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席勒、諾瓦利斯……都“從一首亞洲詩歌開始自己的學術(shù)生涯”

在一座巨大的島嶼上，島上居民視此島為天下之中心。大島中間有一座高峰，生長著原生態(tài)的、粗壯的大樹，這些大樹根深葉茂，穩(wěn)固著島上的生態(tài)環(huán)境，歷史上周邊外來物種的侵入都未曾將之動搖。但有一天，與巨島相隔千里的遙遠物種被巨浪夾裹而來，沖擊著島嶼，并成功登陸。

這次物種登島，帶來的不是一次“風暴”，而是一次“海嘯”，甚至是全球性的“厄爾尼諾現(xiàn)象”，直至大島的生態(tài)被嚴重改變。這是《世界文學萌芽體系與近代漢譯西方文學（1896-1916）》一書中，作者對西方小說這個文類通過翻譯傳播入中國近代、進而形成“世界文學萌芽體系”的形象比喻。

這是對國際學界熱議的“世界文學體系”的一種新思考，提出了“世界文學萌芽體系”概念，對許多特殊的現(xiàn)象提供了理論解釋框架。作者郝嵐以中國近代翻譯文學的特殊現(xiàn)象為主要例證，驗證了這一萌芽體系的解釋效力，并重點探討了清末民初世界文學進入中國時，翻譯在其中所起的特殊且重要作用。對認識“世界文學”的形成以及翻譯與“世界文學”的關(guān)系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

當非西方國家越來越多地進入世界文學體系時，整個體系會展現(xiàn)出何種樣貌？從這一角度出發(fā)，作者認為：它一般出現(xiàn)在民族文學開始建構(gòu)和面對世界文學的最初階段，處于其核心位置的一般是本民族文學，外國文學一般還處于邊緣。

“世界文學萌芽體系”有三個特點：常常以世界主義之名、行民族主義之實；外國文學處于邊緣位置，因此翻譯策略普遍較為隨意；翻譯文學選本常存在經(jīng)典的錯位和通俗化傾向。作者聚焦中國1896-1916年的漢譯西方文學，以柯南·道爾、哈葛德、莎士比亞等作家之作品的漢譯，以及林紓翻譯小說的“擬古文體”等問題為例，對該體系及其特點進行了闡釋說明。

民族主義立場和世界主義價值構(gòu)成“世界文學”中的張力，兩者相互依托、相互作用，使“世界文學”在各個民族中生根發(fā)芽，呈現(xiàn)各態(tài)。近代中國接受、容納與改造著一種獨屬于那個時代中國的“世界文學”，產(chǎn)生了“世界文學萌芽體系”。這一體系中被翻譯的西方作家和作品，大多不在西方文學經(jīng)典作品文選之列。本著普及知識、補充文體、傳播思想、閱讀消遣等目的，選擇翻譯對象必須可以“為我所用”，現(xiàn)如今已鮮為人知的維多利亞小說家亨利·賴德·哈葛德要比“英國國寶”大文豪莎士比亞在近代中國聲名顯赫得多。不僅譯介對象“冷門”，翻譯策略也很隨意。故事的完整性大打折扣，且合并、省略甚至篡改也處處可見。

近代中國處于“從語言到文體新舊雜陳，互相滲透”的時代，使用什么語言翻譯外國文學“既是一個微妙的文學問題，也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不懂外文的翻譯家林紓使用非文非白的語言譯介的林譯小說，被作者稱為“擬古文體”，它們不僅對中國文學語言的演化具有重要的革新價值，也促進了中國文學的現(xiàn)代性。短短25年間的近200種林譯西方作品，從文類、審美、敘事模式等方面提升了小說在中國文學中的地位，推動了從“世界文學萌芽體系”到五四時期新的世界文學體系的轉(zhuǎn)變。林譯作品以小說文類動搖了古典詩文傳統(tǒng)，以小說審美補充了文學的道德教化功能，以對敘事模式的新解助推了西洋文學進入中國市場。其中種種交織，書中娓娓道來。

翻譯家林紓

二

“世界文學萌芽體系”之所以成為“體系”，因其具有整體性、有機動態(tài)性、開放性以及結(jié)構(gòu)上的等級性：它有核心、半邊緣與邊緣；有文學的“自治”和政治、經(jīng)濟等因素主宰的“他治”，翻譯文學總在這兩端之間徘徊。這些特征決定了“世界文學萌芽體系”具有多種樣態(tài)，也是此理論的生命力所在。

雖然西方國家的世界文學體系結(jié)構(gòu)一直沒變，本民族文學一直處于核心，外國文學（特別是東方文學）則在邊緣。但其在文學發(fā)展的某些階段仍表現(xiàn)出“世界文學萌芽體系”的特質(zhì)。毋庸多言，“世界文學”概念的提出即是受東方文學魅力的影響，而浪漫主義的發(fā)生更是與東方文學進入西方文學體系有著密切的關(guān)聯(lián)。

歌德、席勒、諾瓦利斯、黑格爾、謝林、費舍、叔本華和其他一些湖畔派詩人和哲學家，他們每個人都“從一首亞洲詩歌開始自己的學術(shù)生涯”。但是亞洲詩歌為之提供的只是東方意象及異域情調(diào)，仍然處于當時西方的世界文學萌芽體系的邊緣。他們并不特別在意這些東方文本在源語文學中的經(jīng)典座次，因此最初被譯介到西方的中國小說，不是四大名著，而是《今古奇觀》《好逑傳》《玉嬌梨》等明清才子佳人小說，因而增刪、改編、刻意“誤讀”等方式在翻譯中處處可見。

西方的“世界文學萌芽體系”的邊緣無疑是東方文學，它雖一直在邊緣游走，但在不同時期也以不同形式影響著西方文學體系，翻譯成其中可被“隨意使用”的工具。正是這種隨意性造就了“世界文學萌芽體系”，并最終形成現(xiàn)代世界文學的復(fù)雜樣貌。

本書還考察了特定時期民族文學與外國文學的關(guān)系，展現(xiàn)了中國文學體系從封閉走向開放的過程，其中的現(xiàn)象與規(guī)律有助于認識“世界文學”的動態(tài)性。更為重要的是，書中所討論的近代中國漢譯西方文學的實踐，不僅展現(xiàn)了“世界文學萌芽體系”對許多民族國家早期與世界文學接觸時特殊現(xiàn)象的解釋力，同時為翻譯外國文學提供了新的認識視角。

原標題：《歌德、席勒、諾瓦利斯……都“從一首亞洲詩歌開始自己的學術(shù)生涯”》

欄目主編：黃瑋

文字編輯：欒吟之

本文作者：李娟

題圖來源：新華社概念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