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社會學是韋伯牌屠龍刀上的刀刃

歡迎來到“我書架上的神明”，在這個欄目中，我會不定期和你聊聊那些曾經影響過我的書。我不會系統地解讀這些書，而是會以清單體的方式談談它們對我的啟發。

今天繼續和大家聊聊韋伯。

1. 咱們這一期來聊一下韋伯的政治社會學。在韋伯那本厚厚的集子《經濟與社會》里面，關于政治學的一部分后來被人給拆出來，成了一個單行本，叫做《支配社會學》。在我看來，這是韋伯的整個方法論當中最精彩的一部分。

2. 很多了解韋伯的人都會知道，韋伯區分了三種正當性的類型，即傳統型、法理型以及卡里斯瑪型。首先解釋一下究竟什么是正當性。咱們用傳統型的正當性來解釋會比較容易理解。比如你作為一個老百姓，你會追問，一個縣官憑什么管我？那么縣官會說州官給我授權了（當然實際上不是這個邏輯，但是我們用這個可以幫助理解），州官憑什么給縣官授權？是因為宰相給州官授權了，宰相憑什么給州官授權？是因為皇帝給宰相授權了，皇帝憑什么可以給宰相授權？就憑他是皇帝，問題追問到這里就到頭了。也就是說，一個政治體內所有人的“憑什么”向上追溯的時候，都要匯聚在一個點上，而那個點就是正當性的象征所在；那個點承載起所有的政治性，所謂政治性就是以力量決勝，從而讓所有其他人都進入到法律性，所謂法律性就是以規則決勝。在古代，這個“憑什么”最后會追問到君主；在現代，會把它追問到通過政治哲學構建出來的人民。總之，任何一種政體形態都需要有一個正當性，都需要對“憑什么”給出一個終極的答案。

▲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1864-1920）

3. 再回到韋伯，我們很容易把韋伯所區分的傳統型、法理型和卡里斯瑪型這三種正當性類型當成一個并列的關系來處理。實際上，它們又可以作進一步的區分。隨著現代社會的到來，傳統型的正當性被顛覆掉了。它有可能是被法理型的顛覆掉了，也有可能是被卡里斯瑪型的顛覆掉了。它們是如何顛覆傳統型的呢？我們首先得看一下傳統型的正當性是怎么構建起來的。它首先依靠的是這個社會當中長期積累下來的一系列行為慣例。社會一般的活動、一般的組織方式，以及人們互動時彼此形成的行為期待，都是基于這種歷史積累下的長期行為慣例而形成的。而這種行為慣例根本不是哪個人事先有個通盤規劃，整個社會也看不到什么明確的目的取向，完全是歷史當中各種具體的人群，彼此之間基于各自力量不斷地博弈，最后均衡出來的一個結果。然后，傳統文化再對這一系列行為慣例進行一種正當性辯護，通過傳統文化來解釋為什么人們應該這樣行為，為什么這種行為是對的。

4.傳統型的秩序構建、組織設計不是基于通盤規劃的，也不是基于一個給定目標來做一個效率導向的設計的；但是法理型是有一個明確的目的取向的，它要對整個社會做個通盤規劃，基于這個規劃來設計它的制度方案，而且會根據達成目標的效果來不斷地迭代、優化這套治理系統，由此就會形成一套現代的理性官僚制。所以，法理型的正當性是以官僚制為前提的。傳統社會當中，各個階層都有它的power，這些power彼此對峙均衡出來的結果就是當時的社會秩序。傳統型之所以不能通盤規劃，是因為power是彌散的，沒人有能力做通盤規劃，而且就算做了規劃也沒有意義，因為你沒有能力去強迫別人接受。而法理型的秩序要想運行，必須得有一個壟斷性的power把那些彌散性的power全都給夷平了，power被壟斷在一個最高權力的手里，然后它才有能力對社會做一個通盤規劃，理性化的官僚系統才能夠建立得起來。那么它當然會把傳統的一整套社會結構、組織邏輯都給顛覆掉，而且人們還會找到一些新的觀念系統來為這套理性官僚制做正當性辯護。

5. 法理型的正當性是從物質層面，從物質該如何有效地重新組織、重新管理這個角度出發，來顛覆掉傳統型的正當性；而卡里斯瑪型（也就是超凡魅力人格型）走的是精神層面，它用一套全新的觀念、全新的信仰系統把人的精神給由內及外地洗一遍。洗過之后，人們對于現實當中何謂正當的判斷，可能會有一個顛覆性的變化。過去不可接受的今天變得可接受了，過去可接受的今天變得不可接受了。一旦現實變得不可接受了，人們就會行動起來，把現實給顛覆掉。這種顛覆當然也會對傳統帶來一種革命性的效果。也就是說，面對傳統，法理型是先改造物質，物質改造到一定程度，你的觀念不得不跟上；卡里斯瑪型是先改造精神，改造之后現實變得不可接受了，人們把現實給推翻，然后再來琢磨物質該怎么重構。這是兩種不同的玩法，但相對于傳統型，都是一種顛覆，都是一種革命。只不過一個從外在的物質著手，一個從內在的精神著手。

6. 這里還有個更為復雜的關系。卡里斯瑪型和法理型的動力來源不同。卡里斯瑪型信念依憑的是道德激情，法理型的組織邏輯依靠的是抽象規則。而卡里斯瑪型對于傳統型的顛覆一旦成功之后，它必須法理化，必須在道德激情之外，建立起自己的一套基于抽象規則的官僚系統。如果不能完成法理化轉型，那么卡里斯瑪成功之日就是它瓦解之時。因為完全依照道德激情來做事的話，第一，道德激情不可持續，人不可能永遠保持在一個特別嗨的狀態；第二，道德激情意味著，人的精神拒絕被物質所決定，所以我可以違背我的物質利益來做事兒，甚至哪怕是跟我的生命相違背，我仍然堅持要做我認為對的事兒。當然了，道德激情跟你的物質好處并不必然矛盾，但它們之間是沒有因果關聯的。

▲《權力的游戲》

7. 這會帶來什么問題？經濟很快就運轉不了了。經濟活動當中的一個特征是，我必須得假設，跟我做交易的那個人是考慮成本收益的，會受制于因果關系的驅動，會趨利避害，那么經濟規律才能運行。而道德激情是拒絕這些的，這就意味著，我跟別人做各種交易的時候，我不知道他到底會怎么選擇了。交易當中的確定性喪失了，于是經濟很快就會崩潰。什么才能帶來確定性？抽象的規則系統。它會告訴你，在一個場景之下，考慮成本收益、會被趨利避害所引導的人會如何行為。依據這套抽象的規則系統，你可以對其他人的行為形成穩定的預期。而抽象的規則系統，其實就是法理化，法理化的官僚系統就是基于抽象規則建立，并且執行抽象規則的，它讓人們能夠形成穩定的預期，從而使得日常生活能夠繼續。

8. 我們再來看看官僚系統在歷史上是怎么建立起來的。它都是在戰爭的過程當中建立起來的。前面談到，官僚系統要想能夠運轉，就得對國家有通盤規劃，而要通盤規劃，就要求在這個國家內部，朝廷得能壟斷暴力。朝廷對暴力的壟斷又是怎么來的呢？在早期，朝廷根本沒能力去壟斷暴力，甭管是中國這邊春秋戰國的時候，還是在西方從中世紀一直到近代早期，它們的政治狀態都是國王手下有大量的大小諸侯，而且諸侯們基本都不聽話，你也沒有能力去強迫他們聽話，因為他們手里都有兵。在那種情況下，君主跟下面那些諸侯的關系就是種合伙人關系。合伙人關系意味著，哪怕你是牽頭的，你有什么大事也得跟合伙人商量著來，你想獨立地做一個通盤規劃是做不到的。而官僚制不是合伙人關系，它是一種職業經理人關系，你是老板你做決策就行了，職業經理人只負責執行，他是沒有能力跟你商量的。這是一個很大的區別。

▲《大秦賦》

9. 后來，中國這邊是秦國崛起了，它滅掉了周，同時把其他諸侯全都給干掉了。在西方就是國王崛起了，他找到了辦法把手下的那些小諸侯也全都給干掉了。但下面的人肯定不會老老實實等著你來干掉我，所以你得通過戰爭的方式來把他們干掉。在戰爭過程中，國王得去籌款，因為戰爭打到后來是在燒錢，誰的錢更多，誰就能笑到最后。怎么更好地籌款呢？此時你得提高從民間汲取資源的能力，也就是稅收。于是戰爭驅動著國王用官僚系統來幫助自己籌款，也就是征稅，而官僚系統為了使得征稅這個事兒變得更有效率，它會不斷優化自己的組織結構和運行機制。官僚系統就這樣逐漸建立起來了。如果那些小諸侯自個兒手上沒有官僚系統，跟國王相比，他們的戰爭籌款能力肯定會比較差，會被國王干掉；如果小諸侯手上也發展起官僚系統，籌款能力強，他們也可能徹底自立成為一個小國王。國王把那些小諸侯全都干掉之后，用一套理性化的官僚系統替代了他們，用來治理社會。

10. 到了這一步，國王本身仍然是基于傳統型的正當性，但他下面的官僚系統會越來越工具理性化，已經在事實上法理化了。未來一旦發生革命，國王留下的這套官僚系統可以被革命后的政權完整地繼承下來，使用起來沒有任何障礙。這也是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里面觀察到的，革命前后官僚系統實際上沒有什么變化，如果說有變化的話，那就是官僚系統的效率變得更高了，它被革命者作為一個工具使用起來更加得心應手。

▲ 路易十六被送上斷頭臺，Charles Benazech繪

11. 但是官僚系統又有個問題，它是基于工具理性設計出來的，在給定目標的情況下，可以高效率地完成它的工作職責，而且可以不斷迭代優化，讓效率越來越高。但問題是，官僚系統沒有辦法內生性地生成價值目標。到底什么值得我們追求，官僚系統對此是沒有想象力的，而且原則上來說，也拒絕甚至禁止官僚系統有這方面想象力。官僚系統是通過抽象規則來治理這個社會的，而抽象規則的確定性就在于，它有一個固定的算法，只要你輸入一個數據，出來的結果是確定的。這種固定算法是可預期性的前提，意味著每一個環節都得嚴格按照規程來。如果官僚系統有想象力的話，很可能會打破這個規程，這是它的自我否定。而沒有想象力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官僚系統根本提供不了價值目標這個東西。

12. 所以，前面說，卡里斯瑪型如果不法理化、不形成其官僚系統，那它的勝利不可能持久；反過來又可以說，法理化的官僚系統如果沒有詩和遠方的承諾，也會走向僵化。能夠打動人心的價值理性，實際上并不是基于理性，而是基于一種道德激情，是一種價值想象力；只不過這個想象力要給自己包裝上一個理性的外觀，但歸根結底，在底層它是一種道德激情，一種價值想象力，依靠這些東西來提供我們要追求的價值目標，官僚系統只負責執行這個目標而已。也就是說，如果只剩法理化官僚系統的話，就會喪失對于詩和遠方的承諾，那種道德目標、道德想象力丟失了，這個共同體的精神凝聚力的內核也就垮掉了。

13. 也就是說，在給定目標和任務的情況下，官僚系統是強大的工具，但是一旦外部環境發生劇烈變化，目標和任務也需要做重新的設定，而如果你沒有想象力的話，是無法應對的。這時就得有另一種能力來為這個系統重新提供目標和任務，重新提供一種能夠把人凝聚起來的道德想象力。這種對于詩和遠方的承諾，不是靠法理化，不是靠官僚系統，不是靠工具理性能夠實現的，它還是得靠價值理性。但價值理性本質上是一種道德激情，而不是理性。不過在現代，如果說這個東西是非理性的，人們會覺得這東西不可靠不可信，于是得給道德激情披上一個理性的外衣。那么，這個道德激情最底層的動力來自于什么？來自于人性當中一種宗教性的心靈結構。這種宗教性的心靈結構又是什么樣的？它有什么樣的類型？會引發出什么樣的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等等一系列的后果？咱們下一期再聊聊韋伯的宗教社會學，他在那里嘗試回答了這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