散，因為他足跡遍及國內、南洋和美洲，一部分文字在海外的報刊上發表，這些文字材料絕大部分在國內尚不見存。要說集中，戊戌變法前后的《時務報》、《知新報》和《清議報》上刊有不少。此外，《梁啟超年譜長編》和《康有為與保皇會》上刊有他的一些書信，這些無疑是開展研究的基本材料。搜集他的東西難度比較大，恐怕不是三五年的問題，要從各方面長時間地堅持。”

正兒八經的授課，李老師一般不講這些。當然，李老師授課的形式是很輕松活潑的，猶如今天的談話。

“你的工作單位已經定下來了?”李老師關切地問。

“基本上定下來了，是深圳博物館。”

“不留下來了?”

“不留了。不過，深圳和廣州很近，我隨時可以回來”。

“也好。深圳，我去得不多。論文答辯完畢之后，什么時候走，你來通知我一聲，我把一些復本書送你”。

上天總愛捉弄人。李老師不僅不能親贈我復本書，而且也未能批閱我的的畢業論文。他匆匆地走了，來不及留下片言只語。然而，令人欣慰的是，李老師留下的有形和無形的東西足夠我們一生消受。一部新見疊出的《近代史新論》,總能讓人領略在他的學術生涯中研究的孤清，思想的火花，成功的喜悅；每一次閱讀，總能得到或多或少的題材。李老師不僅完成了他那一代人力所能及的任務，為中國近代史的深入研究拓展了空間，而且，為培養新一代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績。李老師的鍥而不舍、實事求是、刻苦鉆研的嚴謹的治學精神和坦蕩、率直的品格永遠是我們的文章道德努力的方向。

李老師永遠是我們歷史研究者的學術典范。

李老師，我們永遠懷念您。

來源：《李時岳先生紀念文集》，遼寧古籍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