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務假冒新四軍旅長，想要刺殺偉人，延安“福爾摩斯”前一天識破

1938年承擔著陜甘寧邊區鋤奸、保衛、肅特工作的邊區保衛處發現延安寶塔山下面的古寺里有一位僧人形跡可疑，并且常常發現他和一個雜貨店的老板接頭。

延安寶塔山

邊區的保衛處對他進行了抓捕和調查，發現這位僧人竟然是一名特務，名字叫孟知荃。他已經潛伏在延安兩年多了，主要是搜集情報，邊區保衛處還對雜貨店老板和同伙進行了抓捕。經過審問，軍統已經派了一名特務潛伏在延安。準備刺殺延安的共產黨最高領導人，其中有毛主席和周恩來等人。

延安保衛處知道消息后，馬上匯報領導，并且一方面加強對領導人的保衛工作，另一方面對可疑的人進行審查，可是很多天過去了，一直沒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而此時的延安可謂是革命的圣地，許多青年和學生都很向往，所以每天都有很多進步青年來投奔，這樣進入延安的人可謂是魚龍混雜，誰也不敢保證這些人里面有沒有特務。

因此延安保衛處為了保障延安的安全，在延安城里城外都構筑了公開與隱蔽的防線，在延安和西安之間的必經之路也設立了檢查站。中共中央社會部還在延安城里開了旅社和照相館，把這兩個地方當作秘密的監控點，監控可疑人員。

城里也有便衣隊，負責跟蹤可疑人員，維護社會秩序，還有警衛工作。就是這樣依然會有特務混進來，只是由于黨中央的領導人都有嚴密的保護，特務根本不敢靠近。

1941年，有一名特務因為看到共產黨的政策真是為廣大苦窮老百姓謀福利的，所以他在黨政策的感召下，決定投誠。他交代自己是一名軍統特務，叫吳南山，并且還是來自一個叫“漢中培訓班”的特務組織，由戴笠領導他們，來延安刺殺首長和破壞橋梁。通過吳南山的坦白，特務還不是只有幾個，而是有一個培訓班的人。

李克農

這件事很嚴重，有許多特務混進延安，并且還來自同一個組織，還是由戴笠負責，因此保衛處馬上匯報了李克農。李克農大家都很熟悉，他是我國的開國上將，專門搞情報的，被稱為“特工之王”。

李克農知道后也很震驚，馬上讓保衛處成立專案組，一定要把漢中培訓班的這些特務揪出來，并且為了方便工作，把這個案子命名為“戴案”。

負責這個案子的有保衛處處長周興，還有被稱為“東方福爾摩斯”的布魯。這兩人都是情報和偵察方面的專家：周興一直擔任陜甘寧邊區保安處長，由于安保工作很重要，周恩來都戲稱周興為“周半城”，意思是半個延安城都歸他管；而布魯，原名盧茂煥，又名陳泊，是中共早期的地下工作者。布魯和時任中央社會部治安科長的陳龍、總政治部負責鋤奸工作的副部長錢益民并稱延安三大“偵察專家”，毛澤東還笑稱布魯是延安的“福爾摩斯”。

有這樣兩位大將負責，很快在布魯的親自調查下，通過已經投誠的國民黨特務指認下，一周內指認了兩個特務。但是這樣太慢了，后來布魯想到一個好方法，當時延安要進行“五一”勞動節集會大活動，這樣的場合特務們一定會出動。所以布魯偽裝成工作人員，故意放慢人員的入場速度，讓隱蔽在一旁的投誠特務方便指認。最后這一次就指認了二十多名“漢中培訓班”成員。

后來通過順藤摸瓜，布魯一舉抓獲了特務32名，當時情況很危險，有的特務都已經加入了共產黨，有的甚至進入了機要部門成為領導。“戴案”破獲后，毛主席親自對時任中央社會部長康生及周興說：“這個案子給我們上了一課，特別是給那些對蔣介石存有幻想的人上了一課。可惜我們的布魯太少了，今后要多調幾個像布魯這樣的干部，來加強延安的保衛工作。”

延安的“福爾摩斯”布魯

正是由于在偵破“漢中培訓班”案中布魯表現出了很強的偵查能力，所以后來被任命為保衛處分處的處長。布魯最出名的還不是破獲“漢中培訓班”，而是“假田守堯案”。

事情還得從田守堯將軍犧牲說起。

1943年，抗日戰爭進行到了后期，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也由防御轉為進攻，而中國的抗日形勢也越來越好。

這年春天，黨中央決定調新四軍第三師的部分將領到延安中央黨校學習，以便于布置下一部的戰略反攻計劃。

1943年2月14日，新四軍三師準備派出51名干部和家屬、警衛員組成的小分隊到黨校學習，其中有三師參謀長彭雄、八旅旅長田守堯將軍，還有一些其他的旅級干部。三師師長黃克誠（開國大將）任命彭雄為隊長，田守堯為副隊長，領導小組到達延安。

由于當時日軍開始對我阜寧抗日民主根據地實施“拉網式掃蕩”，形勢很嚴峻，而這樣一支五十多人的隊伍太過龐大和明顯。并且這樣一支手持短槍，火力比較弱的隊伍要想完成千里穿插，基本是很難完成的。

經過三師黨委再三分析研究，要求彭、田二人率隊由灌南、漣水之間渡鹽河，過淮河，跨隴海鐵路，越冀東、平西，由晉西北方向輾轉入陜，出發時間必須在日偽的“合圍”態勢形成之前。

根據三師黨委的指示，干部隊很快出發了，盡管行動迅速，可是當隊伍到達鹽河南岸時，對岸已經是碉堡密布，炮樓林立。經過向群眾打聽，船只都被鬼子拖到了北岸，由于情況有變，再按原定方案則很危險。所以彭雄和田守堯二人當機立斷，改變原來的方案，改走海路，繞過連云港海上封鎖線后由蘇北贛榆縣以北蘇、魯交界處我方控制區的柘汪口登岸，穿山東解放區后由陸路赴陜。

田守堯將軍

3月16日，隊伍終于穿過封鎖線，順利到達阜東縣海邊的一個小村子六合莊，并幸運地找到一艘400噸位的八艙大帆船。60多歲的船老大王老漢，經常駕船往返于蘇北和山東之間，熟悉沿途敵人的活動規律和氣象、地理情況。王老漢估計，不出意外的話，最遲第二天中午11點就可以到達柘汪口。帆船馬上開動，由于很多干部沒有坐過船，所以暈船很嚴重，只能躺在船艙里。田守堯也嘔吐嚴重，但是他依然關心船的航情，可是天剛剛黑了，船就不動了，因為沒有風了。無奈只能原地等待。

17日凌晨，王老漢突然發現，船停留的位置對面海岸上竟然是鬼子的據點。不一會兒，一艘日本巡邏艇向木船駛了過來，船上還有明顯的日本旗。

田守堯知道后，猛的爬起來，對師參謀長彭雄說：“立刻準備戰斗，我是軍事主官，由我負責甲板上的戰斗吧！”

日本的船駛來了，只見艦艇上面的日軍嘰里咕嚕地吆喝著。兩船靠近后，兩個鬼子提著三八大蓋神神氣的跳上了木船。新四軍某團政治處主任程世清趁著鬼子立足未穩，疾步沖上前去狠命將其推下大海。接著，掏出藏在袖子里的手榴彈猛然甩向敵艇，炸得鬼子血肉橫飛。

敵人受到突然的襲擊，掉頭逃竄，但是我軍的干部都是短槍，殺傷范圍太近，敵人離開我軍的殺傷范圍，就開始用機槍對木船掃射。木船瞬間木屑橫飛，甲板上的干部只能用短槍還擊，可是射程有限，根本對敵人形成不了有效的打擊，與此同時，木船上彈孔開始往里面灌水。激戰很久，我軍不斷有人犧牲，師參謀長彭雄壯烈犧牲，其余干部只能退到船艙里，商量對策。

日軍不敢靠近木船，但是他們又想抓活的，因此一個日軍翻譯通過喇叭喊話，要船上的新四軍放下武器。隊員們異口同聲高呼：“寧死不降！”隨后，鬼子又開始了掃射，船艙里也有人不斷受傷犧牲。

雖然日軍火力很強，但是他們仍然不敢靠近，天色漸晚，鬼子們返回據點準備再次來攻。

彭雄將軍

田守堯見日軍逃回據點，肯定是叫援軍去了，如果坐以待斃，肯定情況對我軍不利。這時木船又開始慢慢的移動了，當船行至距柘汪口不過二三十公里的海面時，身后突然來了三艘日軍派來的汽艇。面對突如其來的情況，田守堯下令大家躲在船艙里，并且讓船靠岸，全體人員涉水登岸，這樣可以朝著柘汪口邊打邊走。

木船冒著敵人火力，終于快要到達岸邊，停在了淺水區。田守堯扶著受傷的妻子，率先跳到水里，一步步的為大家趟路，其余的干部跟著旅長，慢慢的前行。經過這幾天的顛簸和戰斗，田守堯和夫人又都受傷了，一個不注意，跌入水溝壯烈犧牲。

其余干部在張赤民的指揮下，沿著16位戰友用鮮血和軀體鑄就的航標成功登岸，迅速脫離了險境。

這次戰斗雖然規模不大，但是我軍傷亡不小，關鍵這次犧牲的都是團旅級的優秀指揮員，都是紅軍時期就參加革命的精英。師參謀長彭雄，八旅旅長田守堯，這些都是我軍的虎將，如果這次戰斗不犧牲，建國后是很有可能授予上將的，最低也是中將，因為八旅政治委員吳信泉就是中將，所以田守堯活到建國后，必須中將以上。

后來為了紀念這次海戰中犧牲的烈士，后人在連云港贛榆縣馬鞍山（后更名為抗日山） 筑起莊嚴肅穆的烈士陵園。

田守堯犧牲后，這年的六月一位自稱是新四軍旅長的“田守堯”卻出現在了延安，這是怎么回事呢？

特務頭子戴笠

原來由于當時的信息落后，中央和新四軍三師根本不能很快知道田守堯犧牲的消息，而軍統卻知道了田守堯犧牲的消息，并且當時還破解了新四軍三師要去延安學習的電報，因此讓軍統鉆了空子。戴笠選派一個精明的特工，準備以田守堯的身份到延安去，伺機刺殺中央首長。

當時假田守堯到達延安后，向組織述說了路上遇到日軍，戰斗時戰友都犧牲了，只有自己僥幸活命，經歷了千辛萬苦，才到達延安。毛主席聽說后，很傷心，并且想接見“田守堯”一面。

中央安排在六月22日，毛主席將要接見“田守堯”，當時保衛處分處的處長布魯查看領導人的日常安排，發現這個田守堯名字比較陌生，聯想到最近特務活動比較猖獗，所以有著敏感反特神經的布魯覺得有必要對這位叫“田守堯”的人進行調查。

通過初步調查，布魯發現原來田守堯將軍是新四軍的旅長，三月份從華中出發，最后由晉西北到達延安。可是布魯看到資料顯示路上戰友都犧牲，只有“田守堯”一人到達延安，為此布魯很是懷疑。在請示了領導后，布魯開始調查“田守堯”，當布魯讓他出示介紹信，可是這個“田守堯”卻說介紹信丟了。這樣布魯更加懷疑了。

布魯馬上打電話給晉西北的兩個兵站，問他們最近有沒有新四軍旅長在他們那里經過，因為假田守堯說的經過了晉西北的兵站。結果兵站說沒有新四軍旅長經過，布魯立刻把“田守堯”控制起來，經過兩天的審訊，這名假田守堯終于坦白了，他說明了自己是軍統的特務，目的就是刺殺延安首長。而這時距離毛主席接見“田守堯”還有一天的時間，“田守堯”也已經在延安招待所住了五天，真是相當的驚險。

通過這件事，延安保衛處對中央領導人的安全保衛工作更加細致，從而保證了毛主席等中央領導人的安全。

毛主席

其實在我國的革命進程中，不僅前方打仗的將士功勞不能忘記，特工情報人員也同樣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們在獲取軍事情報和保衛領導人方面起的作用很大。比如“龍潭三杰”，還有龍潭“后三杰”，連毛主席都評價像熊向暉這樣的情報人員“一個人能頂幾個師”。同樣延安保衛處的工作人員也是居功至偉，正是有像布魯這樣的“福爾摩斯”保衛黨中央，我們的領導人才能數次逢兇化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