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為何只找到半個？湖北考古顯示：我們可能被大禹治水忽悠了

夏朝是公認的我國歷史上第一個世襲制王權政治實體，不過，文獻記載當中的夏朝和考古所呈現的夏朝其實并不一樣。

《古本竹書紀年》記載：“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史記》說“帝堯之時，鴻水滔天”，大禹受命治水，歷時13年成功。憑借著治水的不世之功，“帝舜薦禹于天，為嗣……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國號曰夏后，姓姒氏”。

按照史書的脈絡，大禹最初是以罪臣崇伯鯀后人的身份治理洪水，耗時13年走遍九州最終成功，獲得了舜帝的青睞被立為了繼承人，從而建立了夏朝。

但考古發現卻顯示，在早于商朝的考古學文化中，只有河南偃師的二里頭文化符合王朝氣象，具備唯我獨尊的政治影響力。

二里頭文化是公元前18世紀以后的遺跡，距離堯舜所處的龍山文化時代還有200年以上的時間差，也與史書所記載的夏朝471年國祚不符。

所以，包括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在內，所有認同二里頭遺址是夏朝遺跡的學者們，也都不得不承認二里頭只能算作夏朝中晚期都邑，至于夏朝前半期在哪，還需要在龍山文化晚期當中去尋找。

而問題的癥結點在于，早于二里頭文化的龍山文化晚期諸多遺址，沒有一處具有像二里頭遺址那樣的實力和影響力。比如被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推測可能屬于夏早期都邑的王城崗遺址和禹州瓦店遺址，它們的面積分別是35萬平方米和40萬平方米。

而早于這兩處遺址的晉南陶寺古城面積是280萬平方米，湖北的石家河古城遺址面積接近350萬平方米。城址的大小，直接體現的是聚落的人口數量和綜合實力。

如果我們結合史書記載，“禹為姒姓，其后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將大禹時代的夏政權看成是一個由13個同姓血緣氏族組成的聯合體，那么和王城崗、禹州瓦店遺址同屬于王灣三期文化的的文化遺存，都可以歸屬為早期夏朝遺存。

不過即便如此，整個王灣三期文化遺存的總面積也只有2萬平方公里，約和地級市河南信陽的面積相當。顯然，在存在時空交錯的同期諸多文化遺址中，所謂的前半個夏朝顯得非常弱小和單薄，而且其政權組織架構也較為松散，和二里頭時代的晚期夏朝相比，完全不在一個量級，很難將其視作廣域王權。

《左傳·哀公七年》有言：“禹合諸侯于涂山，執玉帛者萬國”。萬國當然是夸大的說法，但從西周時華夏尚有諸侯一千八，也可以反推大禹時代的天下格局，大禹時代國家的規模與文明的空間范圍都不會很大。

那么大禹僅僅通過治水，就實現對諸多實力強勁的不同方國的金字塔式控制，就很難理解了。

根據氣象學研究顯示，大約距今4200年（公元前2100年左右），歐亞大陸經歷了一次氣候異常干冷期，稱之為4.2Ka氣候事件。

這次事件導致極端異常氣候頻發，中國北方陷入大范圍干旱，同時局部地區又出現短時間內的強降雨，引發洪澇。而南方長江流域因鋒面長期徘徊，也大大增加了該區域降雨，使長江流域更易暴發洪澇災害。

顯然，這場因氣候干冷引發的持續近200年旱澇交替，正是大禹治水的時代背景。不過，考古所呈現的場景，卻并非像史書所描繪的那樣，是大禹各部族共同治理洪水，從而建立起了極高威望，進而建立了家天下的夏朝。

事實上，氣候異常帶來的直接后果，是華夏大地不同文化族群普遍南遷。如地處內蒙古中部和陜北的老虎山文化大規模南下，原本的文化遺存在氣候干冷期整體南移了近300公里。

也就在這一時期，雄踞晉南的陶寺遺址遭遇北方勢力暴力入侵，王墓被毀、大量人口被殺。同樣，原本地處豫中一帶的王灣三期文化也突然向南擠壓江漢地區的石家河文化，所對應的剛好是“禹征三苗”事件。

三苗，是上古時期與華夏、東夷并立的三大族群集團之一，其活動范圍在以江漢平原為中心的湖廣地區，實力強勁，堯舜時期一度北上占據了河南南部，創造了屈家嶺—石家河文化。

然而，就在4.2Ka氣候事件發生后，史書當中的三苗卻突然大亂，古本《竹書紀年》記載：“三苗將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龍生于廟，日夜出，晝日不出。”

史書所載，描繪的正是江漢地區出現的大規模洪澇災害，三苗實力大損。恰在此時，同樣受氣候影響而漸次南遷的大禹族群與三苗爆發了了激烈沖突。

根據湖北天門石家河文化遺存考古顯示，公元前2100年后，江漢平原及其附近地區的石家河文化全部被王灣三期文化所取代，其核心為王灣三期文化中的煤山類型（王城崗遺址為代表），大洪山南麓遺址由石家河文化時期的63處銳減到14處，石家河古城城垣還發現了慘烈的攻城戰跡象。

方圓千里的石家河文化覆亡、城垣被毀，顯然不是文化交流所能實現的，必然是發生了慘烈的戰爭。

大禹的這次以弱克強之所以能夠成功，或許正是由于在大洪水特殊背景下，各大部族實力大損，而唯有夏后氏族群受影響最小，故而后世也流傳有大禹善于治水的傳說。

現有的諸多證據也已表明，大禹所處的龍山文化晚期，人們主要的生產工具仍以石制、骨制為主，代替人力的車輛還沒有出現，大禹不可能具備治理黃河、長江這樣規模洪澇的能力。

所以，大禹治水的范圍應該且只可能局限在一個相對獨立的自然和文化區域內，確保了夏后氏族群在大災難面前，仍保留了較強的實力。如果我們單純根據大禹在一小塊區域里治個水就能得到天下，那顯然是被史書字面意思忽悠了。

是歷史給了大禹契機。

到公元前1900年前后，4.2Ka事件終結，東亞地區氣候再次趨于溫暖濕潤，也就在這個時候，伊洛平原的二里頭一帶崛起了二里頭文明。

根據文化屬性分析，二里頭文化的構成，既有王灣三期文化，也有晉南陶寺文化、豫東造律臺文化、山東大汶口文化等諸多文化因素，二里頭遺址儼然是一個“移民城市”。二里頭文化是在以中原文化為本底、繼承并創新諸多史前文化精粹的基礎上而形成的。

所以，考古發現的夏朝就呈現出兩種完全不同的面貌。

前半部分，受氣候干冷影響，北方各處文化普遍南遷，而以大禹為首的夏后氏族群趁機完成了對三苗的征伐，占據了在當時更適宜生存和農耕的區域。這一時期，天下依然是一盤散沙，各自保命，所謂的夏朝，只是天下諸強之一。

后半部分，氣候重新回歸平穩，以夏后氏為首的各支族群遷徙回到了被洪水沖刷后擁有豐富腐殖質土地的伊洛平原，創造了二里頭文化。這個時候的夏朝，已經成為唯我獨尊的天下中心，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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