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這個名字是不是周朝杜撰的？網友神腦洞正逐步被考古證實

夏朝作為商朝之前的一個政治實體，其最尷尬的地方在于，所有關于它的記載最早都只能上溯到西周時期，時間上間隔了至少600年以上。

雖然我們不能僅僅根據事件發生時間距離史書成書時間太久遠就否定文獻記載的真實性，但由于武王伐紂在戰國時期就被指斥為“人臣弒其君也”，加上古人歷來有托名著書和篡改記載的“前科”（比如偽《古文尚書》，今本《竹書紀年》），那么西周傳下來的關于夏朝的內容，就不可避免的會被懷疑添加和修改了利于鞏固西周統治的內容。

比如，夏朝這個朝代名字。

現有的考古發現早已證實，我國在龍山文化時期就已經出現了國家文明曙光，在早于二里崗早商文化之前，浙江的良渚遺址、山西的陶寺遺址、陜西的石峁遺址、河南的二里頭遺址都已經頗有規模，內部有明確的貧富等級，外部則發現有從屬于中心的二、三級附屬聚落。

其中，二里頭遺址是夏文化中晚期都邑，也基本得到了國內學者們的一致認同。所以，商朝之前還有一個政權，這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但問題在于，商朝前面的朝代，究竟叫不叫夏朝？

之所以會有此一問，主要還是為了避免再發生“曾隨之謎”這樣的事。曾、隨兩個西周諸侯國困擾了史學界多年，史書記載當中的江漢地區的隨國，考古發現中卻不見蛛絲馬跡。直到曾侯乙墓的出土，人們才恍然大悟，原來這個古國真實的國名叫曾國，所謂的“隨國”是史書的它稱，曾、隨實為一國兩稱。

上文已述，現有的關于夏朝的記載，都是西周以后傳下來的，那么夏朝有沒有可能也并非夏朝人的自稱，而是周人的它稱呢？又或者周人也不知道商朝前面的朝代叫什么名字，而只能杜撰出“夏”這個名字呢？

這種推測不是沒有根據。

首先，在西周傳下來的《尚書》《詩經》這些典籍中，周人對商朝的稱呼分別有“商”、“大邦商”、“殷”，在陜西周原出土的周人甲骨中，稱呼商朝君主為“衣王”（衣通殷）。

所以，商朝又被后人稱作殷商或殷。但實際上，翻遍所有甲骨卜辭，都沒有見到商朝人自稱為“殷”的，只能見到“大邑商”、“天邑商”、“中商”等稱呼，其中：商是國號，而大邑、天邑是美稱，“中”則是中心、中土之意。

可見，殷（衣）原本是周人根據商朝中晚期都城在殷而自行擬定的它稱，只不過隨著周人入主中原，這一稱呼也影響了后世。

其次，我國目前已知的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統是甲骨文，比甲骨文更早的，有陶寺遺址發現的扁壺朱書以及河南二里頭等多地發現的刻畫符號。朱書和刻畫符號在字形構造上已經有了后來甲骨文的雛形，但卻未能連字成句表達完整意思。甲骨文中雖然已經發現了“夏”這個字，但早于殷墟甲骨文的刻畫符號中，并沒有找到代表族徽或王國稱號的“夏”字。

被認為是夏朝中晚期都邑的二里頭遺址，之所以至今還有不少爭議，根源也在于二里頭至今也沒有找到關于夏的自證性材料。

事實上，就連甲骨文和商代金文中傳下來的“夏”字，字形構造也是一個跪坐的人，最上方則是太陽，就象形文字刻畫的形象來看，很難認同它除了表示夏日炎炎外，還能表達政權的意思。

第三，西周以來的資料對于夏朝的稱呼也并不固定，秦公簋銘文稱“鼏宅禹跡”，叔夷鐘也稱“咸有九州，處禹之堵”，《易緯》記載“禹四百三十一年”，這里的禹并不是指“大禹”本人，而是指代整個夏朝。

另一本儒家典籍《禮記》稱夏朝為“西邑夏”，并且這一稱呼得到了戰國竹簡《清華簡》的佐證。而在甲骨文中，也發現了一個名叫“西邑”的地方。

綜上，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西周以來對夏朝的稱呼除了夏以外，還有禹和西邑。

大禹作為個體，本名叫文命，但如果作為群體，禹這個稱呼就可以用來指代整個政權，這種用法頗有點像“堯”一樣，是陶唐氏部落每一代首領的共同稱謂。

而“西邑夏”這個稱謂對應了“大邑商”，如果“西邑”是和“大邑”一樣是本國人贊美自己國家所用的形容詞，那么既然大邑商=商朝是自稱，那么西邑夏=夏朝也是自稱似乎看來就很合理了。

但問題在于，一個自居正統的政權，怎么會贊美自己的王朝為“西邊的國家”，這跟商朝人自稱“中商”“大邑商”的形成了鮮明對比。

這就導致了兩種可能：第一種可能是夏朝人由夏后氏部落所建，所以王朝國號自稱為“夏”，只不過商都地處夏都以東，故而在夏之前冠以了“西邑”這個地理方位；第二種可能是“夏”并非夏朝人自稱，而是像“殷”一樣，完全是第三方所杜撰的名字。

所以，如果想要弄清楚“夏”究竟是夏朝人的自稱，還是后人的它稱，就需要首先弄清楚“夏”原本意指什么。

早在周文王時代，周人就時常以“夏”自居，比如“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

過去，很多人認為這里的“夏”指的是夏朝，因周文王畢生致力于推翻殷商統治，自稱“夏”，被視為打出夏朝后裔旗號來為自己即將推翻宗主國的統治而營造合理性。

不過，周人自稱夏朝后裔的用意，恐怕并不準確。最直接的證據是：周武王起兵滅商的誓言《牧誓》中羅列了一大堆伐紂的理由，甚至連“惟婦言是用”這個借口都用上了，但唯獨沒有提過類似“我們是夏朝后裔，滅你是為了復仇”，反而明確自稱是“西土之人”。

而在更多的文獻中，“夏”也常常與“西土”掛鉤。

比如《管子》“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淮南子》“西北方曰大夏”，《太平御覽》記載：“伯禹夏后氏，長于西羌，西羌夷也”。山東莒縣出土的《莒叔之仲子平鐘》銘文上同樣有“戩戩雍雍，聞于夏東”，古文字學家裘錫圭釋讀其中的“夏”為“西”的含義。

如果“夏”在商周時期還有“西”的古義，那么周人自稱“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就可以通順的釋讀為“（文王）開創了我西土周邦與一二友邦的局面，來共同修治我西土”，也能解釋為何甲骨文為何稱夏為“西邑”了。

值得關注的一點是，周人以“有夏”自居的情況，主要集中在周文王至周朝前期，到周成王以后，周朝文獻中便不再出現自稱“夏”的情況，反而開始強調自己是天下之中，“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

而這一時期，又恰恰是西周平定商遺民叛亂，洛邑建成，西周統治進入穩固的時候。“夏”再次以政權的含義出現在文獻當中，已經是春秋時期，為了區分四方夷狄和中原地區姬姓為主、雜居其他從屬于周王室的同一文化圈的諸侯國，便產生了“諸夏”“華夏”等詞，這時候的“夏”已經沒有了“西”的含義，更不是指代“夏王朝”，而是指廣袤的中原地區。

那么究竟是先有了夏朝，因夏朝統治中心在商族以西，故而產生了夏=西的詞義，還是因為先有了夏=西的詞義，后世把商朝之前的政權籠統的概述為“西邊的國”呢？

一位自稱是理科生但愛好歷史的網友提出了一種腦洞大開的設想，他說：“春秋開始，以為夏朝起始于大禹，其實夏朝這個國名應該遠在大禹之前”。

這個看似臆造的觀點，卻意外得到了考古的逐步證實。

首先，從文獻記載來看，《國語·周語》記載，“帥象禹之功，賜姓曰‘姒’、氏曰‘有夏’”，大禹因治水有功獲得了姓氏，此后所建立的政權便被稱為夏。這說明，在周人的認知體系當中，“夏”的確要早于禹，只不過我們無法根據這段記載得出“夏”來源于地名還是國名。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逸周書》的記載：“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脩，武士無位，……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這里的唐氏指的是堯帝的陶唐氏，時代上不僅早于夏朝，也早于大禹，而被滅亡的“西夏”明顯可以看出是一個政權，而絕非地名。

所以，從文獻記載來看，在大禹之前，已經存在一個叫“夏”的政權，被堯帝所滅。此后，大禹因功獲得了“夏”這個氏，意味著他對“夏”故地的所有權得到了部落聯盟的認可。

其次，我們再從考古發現來看。徐旭生先生在尋找傳說中的夏朝都城時，擬定了兩處地方，一個是被稱為“夏墟”的晉南，另一個是被稱為“有夏之居”的伊洛平原。而考古工作者也先后在晉南和豫西發現了多處介于龍山文化和早商二里崗文化的大型遺址。

其中：晉南的陶寺遺址經李學勤等專家學者多年考證，認定為堯都遺址；而豫西的二里頭遺址（包括新砦期）則被認為是“夏都”。

梳理從公元前2300年（陶寺建立）再到前1900年（陶寺消亡）這一時間跨度內的晉南地區考古學文化，僅有東下馮遺址與二里頭文化存在淵源，但無論是規模還是出土文物，都不能與二里頭遺址呈現出的王都氣象相提并論，所以，不少考古工作者把東下馮遺址視為夏王朝在晉南的直轄地，又或者是二里頭被商湯攻破后夏遺民的逃亡地。

不過，讓人困惑的是，東下馮遺址有著明顯源自二里頭文化的諸多因素，北京大學考古系主任李伯謙認為東下馮文化是二里頭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向晉南傳播的產物。但同時，二里頭的一些主要文化因素卻是源于東下馮，考古界泰斗王克林認為二里頭文化的主要炊盛器如鬲、甗、斝等，發現的時間都晚于東下馮類型。

換言之，東下馮同時呈現出“祖居地”和“新拓展領地”的矛盾屬性。

為什么會這樣呢？從時間序列上看，晉南的考古學文化經歷了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龍山文化陶寺類型、夏文化二里頭類型、商文化二里崗類型的發展脈絡。

但接續廟底溝類型的陶寺文化，卻在晉南地區顯得“格格不入”。陶寺文化流行豬骨隨葬，在貴族墓葬中往往會出土豬下頜甚至整豬骨架，這是山東大汶口文化典型特征。而整個晉南地區在陶寺文化興起之前的2000多年時間里都沒有該墓葬習俗，更沒有任何城址。

考古發現結合“堯受封于陶，年十五改國于唐，故又號陶唐氏”以及“唐伐西夏”的歷史記載，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陶寺文化是東夷族群進入晉南，驅逐了被稱為“西夏”的本地族群后所建立的。

這也就解釋了為何晉南素來被稱為“夏墟”和“禹都平陽（今山西臨汾）”，但卻始終沒有任何疑似是夏朝都城的考古發現。正如那位網友腦洞大開的設想一樣，既然在大禹之前，已經存在一個“夏”，那么“夏墟”或許指代的并不是夏朝的故地，而是早已存在的另一個“夏”的故地。

從地理方位講，晉南地處洛陽、鄭州以西，被叫作“西夏（西邊的國家）”理所當然。在其滅亡后，堯舜將這一夏故地賜給了治水有功的大禹，夏后氏由此而來。所以，周朝稱大禹所建的政權為“夏”，有真實的來源根據，并非憑空杜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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