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中心究竟在河南還是山西？東下馮考古終于解決商湯滅夏bug

夏朝的統治中心究竟在哪？先秦史書留下的所有跟夏朝有關的地名，去掉重復的，共有70條左右，這些地名多數指向兩塊區域，第一塊是河南中部的洛陽盆地及附近地區；第二塊則是山西南部的汾水一帶。

正是基于此，1959年，著名史學家徐旭生首先到豫西開啟了對“夏墟”的尋找，果然，在偃師二里頭一帶，發現了一處全新的考古學文化，并陸續發掘出土了宮殿建筑群和大量高等級墓葬、禮器。

雖然二里頭至今也沒有出土能直接證明是夏朝都邑的證據，不過，考古工作者卻想出了一個“笨”辦法，那就是先理清商文化的來龍去脈，得出商文化由下七垣文化（先商）—二里崗文化（早商）—殷墟文化（晚商）發展而來。

接著再用二里頭文化去和商文化做比較，得出二者存在文化面貌上的顯著區別，并無前后繼承關系，由于二里頭文化在碳十四測年上早于先商文化，那么也就得出了二里頭文化一至四期均為夏文化遺存的結論。

2019年10月，隨著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在洛陽偃師落成，夏朝的統治中心在伊洛已成考古學界公認事實。

不過，這一事實卻存在幾處明顯的bug漏洞：

首先，所有關于二里頭遺址的學術報告和新聞通稿中，均明確指出“二里頭遺址是夏朝中晚期都城的遺址”，這句話隱藏有兩層含義：第一層是二里頭并非夏朝唯一的都城遺址；第二層含義是二里頭遺址究竟是哪些夏朝君主在位時期的都城，目前還沒有明確結論，只能籠統的概述為中晚期。

事實上，夏商時期受氣候以及周邊形勢的影響，王朝政治中心并不穩固，遷都頻繁，商朝建立前后有“前八后五”多達十余次遷徙，而夏朝也不例外。

如：大禹始封陽翟（今河南禹州），辟舜子商均于陽城（今河南登封），受禪于平陽（今山西夏縣）；啟居陽翟，太康遷斟鄩（今河南洛陽），帝相又遷帝丘（今河南濮陽）……此外，還有原、西河也都做過夏朝都城，算下來有六七處以上。

其次，二里頭遺址雖然已被證實是夏朝中晚期都邑，與《史記》記載的“太康居斟鄩……桀又居之”形成了吻合，但如果二里頭是末代君主夏桀的都城，那么商湯伐夏的進軍路線就充滿了Bug。

因為考古發現顯示，商文化起源于東夷，在方位上講，是位于夏文化區域的東部，在距二里頭遺址東北6公里處發現了偃師商城，經測年判定，偃師商城的興建，承接的剛好是二里頭遺址的衰落。

照此推算，商湯在剪除了豫東一帶的韋、顧、昆吾三個夏朝仆從國后，一路向西即可長驅直入洛陽盆地，對夏桀兵臨城下。

但奇怪的是，商湯大軍從同處伊洛平原的河南鞏義向洛陽進軍時，區區幾公里路程，不僅要“升自陑”（翻越地勢險阻），而且還要“升道渡河”（渡過黃河），最后“令師從東方出于國，西以進”，繞到了夏桀背后，發起攻擊。

難道是夏都東部一帶設有不可逾越的軍事城防，故而商湯才采取繞道而行從背后突然襲擊的戰法？顯然不是，二里頭考古已經證實，二里頭遺址僅有宮城而無外城，地處平原的二里頭遺址，根本無險可守。

事實上，商湯滅夏的戰役，在史書中被稱之為“鳴條之戰”，鳴條，史載位于安邑西，也就是山西運城夏縣。如果夏桀都城是在晉南一帶，那么商湯從豫東向太行山南麓進軍，就必然要翻越山脈和渡過黃河。

那么我們就又回到開篇的疑問：彼時的夏朝中心究竟在山西還是河南？

如果是在河南，那么商湯滅夏的詭異路線，就成了無法解釋的Bug。如果是在山西，雖然可以解釋了商湯進軍的路線問題，但卻帶來新的疑問：

二里頭文化共分四期，在二、三期時（前1610—前1560年）進入興盛，在四期（前1560—前1520年）晚段時，仍有大型宮殿建筑在興建，聚落的人口在不斷增加，貴族群體和服務于貴族的手工業作坊依然存在。

要知道，在二里頭文化進入第四期時，6公里外的偃師商城已經崛起，并開始興建具有二里崗商文化特色的宮殿建筑群和宮城。

讓人困惑的是，二里頭都邑缺乏典型二里崗下層風格的遺物，偃師商城同樣罕見二里頭文化四期風格的遺存，這表明此時共存于偃師一帶的夏都和商都，彼此之間保存了各自的文化面貌，既沒有軍事上的征服，也沒有文化互動，絲毫沒有王朝興替的跡象。

那么此時的晉南又是一副什么場景呢？

上文已述，徐旭生先生曾將尋找夏朝的希望寄托在了“豫西或晉南”兩個地方，由于大型都邑率先在河南發現，故在晉南尋找夏墟也就失去了最初的意義。

在二里頭發現20年后，考古工作者才開展了對晉南安邑（今山西夏縣）的考古發掘，并將所發現的夏文化遺址命名為“東下馮文化”。

東下馮文化一經發現，就極具爭議。

北京大學考古系主任李伯謙認為東下馮文化主要文化因素來源于二里頭文化，開始形成時間又晚于二里頭，是二里頭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向晉南傳播的產物，應稱之為二里頭文化東下馮類型。

按照這個邏輯，夏朝的中心在河南，而晉南是夏朝強盛后所輻射的邊疆地區，在商湯滅夏之際，無險可守的夏桀從豫西逃亡邊疆晉南，最終歷經鳴條一戰，夏朝徹底覆亡。

然而，另一位考古界泰斗王克林卻提出了相反的結論，他認為二里頭文化的主要炊盛器如鬲、甗、斝等，發現的時間都晚于東下馮類型，形制又多與其晚期相接近，這就決定了二里頭類型的一些主要文化因素是源于東下馮類型。

由此我們同樣得出相反的邏輯，夏朝早期中心在晉南，而這塊區域也是堯舜陶寺遺址所在地，大禹的天下正是承繼自晉南，并最終在豫西大展宏圖，建立了廣域王權政權。那么商湯滅夏時，夏桀逃亡晉南就不是向邊疆逃亡，而是向夏人的故地收縮。

但事情顯然沒那么簡單。同樣來自北京大學的孫慶偉教授提出了第三種結論，他認為東下馮和二里頭在核心器物群炊器和酒水器方面幾乎沒有交集，而這兩種器物是考古學文化最具標志性的核心器物，東下馮文化更應該看作一支獨立的考古學文化。進入二里頭文化時期以后，東下馮類型與鄭洛地區同時期文化在面貌上不僅沒有趨近，反而是漸行漸遠。

孫慶偉教授的言外之意，是認為東下馮既不是夏朝的邊疆，也不是夏朝的故地，而是地方諸侯。至于這個位于晉南的諸侯，究竟是夏人離開晉南遷居豫西后，留守晉南的國族所建立的政權，還是豫西的夏人在強盛時北進占據晉南后分封的國族，我們已不得而知。

看到這里，是不是滿腹狐疑？沒關系，我們把上述疑問做一個簡單梳理和增補：

首先，東下馮遺址與二里頭遺址相比，二者存在某種文化共性，由于東下馮遺址沒有呈現二里頭遺址那樣的恢弘宮殿、高等級墓葬和青銅禮器，所以，晉南的東下馮遺址對于豫西的二里頭遺址而言，只有兩種可能：夏人起源的故地，或夏朝滅亡前的逃難地。

其次，二里頭遺址沒有發現任何暴力沖突痕跡，它的衰落，是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逐漸控制了洛陽盆地后，自然降格為普通聚落的“和平演變”。而傳世史書中，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夏商鼎革是和平禪讓，反倒記載戰爭慘烈的內容比比皆是。

比如《國語》記載“湯伐桀，桀與韋、顧之君拒湯于莘之墟，遂戰于鳴條之野”，《清華簡》記載“自西翦西邑，戡其有夏”，《墨子》提到“帝（商湯）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天命融降火于夏之城間西北之隅”。

所以，夏商的最終決戰，發生在晉南，比發生在洛陽更能契合所有史書記載。

第三，二里頭從興盛到衰落，始終沒有發現二里崗商文化下層風格的遺物，反倒是與二里頭幾乎同時消失的東下馮分布區中有較豐富的二里崗下層文化的遺存，并且營建有二里崗文化早期城邑，這表明：商朝人對于洛陽盆地的夏文化維持了原貌，而對東下馮的夏文化則采取了“干涉”和震服，這也是晉南的夏文化出現了商文化遺存，而洛陽的夏文化卻未見二里崗商文化的區別所在。

既然東下馮與二里頭幾乎同時消亡，也就基本否決了東下馮是地方諸侯的可能，而是夏朝的直轄區域，否則商湯沒有理由放著夏桀不管，反倒用重兵去征服一個旁系方國。

那么東下馮遺址到底在夏朝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呢？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需要明白一個概念，夏商周三代時，還沒有“面”這個國土概念，只有“點”，即以一處大邑為都城，周圍分布著軍事據點。直到戰國中期以后，國與國之間才互相接壤，有了國土和疆域的概念。

比如歷史上的武王伐紂，就是長驅直入，直接攻到了紂王所在的朝歌郊外，一戰定乾坤，這跟戰國時期要攻打一國都城，需要先攻克沿線的城池有很大不同。

夏朝情況同樣如此，如果二里頭是夏朝中晚期的大本營，那么東下馮就是夏朝控扼晉南的軍事據點。雖然考古專家們對東下馮遺址的認識還存在很大分歧，但有一點形成共識的是，東下馮類型遺存與當地的龍山文化之間存在缺環，不是順序演變的結果。

這表明，東下馮文化的確是外來影響所產生的，也就是說東下馮是夏朝最后盤踞地的可能性很高，對于這一點，《戰國策》曾有一段記載：“夫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廬睪在其北，伊洛出其南”。

伊洛也就是二里頭所在的洛陽偃師一帶，如果夏桀亡國前在二里頭的話，那么“伊洛出其南”這個方位明顯存在問題，但如果夏桀彼時已逃亡晉南的話，那么伊洛在晉南以南的方位，顯然是正確的。

結合“太康居斟鄩……桀又居之”，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商湯勢力從豫東西進至洛陽盆地時，夏桀仍然在二里頭一帶大興土木，修建宮殿（修政不仁），直到意識到危險后，才率族人逃亡尚在夏朝掌控中的另一處據點：東下馮，想憑借晉南的險要與商湯長期抗衡，怎料商湯繞道有莘國（今陜西合陽縣）渡河突入安邑（夏縣），夏桀敗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