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就是個掘金妓女!”
芭堤雅的海風腥咸,吹得我眼睛發澀。
那天下午,我剛從市場買完菜回來,手里還拎著給老約翰熬粥的薏米和蓮子。他最近腸胃不好,吃不了泰國的辛辣食物,我每天都得專門給他做中式的軟爛飯菜。
一輛黑色的奔馳商務車突然停在我面前。
車門打開,一個四十多歲的白人男人跳下來。我認得他——老約翰手機屏幕上的那張臉,是他英國的親生兒子馬克。
他比我見過的照片老了十歲,發際線退到了頭頂,肚子撐得襯衫扣子快崩開。但他的眼神,和照片上一樣冷。
“You!”他指著我,手指幾乎戳到我臉上。
我沒來得及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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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這個掘金妓女!你對我父親做了什么?你把他的錢都騙走了對不對?他連自己最后的日子都不肯回英國,就是因為你這種吸血鬼!”
街道上的人停下來看。
我拎著菜,站在原地。
薏米袋子被他一把打落,白色的顆粒散了一地,像誰打翻了一碗粥。
“他不是你丈夫,他是我父親!你這個婊子,你就是來偷錢的!”
我沒哭。
我只是看著那些薏米,想著老約翰昨晚還跟我說想吃我熬的粥。
“她是我妻子。”
一個蒼老的聲音從身后傳來。
我轉身,看到老約翰扶著墻,一步步走出來。他的腿腫得厲害,醫生說是心衰的表現。他的臉色灰白,像芭堤雅雨季的天空。
“Dad, she is not your wife!”馬克吼道,“你清醒一點!她就是個陪你的妓女!”
“她照顧了我三年。”老約翰說,聲音很輕,卻像一把鈍刀,一下下割在我心上。
馬克沖上去扶他,被他甩開。
“如果她是妓女,”老約翰喘著氣說,“那也是我這輩子遇到的最好的人。”
我哭了。
不是因為委屈,是因為我知道,老約翰說完這句話,可能活不了多久了。
有些人說完真心話,就該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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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叫阿燕,今年三十八歲,這是我在這條路上的第二十一年
我來自泰國東北部的烏隆他尼府。
那里是泰國最窮的地方之一。稻田一望無際,雨季的時候綠得像塊翡翠,旱季的時候干裂得像老人的手背。
我們家有六個孩子,我是老三。
七歲那年,父親喝農藥死了。不是因為窮,是因為他發現母親跟村里的男人有染。那個男人是村里的電工,能給家里接上別人家接不上的電,能讓我們家用上電飯煲和電視。
母親說,她是為了我們。
父親死后,母親跟那個電工住在了一起。但他不打我們,也不養我們。他給母親錢,母親再把錢分給我們。
我是家里唯一讀到初中的孩子。
十五歲那年,母親讓我輟學。“你去曼谷吧,”她說,“你表姐在那里上班,一個月能掙八千銖。”
我知道表姐在曼谷做什么。
她在帕蓬夜市旁邊的酒吧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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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去曼谷。我去了芭堤雅。
十七歲的我,站在芭堤雅的海灘路上,看著那些白發蒼蒼的西方老人,挽著比我大不了幾歲的泰國女孩,我心想:這就是我的出路。
我的第一個“丈夫”叫戴夫,五十八歲,美國人。
他退休前是修空調的。離過兩次婚,孩子在電話里跟他一年說不上三句話。他來泰國是因為“這里的女人更懂得尊重男人”。
多可笑。
我們互相尊重的方式,就是他用一萬五千銖一個月買我的時間,我用我的身體和時間換他的錢。
戴夫在芭堤雅待了三年,然后回去了。
走之前他給了我五萬銖,“去買點好的,”他說,然后拍拍我的頭,像拍一條狗。
他沒哭。
我也沒哭。
但我用那筆錢報了一個英語班。
我想,下次我要找一個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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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個老人,教會我怎么活
戴夫之后,我“服務”過十幾個短期游客。
一周的、一個月的、三個月的。他們來了又走,像芭堤雅的海浪。我的身體和笑容成了商品,明碼標價,童叟無欺。
直到我遇到了漢斯。
漢斯是德國人,六十二歲,退休工程師。
他是我見過的第一個認真跟我說話的西方男人。他不只是問“你多大了”“你叫什么名字”,他問我“你小時候住什么樣的房子”“你最喜歡吃什么”“你以后想做什么”。
我在泰國活了二十七年,沒有人問過我這些問題。
漢斯在芭堤雅租了一間公寓,合同簽了一年。
他說他想寫一本書,關于泰國東北部的民間傳說。他需要一個人陪他去那些偏遠的地方,幫他翻譯,照顧他的飲食起居。
“我會付你兩萬銖一個月,”他說,“另外包吃住。”
那一年。
兩萬銖,比我之前在酒吧陪游客賺的多,還不用每天化妝到凌晨。
我答應了。
漢斯是我見過的、最孤獨的人。
他從來沒有結過婚,沒有孩子。他說他年輕的時候太忙,等退休了發現身邊一個人都沒有。“我的同事們都有家庭,”他說,“圣誕節的時候我只能一個人吃冷凍披薩。”
他說這些的時候,正在吃我做的冬陰功湯。
“這個好喝,”他說,“比披薩好喝。”
我們在一起兩年。
他帶我去烏隆他尼、孔敬、黎逸府,那些我以前從來不想回去的地方。他拍那些古老的寺廟和神話壁畫,我幫他記下當地老人講的故事。
晚上回到旅館,他把照片導進電腦,我給他按摩腿。他的膝蓋不好,走多了就疼。
那兩年,我以為我是幸福的。
直到他的妹妹從德國打來電話。
“漢斯,你該回來了,”電話那頭的聲音很大,我在廚房都能聽到,“你在那里跟一個泰國女人在一起,你知道別人怎么說你嗎?他們說你是老色鬼!”
漢斯掛了電話,沉默了很久。
那天晚上他沒有讓我按摩。
“阿燕,”他說,“我可能要回去了。”
“你的書還沒寫完。”
“我知道。”
他走了。
走之前,他在我的枕頭下塞了一個信封,里面有十萬銖。
沒有告別,沒有承諾,沒有“我會回來接你”。
只有錢。
像戴夫一樣。
但他比戴夫多給了我一封信。
信上只有一句話:“謝謝你讓我知道,被人照顧是什么感覺。”
我拿著那封信,哭了很久。
然后我把信燒了。
因為我知道,我不能靠這種心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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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二個老人,教會我怎么活得更貴
漢斯走后,我空窗了半年。
我用他給的錢買了一輛摩托車,開始自己跑芭堤雅周邊的旅游線路。我不再去酒吧等客人,而是在網上注冊了幾個交友網站,專門找那些計劃來泰國養老的西方男人。
我的英語夠用了。我的笑容還好看。我的身體,雖然被用過很多次,但保養得還不錯。
我需要一個長期的。
二十八歲的我,已經明白了一個道理:短期買賣賺不到錢,只有長期投資才能翻身。
我遇到了皮特。
皮特六十五歲,澳大利亞人,退休警察。
他有過三段婚姻,最后一個老婆卷走了他一半的退休金。他來泰國,是因為“這里的錢更值錢”。
皮特比漢斯有錢,也比漢斯精明。
他每個月給我三萬銖,但要求我隨叫隨到。他要我學做西餐,要我陪他看澳大利亞的橄欖球比賽,要我每天晚上給他洗腳。
我做了。
我什么都做了。
因為皮特在芭堤雅買了一棟別墅,寫的是他的名字。但我住進去了,那是我的地盤。
皮特有一個習慣,喝完酒就打人。
不是真打,就是推搡、掐胳膊、摔東西。他打完之后會道歉,買金項鏈、金戒指給我,說他不是故意的,說他想他前妻了,說他恨女人。
我笑著收下那些金子,然后在心里給他劃了一道線。
我跟皮特在一起四年。
四年里,我用他給的錢和我自己攢的錢,在烏隆他尼給我媽蓋了一棟房子。我媽哭了,說我對她好。我沒說話,心想:你給我找的那個電工后爸,毀了我的人生,但我還是給你蓋了房子,因為我恨你,也比恨自己強。
皮特后來病了。
糖尿病并發癥,腳趾頭爛了,要截肢。
他的兒子從悉尼飛過來,看了一眼,丟下一筆錢就走了。
“我不管他,”他兒子說,“他跟那個泰國女人在一起,他自己選的。”
皮特躺在醫院里,看著我說:“阿燕,你會走嗎?”
我說:“我不會。”
我沒走。
不是因為愛他,是因為我在等他死。
他的退休金每個月直接打進我的卡里,因為他說他信不過銀行。截肢之后,他把密碼都告訴我了。
我照顧了他一年。
擦身體、換藥、推輪椅、煮飯、喂飯、洗衣服、倒尿盆。
護士以為我是他老婆。
病友以為我是他女兒。
只有我知道,我是他買來的,而他是我投資的。
皮特死了。
心梗,凌晨三點,我在陪護床上聽到監測儀報警,沖到床邊,他已經沒了呼吸。
我哭了一整天。
不是因為悲傷,是因為恐慌——他的退休金下個月就沒有了。
皮特的兒子來了,賣了別墅,拿走了所有錢。
他給了我五萬銖。“謝謝你照顧我父親,”他說,面無表情。
我拿著那五萬銖,站在別墅門口,看著花園里皮特種的檸檬樹,心想:四年,我得到了什么?
一棟給我媽蓋的房子。
一條被我照顧到死的命。
和一個更空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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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三個老人,我以為這次不一樣
老約翰是皮特死后第三個月出現的。
他在一個交友網站上給我發消息:“我不需要性,我需要一個人陪我說說話。”
我以為又是那種嘴上說不需要、半夜爬上床的老頭。
但我還是回復了他。
老約翰七十歲,英國人,退休教師。
他沒有結過婚,但有過一個同居二十年的女朋友。女朋友三年前死了,癌癥。“她走后,我的世界就安靜了,”他在郵件里寫,“安靜得能聽到自己骨頭生銹的聲音。”
我看到這句話的時候,心里被什么東西撞了一下。
我們通了兩個月的郵件。
他不像其他男人,上來就問我的三圍、問我能不能發照片。他問我烏隆他尼的稻田是什么顏色的,問我泰國東北部的雨是不是真的像老天爺在倒水,問我小時候有沒有見過鬼。
我都如實回答了。
稻田是綠的,雨是真的像倒水,我見過鬼——小時候我以為是鬼,后來發現是喝醉了的后爸。
老約翰笑了。隔著屏幕,我都能感覺到他在笑。
他來了。
坐輪椅來的。
他的腿不是老了走不動,是帕金森癥的早期癥狀。他的右手會不自主地抖,走路需要拐杖或輪椅。但他的腦子很清楚,說話也很慢,每一個字都像在用全身的力氣說。
“阿燕,”他坐在輪椅上,仰頭看著我,“我不是來找女人的。我是來找一個能陪我走完最后一段路的人。”
“你愿意嗎?”
我蹲下來,平視他的眼睛。
他的眼睛是藍色的,像泰國灣最深處的海水。那里面沒有欲望,沒有算計,只有一種我從來沒有見過的、干干凈凈的孤獨。
“我愿意。”
我沒要他的工資。我說:“你每個月給我生活費就行,我不要單獨的報酬。”
他愣了一下,“為什么?”
“因為我不想再當妓女了。”
我說出那句話的時候,自己都嚇了一跳。
三十一歲的我,在芭堤雅待了十四年,伺候過幾十個男人,跟兩個老男人同居過六年,我從來沒有說過“妓女”這兩個字。
但那天我說了。
老約翰沒說話。
他伸出手,顫抖著,摸了摸我的頭。
像摸一個孩子。
那一刻,我哭得像個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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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年,是我這輩子最長的三年
老約翰住在芭堤雅一間小公寓里,每個月租金一萬二。
我搬進去之后,把那里收拾得像一個家。我買了鍋碗瓢盆,買了窗簾和桌布,在他輪椅能夠到的地方放了書架,上面擺滿他喜歡的偵探小說。
他的帕金森越來越嚴重。
從手抖到腿抖,從走路不穩到坐不穩,從自己吃飯到需要我喂。
我學會了打針——他每天要打一針控制癥狀的藥。我學會了配餐——什么食物能跟他的藥一起吃,什么不能。我學會了怎么在不傷到他的情況下幫他翻身、洗澡、穿衣服。
三年。
一千多個日夜。
我沒有收他一分錢工資,只花他給的生活費,每個月兩萬銖。
我省著花。
因為我知道,他的退休金不多,英國的養老金也有限。他沒有什么積蓄,他說他這輩子賺的錢都花在旅行上了——“我沒想到自己會活這么久,”他開玩笑說。
我不覺得好笑。
我開始在空閑時間接一些翻譯的散活,給中國游客當向導,一天能賺一千銖。老約翰知道后,沉默了很久。
“阿燕,”他說,“你不用這樣。你可以去找一個更好的人。”
“你就是在罵我。”我說。
“我沒有。”
“你有。你說我跟著你吃虧了,所以你內疚。你不內疚好不好?我選你的,我自己選的。”
他哭了。
七十歲的英國老人,趴在我肩膀上,哭得像個孩子。
“我這輩子,從來沒有人對我這么好。”他說。
“你對我好,所以我對你好。”我說。
“可是我對你不好,”他抬起頭,眼睛紅紅的,“我給不了你錢,給不了你房子,給不了你未來。我連走路都要你扶。”
“你給了我一樣東西。”我說。
“什么?”
“尊嚴。”
那是我第一次覺得,我不是在賣。
我是在活著。
像一個真正的人一樣,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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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他兒子來了,什么都毀了
馬克來的時候,老約翰已經病了三個月。
肺炎、心衰、腎衰竭,醫生說他的身體像一棟老房子,到處都在漏水。
馬克在泰國待了五天。
前三天,他在酒店里沒出門。第四天,他來了公寓,看了他父親一眼,就出去抽煙了。
“Dad,你跟我回英國,”他說,“我送你去養老院。”
“我不去。”老約翰說。
“你在這里會死的!”
“我知道。”
“這個女人不是你的家人!她什么都不是!你死了她連給你辦葬禮的資格都沒有!”
“她是我妻子。”老約翰說。
“她沒有名分!沒有法律承認!她就是個——”
“馬克。”老約翰的聲音突然很大,大到我從來沒聽過的音量,“你走吧。我不想讓你送終。”
馬克摔門走了。
然后就有了開頭那一幕。
他在街上堵住我,罵我是“掘金妓女”。
我沒有解釋。
我解釋什么呢?
告訴他我三年沒收過工資?告訴他我用自己賺的錢給老約翰買藥?告訴他我每天只睡四個小時,因為我怕他晚上翻身的時候摔下床?
他不會信的。
在他眼里,所有泰國女人都是妓女,所有跟西方老人在一起的泰國女人都是掘金的妓女。
老約翰站出來說了那句話。
“她是我妻子。”
然后他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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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最后的七天
老約翰在醫院住了七天。
我每天都去,早上六點到,晚上十點走。
護士認識我了,叫我“約翰太太”。我沒糾正她們。
馬克也在。
他坐在病房的另一邊,看手機,不看我,也不怎么看父親。
老約翰清醒的時候,會拉著我的手,跟護士說:“She is my wife.”
馬克聽到這句話,站起來走出去。
第五天,馬克問我:“你要多少錢?”
“什么?”
“你要多少錢才肯離開我父親?”
我看著他的眼睛,那雙藍色的眼睛,跟他父親的一模一樣。但那里面沒有老約翰的溫柔,只有一種我太熟悉的東西——輕蔑。
“我不要錢。”我說。
“每個人都要錢。”
“我不是每個人。”
“你就是個妓女。”
“對,”我說,“我是。但我是一個照顧了你父親三年的妓女。你呢?你這三年來看過他幾次?”
他沒說話。
第七天,老約翰走了。
凌晨四點,他突然清醒過來,眼睛亮得像年輕人。
“阿燕,”他說,“幫我寫一封信。”
“寫給誰?”
“給我自己。”
他口述,我寫。
“親愛的約翰:你這一輩子,做了很多錯事。但你最后做對了一件事——你來泰國,找到了阿燕。她不是你的妻子,但她比任何妻子都做得多。謝謝你,約翰。謝謝你在最后的日子里,沒有孤獨地死去。”
他讓我把那封信放在他的枕頭下。
然后他閉上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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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我還在芭堤雅
老約翰死后,馬克處理了一切后事。
他火化了他父親,把骨灰帶回了英國。
他什么都沒給我留。
不是沒留錢,是連一句“謝謝”都沒留。
我站在芭堤雅的海灘路上,看著那些白發蒼蒼的老人挽著年輕的泰國女孩。
我在想,十年后,那些女孩會去哪里?
二十年后,那些老人會去哪里?
五十年后,這條路上還有沒有人記得,曾經有一個叫阿燕的女人,在這里愛過一個叫老約翰的男人?
也許沒有。
但我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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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他說“我這輩子,從來沒有人對我這么好”。
我記得他說“你給了我尊嚴”。
我記得他說“She is my wife”。
我不是他的妻子。
我是他的租妻。
但我付出的,比租金多得多。
我給了他能給的一切——我的時間、我的身體、我的耐心、我的眼淚、我最后的、干干凈凈的真心。
換來的,是他最后的、干干凈凈的愛。
這就夠了。
真的,這就夠了。
如果你在芭堤雅看到一個三十八歲的泰國女人,皮膚黝黑,頭發很長,喜歡穿白色裙子,在海灘路上一個人走——
那就是我。
我不再做租妻了。
但我不會離開這里。
因為老約翰的骨灰雖然回了英國,但他的一部分,永遠留在了芭堤雅的海風里。
而我,是唯一知道這件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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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訪者手記
寫完阿燕的故事,我沉默了很久。
她說她不叫阿燕。她說這個名字是她自己取的,因為燕子每年都會回來,而她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
在芭堤雅,像阿燕這樣的女人還有很多。她們是“租妻”,是“黑珍珠”,是被社會貼上各種標簽的灰色人群。人們罵她們貪婪、罵她們出賣身體、罵她們是“掘金妓女”。
可很少有人問她們:你們有沒有別的選擇?
阿燕七歲喪父,十五歲輟學,十七歲站上海灘路。她的人生,從一開始就沒有紅毯,只有泥濘。她用青春換錢,用身體換生存,用笑臉掩蓋眼淚。她不是圣人,也不是惡人。她只是一個在命運的夾縫里,拼命想活得像個人的人。
她說:“我這輩子最奢侈的事,是愛過一個值得愛的人。”
這句話讓我心疼了很久。
我想起她最后說的那句話:“我是妓女,但我付出的比租金多得多。”
是啊。誰不是一邊活著,一邊付出自己最珍貴的東西?有人付出才華,有人付出汗水,而她們付出的,是尊嚴、青春、和被愛的渴望。
別輕易評判她們。
因為你不曾在七月的烏隆他尼,見過那些干裂的稻田。也不曾在凌晨四點的芭堤雅,見過一個女人扶著老人上廁所,然后偷偷哭完,再笑著喂他喝粥。
她們不是商品。
她們是女兒、是母親、是姐妹。是那些在最深的夜里,還相信明天會有光的人。
阿燕現在不接客了。她說她想開一家小餐館,專門做給那些孤獨的老人吃。
“不收房租,”她笑著說,“只收故事。”
我想,我會再去芭堤雅的。
去吃她做的飯,去聽她的新故事。
也去告訴她:阿燕,你配得上所有干凈的幸福。
—— 一個聽了她故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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