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古希臘：閱讀正在發(fā)生、即將發(fā)生和有可能發(fā)生的故事

《古希臘思想通識課·修昔底德篇》前言

文 | 張新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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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那些想要了解過去事件真相的人來說，由于人總是人，過去的事件在將來某個時候會再次發(fā)生，或者發(fā)生類似的事件，如果他們認為我的著作還有所助益，那么我就心滿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想贏得聽眾一時的獎賞，而是要成為永恒的財富。

——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

01.

修昔底德與當代世界

如果要選出一位20世紀以來最熱門的古代史家，恐怕非修昔底德莫屬。我們對修昔底德的生平所知不多，可以確定的是，這位生活在公元前5世紀后期到公元前4世紀初期的雅典人曾經出任過雅典的將軍，在軍事行動中沒有取得彪炳史冊的戰(zhàn)功，所撰寫的《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卻成為人類文明史上的經典著作。如果近幾年關注國內外新聞，應該不會對一個術語感到陌生——“修昔底德陷阱”。這個由美國學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的概念在過去一段時間曾經引起政界、學界的激烈討論。這一概念簡單來說就是一個新興大國的崛起會挑戰(zhàn)既有大國的地位，而守成的大國會主動進行遏制乃至不惜發(fā)動戰(zhàn)爭。

據(jù)說是修昔底德首次提出了這一看法，2400多年前，修昔底德就是如此判定雅典人與拉凱戴孟人之間大戰(zhàn)的原因的。熟悉國際關系理論的話，會知道艾利森的這個觀點并不新鮮，但這個觀點與古希臘史家修昔底德聯(lián)結在一起后，簡潔明了的術語似乎就頓時“高洋上”了起來，也就顯得更有說服力了。

其實這不是修昔底德第一次成為熱門人物，在半個多世紀以前的冷戰(zhàn)時期，美國的政府官員和學者就借用修昔底德來理解當時的國際局勢。1947年，美國國務卿喬治·馬歇爾(George Marshall)在一次演講中明確提出，要認真思考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以及雅典最后的失敗，以更好應對當時的國際事務。這個思路是將基于海權的民主雅典類比美國，而將基于陸權的、帶有寡頭統(tǒng)治色彩的斯巴達類比蘇聯(lián)。將視線再往前推，“一戰(zhàn)”時的人們也有各種鮮活的想象，將雅典、斯巴達、波斯與現(xiàn)代世界中的大國進行比附。

且不論當代人對修昔底德的比附是否成立，古代經典著作總免不了被后世不斷使用甚至濫用，這似乎也是古代史家逃脫不了的命運。修昔底德若在天有靈，看到20世紀以后人們對他的“喜愛”，不知會作何感想。我斗膽揣摩，估計他老人家的心情會比較復雜。

圖 | 《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霍布斯譯本

因為他一方面明確表示“我的著作不是想贏得聽眾一時的獎賞，而是要成為永恒的財富”，但另一方面，這“永恒的財富”的內核是要看到人類的狀況本身，而非簡單地進行歷史比附。修昔底德的判斷是“人總是人”，或者說人的境況就是如此這般，一代又一代的人總是要面對和處理一些類似的人類事務。

那么修昔底德通過記述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所揭示出來的人的境況究竟是怎樣的呢？這個問題不能用三兩句話簡單作答，因為讀者只要讀完《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就會發(fā)現(xiàn)，修昔底德為我們搭建了一個層次無比豐富的舞臺。在戰(zhàn)爭這場大戲中，各類城邦與各色人等輪番登場，在各種極端環(huán)境中做出自己的抉擇，接受戰(zhàn)爭這一暴戾的老師的考驗，人性和不同政體也展示出不同的品質。

修昔底德的著作之所以能夠成為經典，就在于其豐富和深刻。雖然難以概括，但總還是能談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這里揀選三個話題先做簡單的分享。

02.

人的境況三題

第一個話題是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的性質。修昔底德這本書的書名已經告訴大家，他寫的是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的歷史，也就是公元前431年爆發(fā)的，希臘世界的兩大陣營，即以雅典為首的雅典帝國與以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聯(lián)盟之間的戰(zhàn)爭。這兩大陣營的戰(zhàn)爭無疑是首要記述對象，但是具體進入這本書，會發(fā)現(xiàn)修昔底德記述了兩條并行且相互交織的主線，那就是兩大陣營間的戰(zhàn)爭與城邦內部的紛爭。雅典與斯巴達兩大城邦決定一戰(zhàn)之后，希臘世界的格局也被這場戰(zhàn)爭攪動，各城邦內部出現(xiàn)了分裂。

隨著戰(zhàn)爭的進行，雅典開始通過加強與盟邦中的民主派的關系來維系帝國，加劇了其他城邦內部民主派和寡頭派的對立；反過來，在兩大巨頭對峙的情況下，眾多希臘城邦中的民主派和寡頭派也都騷動起來，民主派希望獲得雅典的支持，以奪取城邦的統(tǒng)治權，寡頭派則投向斯巴達以實現(xiàn)同樣的目的，代價是城邦必須選邊站，倒向某一陣營。戰(zhàn)爭與內亂相互強化，以致整個希臘世界都被卷進去了，所以修昔底德說這場戰(zhàn)爭造成的災難是空前的。在戰(zhàn)爭后期，戰(zhàn)爭的壓力傳到雅典，雅典也爆發(fā)了內亂，并最終敗給了斯巴達。

第二個話題關于代際。代際議題司空見慣，似乎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但最近兩年閱讀和講解修昔底德時，對書中有關代際的討論感觸逐漸加深。整本書中關于代際的討論并不多，卻對理解戰(zhàn)爭的進程以及雅典的走向至關重要。雅典在公元前5世紀有幾件大事，我們可以用這幾個節(jié)點來標記雅典的幾代人。

世紀初雅典在馬拉松戰(zhàn)役以及第二次希波戰(zhàn)爭中戰(zhàn)勝了波斯，這無疑是雅典的高光時刻，這一代人可以視作馬拉松一代。馬拉松一代經歷了雅典之前的內部紛爭和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改革后的崛起，為了自由與波斯英勇作戰(zhàn)，并在海戰(zhàn)中發(fā)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這一代人到了公元前5世紀中葉已經是城邦的老人了，他們在垂暮之年看到雅典從平等的政體進一步走向民主政體，擁有并鞏固了一個帝國，雅典的政治家也由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和客蒙(Cimon)轉到伯里克利(Pericles)。

圖 | 伯里克利像

伯里克利能夠理解馬拉松一代人的風貌，他利用希波戰(zhàn)爭的紅利積極維系民主帝國，用帝國來供養(yǎng)民主制度。在伯里克利時代，即公元前5世紀中葉的一代人自降生起就生活在一個偉大的城邦，享受著萬邦來朝的福利，他們對希臘世界的秩序有著別樣的體會。這一點尤其體現(xiàn)在伯里克利的戰(zhàn)爭策略與西西里遠征前的城邦心態(tài)的反差中。伯里克利一心要維系帝國，但他認為雅典在戰(zhàn)爭期間不要擴張帝國。而在伯里克利時代的民主帝國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人，以阿爾喀比亞德(Alcibiades)為代表，被伯里克利時代成功塑造為好戰(zhàn)、進取、愛帝國的人，對擴張帝國充滿了熱望。伯里克利埋下的種子最終反噬了自己的戰(zhàn)爭策略。

戰(zhàn)爭爆發(fā)之后出生的一代人，在幼年時期經歷了瘟疫、戰(zhàn)亂，等到成長為公民的年紀則目睹雅典內亂以及最后的戰(zhàn)敗與帝國的喪失。這差不多也是柏拉圖(Plato)的經歷，也正是因為有這些際遇，柏拉圖才會說現(xiàn)有的城邦無一例外都敗壞了，且很難拯救，除非哲學家當王或者王成為哲學家。

圖 | 雅典城的瘟疫

從公元前5世紀初到世紀末，三代人所處的環(huán)境與心境經歷了一個周期，修昔底德所展示的代際差異讓人不免浮想聯(lián)翩。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個人的，以及與城邦綁定在一起的際遇，不同的代際對于城邦與秩序的看法注定有重大差異，由此也導致了不同的品性和行動傾向。人類雖然有史書和故事傳承，但前人的經驗教訓并不總能有效傳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歷史設定，要通過自己的真實生活來試錯和積累，最后完成一代人的悲喜故事。

第三個話題是政體。與后來的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Aristotle)不同，修昔底德沒有系統(tǒng)討論各種政體，但是政體卻成為解釋戰(zhàn)爭以及城邦表現(xiàn)的重要因素。在戰(zhàn)爭開始時，雖然他提出戰(zhàn)爭真正的原因是雅典實力的上升引起斯巴達人的恐懼，但他同時借科林斯(Corinth)人之口，對雅典人與斯巴達人的政體與品性做了詳細的對照分析。因為古希臘的“政體”不僅是政治制度，還涵蓋了在這種制度下生活的公民的品性，不同的政體會塑造不同的公民品性。科林斯人為了鼓動斯巴達人與雅典人開戰(zhàn)，故意說斯巴達人是遲疑保守的，而雅典人永遠是進取的。在全書的末尾處，寫到斯巴達錯過攻陷雅典城的一次絕佳時機時，修昔底德明確評論說，伯羅奔尼撒人是雅典人最理想的戰(zhàn)爭對手，因為“性格上的懸殊：一個敏捷，一個遲鈍；一個敢做敢為，一個膽小怯懦”。修昔底德甚至還將雅典在西西里遠征中的失敗也歸為品性：（西西里的）敘拉古(Syracuse)人的性格最像雅典人，也最擅長與雅典人作戰(zhàn)。

通過修昔底德的這些評論，可以看出他并不只是在記述戰(zhàn)爭，而是在多個層面探究人以及城邦的表現(xiàn)和動機，這在伯里克利的國葬演說中體現(xiàn)得最為明顯。在演說中，伯里克利實際上討論的議題是雅典取得帝國霸權的原因是什么，他的答案很明確，就是雅典的民主制度以及民眾的品性。從這個角度來看，修昔底德是將政體視作影響城邦及其公民行動和功業(yè)的基礎解釋變量。

談到政體，自然避不開修昔底德對雅典民主政體的敘述和評價。在整本書中，修昔底德先后記述并評價了伯里克利、克里昂(Cleon)、尼基阿斯(Nicias)、阿爾喀比亞德和后期的塞拉麥涅斯(Theramenes)等政治人物，以及雅典民眾在遇到不同境遇時的表現(xiàn)。近代以來相當長的時間內，修昔底德都被視為是批評雅典民主制度的，其中以英國政治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觀點最具代表性：“（修昔底德）對城邦政體的看法，很明顯表明，他最不喜歡的就是民主制。”霍布斯觀察到雅典民主政體中存在眾多煽動家，煽動家們追求的往往是自己的而非城邦的利益。修昔底德對這一點也有直接的評論，對伯里克利去世后雅典城內的煽動家為個人利益取悅民眾的行為，他明確表達了不滿。沿著這一思路，有學者認為民主制的缺陷導致了雅典在戰(zhàn)爭中的失敗，而修昔底德持有溫和的寡頭派立場，更青睞由少數(shù)有才智的人進行統(tǒng)治。

“二戰(zhàn)”后的學者更多地關注到修昔底德對“混合政體”的偏愛，特別強調修昔底德在第八卷中對于雅典“五千人政體”的贊美。修昔底德認為這個政體融合了寡頭與民主的要素，防止了城邦滑向兩個極端。這些不同的觀點都能在修昔底德的文本中找到依據(jù)，但回到雅典民主制度這一核心關切上，修昔底德所展示出來的似乎要更為復雜。在這一問題上，我更偏愛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康納(W.R.Connor)的觀點，他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點出：“修昔底德清晰闡明了雅典人做出冒險的決策，甚至有時會犯致命錯誤，但是民主的文化又能使這些錯誤幫助人們具備令人驚異的適應性和韌性，而這韌性又拖長了戰(zhàn)爭，加劇了苦難。”

希望對上述三個話題的簡單討論能夠引起讀者對修昔底德的興趣，古代史家所留下的作品并非簡單的事件記錄，而是有著他們自己對歷史的獨特理解。雖然修昔底德通常被視為理性的、客觀的歷史學家，但所有的書寫一旦開始就不可避免地交織著主觀性，無論是材料的揀選、結構的編排，還是撰述線索的引導，實際上都是作者深思熟慮的結果。當作者選擇寫下一種版本時，他就同時放棄了其他的諸多可能，所以閱讀經典著作首要的任務是理解作者本身的思想，通過分析作者寫了什么內容、如何組織這些內容以及為什么要寫這些內容，來努力貼近作者的想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將修昔底德歸到古希臘思想的范疇之內。修昔底德不僅撰寫了一部戰(zhàn)爭史，而且還呈現(xiàn)了當時希臘世界的思考方式。透過公民群體和政治家們的言行和表現(xiàn)，我們得以直接進入歷史現(xiàn)場，去理解希臘人的政治秩序和精神秩序。

在本書的12講中，我盡可能挑選了修昔底德書中最為重要或者學者們討論最多的議題進行拆解分析，一方面展示戰(zhàn)爭的進程，另一方面揭示修昔底德對“人的境況”的深入而復雜的思考。希望能夠通過這本小書，為復雜的修昔底德思想提供一幅簡易地圖，并最終能夠借著理解修昔底德來更好地理解我們自己所處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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