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翔：修橋補路金腰帶，殺人放火無尸骸

“無罪過不為罪，是我國刑法最基本的刑法理論，但是它卻常常被人遺忘。司法實踐中有些司法機關習慣性地認為，民眾必須接受法律所推行的價值觀，而忘記了法律的價值觀本身來源于民眾樸素的道德期待。”

——羅翔《圓圈正義》

這幾天，我在讀羅翔的《圓圈正義》和《法治的細節》，看到“無罪過不為罪”時，不禁聯想到村民私自建橋收費被以尋釁滋事罪判刑這件事。

說起來簡直匪夷所思，大致就是有個人為了方便鄉親們過河，自費建了個浮橋，過路者自愿繳費，然后這個人一家人就被判刑了。簡單過一遍來龍去脈：

2014年，吉林省白城市洮南市瓦房鎮振林村一個叫黃德義的小學教師，投入13萬元人民幣在村子前的洮兒河上建造了一座浮橋，以方便村民出行，避免之前出現過的溺亡慘劇。

為了收回成本，黃老師采用了很多國外博物館的收費方式：自愿，1-10元不等。很多附近熟悉的村民過橋也不用給錢。（這一點在央廣網的官方報道中被證實）

浮橋建設好后，當地水利部門以“違規搭建”為由對其進行罰款，2015、2016、2017年這三年間，分別罰款一萬元；2018年，黃老師因沒錢交罰款，浮橋被水利部門責令拆除。

2019年12月31日，洮南市法院作出一審判決。法院認定，黃德義及其他人員于2005年至2014年搭建船體浮橋收取過橋費；2014年至2018年搭建固定浮橋。黃德義組織排班并制定收費標準，小車5元大車10元，攔截過往車輛收取過橋費、過路費總計52950元，其行為構成尋釁滋事罪，判處黃德義有期徒刑兩年，緩刑兩年，其他17人也分別被判刑。

浮橋被拆除后，村民出行要繞道72公里，又有人在渡河時溺亡。

被判刑后，黃老師曾向洮南市法院提出申訴，但于2023年3月底被駁回。黃繼續上訴，6月29日，白城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定程序對該案登記立案，案件正在審查中。

嗯，你看，有道是：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補路無尸骸。古人誠不我欺也。

隔壁另一位黃老師如果知道這件事，應該會和小朋友們一起唱：“在小小的浮橋上挖呀挖呀挖，判重重的刑開黑黑的花……”

你說黃老師未經審批私自建橋并收取通行費的行為是不是違法呢？

還真是違法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第六十五條規定：

“未經水行政主管部門或者流域管理機構同意，擅自建設橋梁……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門或者流域管理機構依據職權，責令停止違法行為，限期補辦有關手續；逾期不補辦或者補辦未被批準的，責令限期拆除違法建筑物、構筑物；逾期不拆除的，強行拆除，所需費用由違法單位或者個人負擔，并處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的罰款。”

但你說是不是犯罪呢？該不該入刑呢？

2023年7月8日，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羅翔發布文章認為：

即便認定私自建橋屬于違法行為，最嚴重的法律后果也只有行政處罰，而無刑事責任。

《易經》有言：“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司法絕不能讓積善之家，承受余殃，否則就背離了人之常情、世之常理，反而損害了司法自身的權威。

刑法雖不能過度寬縱，但更不能一味重刑。

寬刑省獄，囹圄空虛應該成為每個法律人的內心自覺。

羅翔比較含蓄地為這件事定了個性，兜了個底：即便違法，也構不成犯罪（刑罰），再加上央廣網、農民日報等官媒的報道，我們有理由樂觀地估計：私建浮橋一案的判決結果將被推翻。

然后你看羅翔的第一句話“即便認定……違法……”，再結合后面的話，似乎在說，即便違法也應從輕處罰或免于處罰。

俗話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違法必究，執法必嚴，法不容情。作為法學教授的羅翔，為什么要為明顯違法的當事人開脫呢？（甚至搬出了中國古代‘腐朽迷信’的《易經》）

原因非常簡單，也非常通俗：黃老師的行為，你說出大天兒來，在道德上也是不受指責的。

換句話說，這幾天自媒體上鋪天蓋地的道德支持（黃老師）、道德譴責（當地法院），都是對的。

至少在羅翔看來是對的，他在《圓圈正義》中寫到：

如果一種行為在道德上是被鼓勵的，那它就不可能（不應該）是犯罪。

無論如何定義法律，法律在原則上都不能超越社會良知的約束。刑事懲罰的一個重要依據就是在道義上是否值得懲罰。

雖然道德不能作為懲罰的積極根據，但是可以作為排除懲罰的消極理由。（也就是說，法律不會因為你不道德而超越法理懲罰你，但可以因為你的行為符合道德而排除懲罰）

法律是為了解決社會問題的，因此它不僅僅是一個專業判斷，還必須考慮到社會生活的常情常理。

說穿了，黃老師就是做了件好事，方便村民出行，甚至間接地拯救了生命。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這都是一件積德行善的事兒，在任何正常人看來都值得贊許、支持。

這時有人站出來說，不！法條上寫得清清楚楚，這就是違法，既然違法了就要懲罰！我們要追求程序正義，而不是實質正義！~~

這叫什么呢？這叫機械司法。

我國最高司法機關曾多次提醒辦案人員要避免機械司法。所謂機械司法，即自認為嚴格執行法律，實際卻過于刻板理解法律規范、司法解釋等，不顧案件本身的事實、背景和社會影響，缺乏因案制宜、因地制宜和因時制宜的靈活性，導致對案件的處理偏離實質正義。

用羅翔的話說，機械司法也叫做“法律技術主義”，羅翔認為：如果沒有良知的約束，法律技術主義比法盲更可怕。

在《圓圈正義》和《法治的細節》中，羅翔將法律與道德、公序良俗之間的關系說得就更直白，更透徹：

法律只是道德的載體，權力意志不能任意產生道德法則，道德在法律之上，法律及立法者的一直在道德之下。法律的超驗權威不是人的理性所創造的，而是寫在歷史、文化、傳統和習俗中，寫在活生生的社會生活中。

當地司法機關的錯誤還不僅僅是‘機械司法’或‘沒有良知約束的法律技術主義’，更大的錯誤在于，背離了謙抑原則，把法律當成了工具。

法律是維護社會秩序的工具？

刑法的目的是懲罰犯罪？

這兩句話看起來都沒什么問題，然而羅翔告訴我們說：

刑法不僅要懲罰犯罪，還必須有效地限制國家的刑罰權……也就是說，盡管刑法規范的是犯罪及其刑罰，但它針對的對象卻是國家。

任何事物一旦成為工具，就必須為使用者服務，包括刑法在內的法律并不僅是實現社會目標的工具（法律有自己的價值）。只要將刑法作為工具，權力的濫用也就不可避免。

前面說了，我們有理由樂觀地估計：私建浮橋一案的判決結果將被推翻。但如果萬一，當地司法機關堅持機械司法，不搭理我們這幫法盲的唧唧歪歪呢？

英國法學家詹姆斯·斯蒂芬（1829-1894）在《自由·平等·博愛》一書中說：

在任何情況下，立法都要適應一國當時的道德水準。如果社會沒有毫不含糊地普遍譴責某事，那么你不可能對它進行懲罰，不然必會“引起嚴重的虛偽和公憤”。公正的法律懲罰必須取得在道德上占壓倒優勢的多數的支持。因為法律不可能比它的民族更優秀，盡管它能夠隨著標準的提升而日趨嚴謹。

英國佬100多年前說的話至今聽來仍振聾發聵，“私建浮橋被入刑”事件果真如同茅坑里扔石頭——激起公憤，也暴露出有關部門的虛偽（就知道罰款，控告無辜，你們自己咋不給老百姓造個橋呢？）

換句話說，你非要那么干，我們也沒辦法，但法律的尊嚴、正當性將受到極大的挑戰，你這是給自己挖坑。

總結起來，私建浮橋一案及《圓圈正義》一書帶給我們的啟示是：

一、法律必須顧及到社會的常情常理，如果一種行為在道德上是被鼓勵的，那它就不應該是違法犯罪；

二、脫離了良知的法律技術主義比法盲更可怕；

三、刑法更大的目的是，限制國家的刑罰權；

最后，CallBack一下題目，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正常且正確的執法結果都應該是：

修橋補路金腰帶

殺人放火無尸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