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發錢，為什么這么難

撰文丨熊志

該不該全民發錢促進消費，拉動經濟？

最近，官媒的一篇文章引發廣泛關注。文章提到，發錢促消費這種方法成本太大，“在我國根本不可行”。

相對而言，更應該加大基礎設施投資，打破“投資過多、消費過低”“投資效率不高”“基礎設施過剩浪費、空間有限”等的認知誤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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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收縮，預期轉弱，這是當前經濟的主要問題。關于提振擴大消費的文件發了一個又一個，但反映在消費端，刺激作用依然比較有限，大家還是不敢花錢。

面對如此局面，全民發錢當然不是一個萬全之策，但把寶貴的資金投入到基建中，是否一定更高效？也許未必。盲目鼓吹大興基建，可能是開錯了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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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提出了“直升機撒錢”的說法，當經濟進入低迷狀態時，這樣的刺激手段也被一些國家廣泛運用，它可以立竿見影地拉動消費增長，當然也是政客拉攏選票的一個重要手段。

比如在疫情期間，有不少國家都采用了簡單粗暴的全民發錢手段。以美國為例，它進行了三次大規模的全民發錢，符合條件的美國民眾，可以領取達2000美元的紓困資金。

我們沒有直接發錢，而是采取了發放消費券的措施。特別是針對汽車、家電等一些大宗消費領域，面向企業或者直接面向消費者，進行大額補貼，比如湖北定向東風系車型的“天價補貼”。

不過，盡管經濟社會恢復正軌，人們期望的消費報復式反彈并沒有全面出現。同時，消費券的費發放以地方主導，覆蓋面有限，而現在需求不足的狀態持續，全民發錢促消費的呼聲，也就越來越強烈了。

關于全民發錢，反對聲音很多，但有一些說法不值得一駁。像之前胡錫進表示，“都發錢就基本等于都不發錢”，他忽略了一點：這筆錢對富人是錦上添花，但對窮人可是實打實的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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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媒文章提到，假如每人發1000元現金，則需要約1.4萬億元，這會形成了巨大的財政負擔，而且居民的消費習慣、消費結構和消費意愿也制約了其效果。

這樣的說法不能說沒有道理。現在地方財政壓力大，而中國人口規模龐大，1.4萬億元不是小數目，2022年經濟第一大省廣東的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都只有1.3萬億多。

另一方面，居民消費偏保守，直接發錢大家未必會消費，出于防范風險可能會存起來，這樣就起不到刺激消費的效果。

事實上即便是儲蓄偏好偏低的美國，政府發放的紓困資金中，也有相當一部分被用于還債，或者存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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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發錢當然不是一個完美的刺激手段，除了增加財政負擔外，還可能引發通脹等等。

但換個角度看，中國這樣人口眾多的大型經濟體，如果不適合直接全民發錢，那么針對部分中低收入者，或者失業人員發錢，是否可行？

這兩天，頭部房企碧桂園陷入困局，碧桂園、恒大等巨無霸房企，它們的負債以萬億為單位計算，足以讓外界咋舌。

貨幣放水政策，本質上就是在變相發錢，然而錢并沒有發到最有需要的中低收入人群中，恰恰是房地產等一些行業，之前成了主要的蓄水池，而富人成了最大的受益者，高房價帶動的房價和租金上漲，反而變成了對窮人財富的掠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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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比起把貨幣的水龍頭打開，大水漫灌，全民發錢反而是更直接有效的工具。而且哪怕不撒胡椒面，而是定向對中低收入者紓困，以現在的數字化手段和稅收監管力度，將錢發到有需要的人手中，并不存在絕對的技術障礙。

至于增加財政負擔，也只是一個方面，消費拉動增長，可以帶動就業，同步創造稅收，這也是為財政增加收入。在這個角度上，發錢其實是對創造稅收的一種預支。

經濟學者管清友之前曾呼吁，“直接給中低收入群體發錢，三到五年內每個月都發”。這并不是一種迎合民粹的理論。

財政支撐不起全民發錢，可不可以定向發？擔心發錢的效率低，可不可以變通下，免消費稅或者消費補貼？

現在談發錢，就說“水土不服”“國情不符”，這本身就是預設立場。說到底，一些反對者還是幻想著政府有大招，更有效的刺激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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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前述那篇澄清“認知誤區”的文章所反映的，反對全民發錢，還有一個重要的理由是，錢應該花在刀刃上，花在回報率更高的地方，通過投資，尤其是基建投資來拉動增長，而不是直接折現。

有沒有道理？也有。

消費需求的擴大，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于投資的擴大，是投資的結果。所以，就像經濟學家、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說的，不能光講刺激消費，還要有效投資，有效投資才能增加就業機會，帶動收入增長。

但要注意，我們需要的是“有效投資”，而不是亂花錢，大興基建。

過去幾十年的發展進程，政府主導的基建投資，成為固定資產投資的重要代表，對經濟發展起到了不可取代的拉動作用。

中國的GDP長時間保持兩位數的增長，背后是基礎設施的大躍進。在很長一段時間，我們的基建投資增速，都維持在20%以上的水平。

得益于此，一些偏遠落后地區，也接入了高鐵、高速公路網絡，實現了翻天覆地的改變。這種改變很難直接用數據衡量——基礎設施建設除了產生直接收益以外，還可以提升宏觀經濟效率和改善民生。

比如貴州縣縣通高速，加上高鐵日益便利，在降低物流成本的同時，有效促進了地方旅游業的發展，方便民眾出行。它所產生的“正外部性”效果，很難具體量化，用簡單的投資回報率來衡量花錢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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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不顧投資效率，不看投資回報。

前些年，國家在“鐵公基”上使勁砸錢，在經濟增長方面能收獲明顯的正反饋，是因為我們處在城鎮化、工業化初期，基礎設施比較薄弱，很多民生領域的基礎設施都處在短缺狀態。

但現在的情況不一樣，城鎮化放緩，人口紅利衰退，已經過了大興基建的階段。各項數據都顯示，隨著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每單位基建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在逐年下降。

一些地方過度超前，超出地方經濟實力和城市、人口規模，舉債建機場、高鐵站，最終的結果是高大上的站點、場館建起來了，但根本么沒有多少人使用，海南儋州閑置的高鐵站，正是一個縮影。

這些閑置的基礎設施，當然不能算一種“有效投資”。但類似低效、無效基建，在過去幾年的基建浪潮中比比皆是。

有的地方把它當成了拉動增長的萬能解藥，不顧代價，不計后果。自己沒有充分的財政造血功能也不要緊，反正還有轉移支付兜底，于是才會出現疫情結束了，一些地方還想繼續建方艙的詭異現象。

政府財政資金是有限的，而預算內資金是基建投資的重要資金來源，投資浪費嚴重，不僅擠占了財政資金，還會放大債務問題。這幾年來，基建投資增速放緩，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地方債務壓力凸顯，把未來的錢都快花完了。

所以不是不要投資，不要基建，而是不能大興基建，甚至舉債過度基建，這條路已經被證明不適合當下的國情。

現在既然過緊日子，面對一些地方的無效基建、無效投資教訓，就更應該講投資回報率，追求有效投資，而不是忽視一些領域投資效率低的真問題。

基建投資的回報率下降，那么依靠基建拉動增長，不僅周期長，效率可能未必會很好。

在這個大前提下，如果要在投資和消費之間作出選擇，那么在我看來，比起將寶貴的資金投入到效益低的基建中，投入到一些可能看不到任何產出項目中，還不如直接折現發給民眾。

老百姓能拿到手真金白銀，還有比這更能直接提振消費信心的手段嗎？