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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蕩時代最大的危險不是動蕩本身,而是仍然用過去的邏輯做事。”彼得·德魯克的高論,正好可以表述當下房企的各種不安與彷徨。
房企面臨的挑戰,是界定下一個周期性質。經濟發生畸變,要么通脹,要么通縮,關于國內通縮周期是否來臨,官民爭論不休。
當前,官方基本否定中國經濟短期會出現通縮,理由是M2和GDP在增長,3月末廣義貨幣M2增長12.7%,上半年GDP同比增長5.5%。另一個核心指標是CPI,一季度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1.3%,保持溫和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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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官方數據,國內經濟并未通縮。但民間聲音,幾乎還是一邊倒,出現對中國經濟通縮的擔憂。為何會出現這種反差?
關于宏觀數據的描述,指標已經多樣化,除了GDP和CPI,還有PPI(工業類出廠價格)和IPI(工業類購買價格)。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2023年6月份,CPI同比持平,環比下降0.2%;PPI同比下降5.4%,環比下降0.8%;IPI同比下降6.5%,環比下降1.1%。很明顯,GDP和CPI在扛大旗,而其他指標卻能觸發擔憂。
來自可能通縮的另一個主要特征,就是房價持續下跌而未出現增長趨勢。中國式樓市背后有一雙大手在支撐:限價經營。但是這雙大手,愈發難以控制房價的下跌趨勢。
有數據顯示,全國主要城市房價歷史峰值和當下的比較,榜單是清一色的跌落。只有北京、上海和三亞稍微好點,下跌幅度分別為0.5%、0.9%、1.6%。大幅最大的城市溫州,房價峰值與現價比下跌36.7%,排在榜首。石家莊、鄭州、青島、天津、貴陽和太原房價,下跌幅度均超20%。
擔憂并非毫無道理。改革開放45年,中國社會階層逐步形成富人、中產和低收入三類群體。國內有4億群體,被定義為中產階層。有專家結合人均 GDP、城鎮人均收入等指標,定義中產階層:人均收入在10萬元以上,個人凈資產在70萬元以上。這部分人群,占比總人口25%。他們中大部分人,正在承受失業或失業憂患,他們的資產價值特別是不動產不升反降,引發通縮擔憂,中產集體返貧趨勢越發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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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的經濟是通脹后的急縮,引發了各路專家“哥德巴赫式猜想”:房地產是否遭遇了硬著陸。當富人盼通脹,窮人盼通縮, 中產盼就業越發急迫時,經濟蕭條將不可避免地到來。
房企老板可以代表富人,他們集體爆雷后,為何大多數一蹶不振?原因只有一個:他們的資產價值被持續看低,他們過去的資產價值邏輯在當下行不通,因此無法順利重組。
關于中產階層,更為悲催。他們在通脹時期,絕大部分進行了不動產配置以此抵抗通脹,結果失業潮的到來觸發家庭經濟危機,這就是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況且這部分人群,大多數并未在失業統計里。
有數據顯示,今年4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2%,比上月下降0.1個百分點。其中,16-24歲勞動調查失業率為20.4%,比上月上升0.8個百分點,不僅破了20%,而且創了2018年有該項統計數據以來的新高。
關于中產階層的失業率沒有數據,不過你們看,近兩年企業動不動就50%的裁員,可想而知,情況并不比年輕群體好到哪去。
有人說,解決失業率的辦法,是政策從保民生到保企業的轉變。渝商聯智庫的看法是,此類辦法可以緩解失業率持續下滑但無法根除矛盾。即便大量企業獲得救助,也會引來另一個沉重的話題:資產負債表的持續衰退。
當房企獲得救助了,房企最大的反思應當是過去錢借多了。讓他們想辦法大規模舉債發展,顯然不可能,沒有發展就沒有用人,失業率也不會有很大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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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為鑒,方知興衰。中國與日本,除了國情不一樣,面對的經濟規律是一樣的。上世紀90年代,日本通脹后急縮問題及應對經驗值得借鑒。日本通縮后的經濟修復周期是30年,被稱為日本失去的30年。在這過程中,經濟衰退留下最大的后遺癥,是社會資產負債大幅減少,即資產負債表的持續衰退。
這么大規模的蕭條,除了日本,就是美國上世紀30年代的經濟衰退。兩者時間長隔60年,準確來說,當年的日本并沒有借鑒對象,對資產負債表的持續衰退毫無概念,否則蕭條周期不會這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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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蕭條時期,留下的全是負債創傷。盡管政府借貸利息持續調低,也無法阻止企業對負債規模的持續調低,因為企業發生困難的時候,被逼還債的經歷實在太糟糕。
這點與國內很像,這兩年排隊爆雷的房企,如果他們中有企業若能挺過難關,之前舉債沖刺的模式已留下陰影和創傷,修復資產負債表會是他們的心頭之急。這也是國內地產持續走弱的另一主因:房企不愿借錢,而形成投資規模大幅衰退。
需要注意的是,有時候GDP的增長代表不了什么。當年蕭條的日本GDP一直在增長,這是為什么?這是政府對沖社會所形成的“虛假繁榮”。
日本政府在蕭條時期,通過巨額赤字的投資,來對沖企業和民眾不借錢反而存錢的行為,把超額儲蓄劃為政府的收入范疇,通過政府來花出去,這就是日本 GDP 在整個泡沫破裂后,仍能保持增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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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社會資產負債表的持續衰退,意味著經濟正面臨通貨緊縮壓力。你將看到的是,家庭在存錢,企業不借錢,政府在鼓勵借錢。如果出現這樣的長周期,房企將如何應對?
易宏地產研究院的陳旭認為,房企需要重點研究結構性投資行為和新型消費行為。調整負債方向,如果能夠獲取安全的現金流,房企就敢持續借錢。例如,當自持可持續經營的不動產,比預售房產更能劃算時,自持模式將是房企調整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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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期下的消費特征,以低欲望化為主流。當追求奢華、高價,不再是主流需求,高奢產品很難有生存空間,產品為王的時代,會向追求性價比的時代過渡。
重慶渝長嘉地產新房業務負責人陳總則認為,地產持續縮量會出現新業態和跨地域發展機會。最近,他頻頻出走柬埔寨等東南亞周邊小國,發現當地的地產水平是國內10年前的水平,有增量趨勢。同時他認為,國內會出現商業裂變和業態分化趨勢,他堅信地產的未來投資機會在于新型商業——即主題化的體驗性社區商街。
渝商聯智庫綜合各方觀點,提出建議如下:
1、關乎經濟形勢,不能盲目過早定性。國內正處于疫情后的恢復階段,關于周期屬性的定性,需要更長的時間來觀察。
2、政府應該做根源式反思,主動調低地價,通過財政調節,刺激房企的投資欲望。
3、房企做好自我評判,無論收縮戰線、跨地域拓展,還是積極轉型,都要從實際情況出發,切勿盲目跟風。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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